精品学术 | 翟东升、李雪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重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以韩国产业布局调整为例

杰弗里·亨德森（Jeffrey Henderson）指出，生产网络不仅有全球性的，同时也有区域性的。作为重要的区域性生产网络，东亚生产网络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有丰富的研究对相关议题进行分析。首先，东亚生产网络兴起与发展的研究认为，在东亚形成的区域价值链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征。学术界对东亚生产网络的早期研究聚焦“雁阵模式（Flying Geese Model）”的垂直分工体系，该模式是后发经济体通过梯队式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的区域分工形态。林毅夫等发现，东亚各经济体依托差异化要素禀赋深化垂直专业分工，推动中间品和零部件在区域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攀升，形成依赖外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所谓“东亚奇迹”。随着后发国家的崛起，这种阶梯型产业转移和产业间垂直分工模式逐渐变成了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并存，多条产业链之间相互交织的区域生产网络。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在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又面临着再次重构。张玉来指出，中日作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双核心”，在经济上形成紧密关联、互惠共赢的关系。不过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已替代日本成为解释东亚经济秩序的核心变量，亚洲国家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上升，而日本不再具有绝对优势。既有研究基于不同维度和数据，勾勒出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脉络，捕捉到区域内国家角色易位的动向。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东亚分工体系差距较大，因此，只有依据最新数据，才能准确判断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新一轮重构的特点和趋势。

其次，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重构的原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相关研究认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重构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特朗普现象”等反全球化浪潮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了冲击，国际分工体系失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同样面临调整。美国试图维系既有的等级制产业分工体系，遏阻中国向产业链高端延伸，此举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价值链、供需链与空间链秩序的演变。这种全球价值链的演变成为东亚产业发展的新环境，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激励的下降和壁垒的上升，成为地区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因。内部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推动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重构。尤其是作为区域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攀升，促使东亚逐步摆脱对美欧出口的过度依赖，实现区域内外的均衡发展。但是，其他相关研究却强调东亚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不存在解耦关系，美国仍然为东亚经济体提供最终消费市场，驱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演变的动力仍然在外部。现有研究偏重宏观归因，缺少行业乃至企业层面的微观检验，且内部动力研究多聚焦于中美的转型，却并未对日韩等东亚区域内重要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给予足够关注。

最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结构的变迁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外溢效应。中国的崛起是区域价值链扩展的一部分，对东亚生产网络造成系统性重构，挑战了日本在该地区的经济规划和美国的经济、政治及军事主导地位。苏庆义等对东亚区域供应链重构的经济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东盟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承接中国产业转移中受益较大，这为评估东亚产业转移的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在东亚生产网络重塑背景下，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其国际影响力紧密相关，区域内对中国前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倾向于对中国进行负面评价，而后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则与此相反。新形势下，部分研究讨论了东亚生产网络重构背景下的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建议东亚国家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时机，推进区域生产网络数字化发展。现有研究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演变的系统性影响进行了梳理，不过生产网络重塑的影响往往存在滞后性，因此，区域分工格局变迁如何逐层传导至特定国家、具体产业需要长期观察。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虽然已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然而针对具体国家产业分工体系的研究仍缺乏深入、系统的耙疏与评论。国别层面的产业布局调整研究多聚焦于中美等国，而对日韩等东亚区域内发达经济体的转型机制分析依然不足。与此同时，现有文献在宏观层面开展有价值的讨论，但是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决策机制、经营成效分析等中端链条尚未进行系统探讨。本文将通过对上述方面的补充和完善，基于最新数据，构建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相结合的多层次分析框架，为新形势下中国产业升级和增强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提供理论支撑，从而使中国发展为东亚生产网络助力。

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凸显。就全球近200个经济体而言，1992年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数量为11个、美国64个、德国43个、日本28个，而至2023年这一数据发生巨变，中国118个、美国37个、德国32个、日本3个，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数量远超美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全球占比更是从1992年的1.3%跃升至2023年的11.2%。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呈现东移的趋势。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变化来看，中日韩加上东盟十国，2008年约占全球35%的份额，其中，中国的全球占比为18%；至2023年这一比重增加到52%，中国占比稳定在30%左右，这意味着东亚地区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

随着中国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中日韩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日本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核心角色弱化，逐渐退居区域价值链上游位置。韩国的国际分工角色与日本趋近且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在规模、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方面目前还不及日本。中国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生产，中日韩在制造业价值链上游环节的竞争加剧，产业间垂直分工转向产业内水平分工，东亚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主要扮演加工装配的角色，从日本、韩国进口中间品，经过加工组装后将最终产品出口至美国等发达国家。然而，目前越来越多的中间品可实现中国制造，而任何产业中国一旦进入，即意味着“价格革命”，给日韩等国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近年来，中日韩产业竞争的焦点由传统制造业转向高科技产业，过去日韩在技术和资本上的绝对优势快速缩小，甚至在某些新兴产业技术领域，如数字经济、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方面，中国展现出更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种生产能力的趋同，使得中日韩在东亚地区乃至全球价值链上的定位开始重叠，从过去的垂直分工向水平竞争转变，降低了其在价值链上互嵌的深度和相互依赖程度。

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全球霸权的“威胁”，开始采取“脱钩”战略，从预备脱钩、全面脱钩到精准脱钩，稳步推进供应链重塑和制造业“去中国化”。后冷战前20年，美国支持中国参与并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美国模式的缺陷，同时成为显现中国经济和外交能力的契机。东亚生产网络中国中心化是市场逻辑驱动的结果，但其地缘政治外溢效应却引发美国的战略焦虑。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试图削弱和威胁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2022年拜登政府时期则将中国升级为唯一竞争对手。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宣称，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至2018年，由于贸易逆差的增加，美国损失了370万个就业岗位，将自身产业空心化的责任推向中国。此后，美国加大对中国产业的排斥力度，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脱钩断链”，在小范围内直接切断产品和技术上的联系；二是“调虎离山”，通过“中国+1”逼迫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其他地区。

作为美国盟友，韩国近期深度参与美国的“脱钩断链”，其国际产业布局呈现“去中国化”趋势。自2018年以来，在华韩国企业全面启动撤离中国的进程，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显著减少，2023年对华新增投资额同比下降78.1%，半导体领域投资更是暴跌99.8%。中国曾经作为韩国第一大投资对象国，长时间在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保持较高水平，但是，近期韩国对华投资占比持续下降，2023年降至中韩建交后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导致中国首次跌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五大目的地。而2024年韩国对华撤资金额为30.9亿美元，远高于2023年的11.9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中国占比更是从2005年的39.1%跌至2024年的3%。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等东亚国家对华依赖逐渐被隐形化。“去中国化”战略实施之前，韩国向中国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加工后，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如今，韩国的直接投资转向越南等国，但从中国进出口的中间品数量并未减少。于是出口到美国的最终产品虽显示“越南制造”，但其背后却有中国制造中间环节的重要影响力。中国对越南的中间品出口额自2018年以来长期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越南与中国接壤的地缘优势使其成为实施“中国+1”的理想选择。跨国公司将原本位于中国的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越南，同时继续利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和物流体系。越南除了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得到了发展，近期还在电子产品组装等领域也取得了进步。自2010年以来，电子产品组装在越南制造业中的比重从不足10%上升至2023年的近30%，吸引三星、LG和英特尔的供应商大规模投资建厂，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电子产业集群。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扮演高效的补充者和延伸者角色，增强区域整体的制造能力和韧性。“新三角贸易”体系下，东南亚国家逐渐替代中国承担装配环节并为美欧市场提供最终产品；中国则替代日韩等国成为中间品的重要供应者。这种方式在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时，也巧妙规避了美西方对中国制造的制裁风险。从中美关税战前后的商品贸易数据来看，2024年，中美贸易逆差较2018年收缩1227亿美元，缺口几乎被东南亚“整单”接走，同一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贸易逆差扩大1251亿美元，而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顺差同步增加1386亿美元。中国在美国进口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自2018年以来持续下滑，反观东南亚经济体，却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保持年均6%以上的增速。与此同时，日韩等经济体曾经靠半导体材料、高端零部件从中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减少866亿美元，如今中国反向出口传感器、显示屏等部分高端零部件到东南亚，走向区域价值链上游。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国家获得就业、税收与出口，账面上看似在崛起，但本质上却是中国影响力的隐形化并锁进区域分工体系深处（见图2）。由此可见，美国的对华贸易制裁并未得到其所希望的效果，中国通过中转贸易仍然对全球商品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这种对华依赖隐形化模式的演进将持续深刻重构东亚乃至全球的经贸格局与力量对比。

（三）供应链的阵营化：生产分工与区域合作重组

冷战与后冷战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以全球化为基底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在后冷战前期，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将中国、俄罗斯等国纳入自由主义国际体系，不断扩大双边贸易，以期通过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抑制军事冲突。相关研究表明，如果西式民主国家、经济相互依赖、多个国际组织的共同成员这三个因素同时存在，则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减少70%以上。然而，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在国家间形成不均衡的结构性权力，因此往往会转化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武器。主权国家能够利用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限制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等手段来达到自身政治目的。美国试图对国际分工体系的空间布局进行重组，以“去风险”战略扭转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使全球产业分工形态更加灵活、多元和自主可控。

中美博弈嵌入区域分工合作体系，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阵营化与连带竞争不断加剧，出现网络堆叠和关系纠缠等现象。中美在全球影响力方面的博弈衍生出争取更广泛朋友圈与合作网络的外交竞争。拜登政府通过IPEF形成针对中国的“包围网”，强调在经贸规则、技术管制、投资限制、安全等领域加强与盟友的合作，使供应链合作不断阵营化、政治化、集团化。特朗普政府则带头破坏国际规则，通过高关税与新贸易谈判，裹挟其盟友与贸易伙伴参与遏阻中国的战略，从而系统重塑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格局。美国通过《半导体产业促进法案》，禁止获得联邦资金的半导体企业在中国等“受关注国家”进行任何重大交易，并拉拢日韩等相关方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芯片断供。美国联合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组建半导体联盟（CHIP4），封锁芯片技术流向中国。美国还发布“经济繁荣网络计划”，迫使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将关键行业从中国大陆转移，加速推进供应链“去中国化”。

日韩等东亚经济体除了参与美国主导的上述经济阵营以外，还积极寻求新的国际合作空间。日本政府在经贸领域开始强调“经济安保”，2022年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敏感技术供应链的审查和保护，推动供应链的“去风险”。日本政府还设立专项基金，鼓励本国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本土或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更安全”或“更友好”的国家。韩国政府同样重视经济安全，通过《供应链基本法》等相关法律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四国集团（QUAD）也在供应链安全方面开展合作，通过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强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2023年，美日韩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间的首次经济安全对话，在提高对供应链危机应对能力、促进核心技术保护等方面达成共识。这些表明相似立场的国家间合作与供应链阵营化趋势正在加速演进。

作为应对，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金砖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深化区域经济整合，对冲供应链孤立风险。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愿景2025》进一步对接，中国—东盟合作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以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回击美西方对中国—东南亚直接投资的负面推定。其次，中国加快推进RCEP等区域经贸协议的进程，绕过美国的关税壁垒，实现更大范围的区域及全球合作。2020年11月，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澳新五国正式签署RCEP，形成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经济规模最大、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势头最强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作为其背后实质性推动力量，将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实现“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化，这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为多边贸易合作提供了新的方案。最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平台。近年来，该平台又通过“金砖+”模式，扩大了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增强新兴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这不仅反映了国际经贸合作的区块化趋势，也体现了在中美博弈中，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国选边站队的阵营化现象。

具体而言，2017年韩国乐天集团决定向韩国政府提供土地，用于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这一决策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广泛不满和抵制。乐天集团持续亏损，决定逐步撤出中国市场。曾经将中国作为重要生产基地的三星电子，自2018年起逐步将移动设备生产工厂迁移至越南和印度。在汽车制造领域，韩国企业在中国的竞争力同样面临严峻挑战。现代汽车2024年在华销量为12.5万辆，市场占有率仅为0.6%,北京现代的销售额相较于2016年下降83.5%,现代集团决定将中国的生产基地从5处缩减至2处。随着中国加强环境监管、推进产业升级，SK化工、LG化工等企业逐步缩减在华业务规模。半导体行业同样如此，SK海力士关闭上海半导体企业，SFA则直接出售在华半导体企业，以应对政治经济形势变化。

韩国企业的上述举措，不仅反映其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体现区域供应链重构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撤出中国市场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华经济合作，而是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下，进行战略性的产业布局调整。那么，撤离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转移至哪些国家和地区？

撤离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转移目的地选择呈现近岸、友岸、回岸等多元化趋势。第一，作为对近岸的产业转移，韩国制造业对离最终消费市场最近的美国和欧盟的直接投资出现显著提升。如图3所示，韩国对美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02~2007年间的11%大幅上升至2018~2023年间的26.9%,成为美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在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与高关税、高补贴的驱动下，韩国企业纷纷加快针对美国市场的大规模投资布局。近期，现代汽车宣布未来四年将在美国追加投资210亿美元，并与LG能源合作投资43亿美元，在佐治亚州建立电池工厂；韩国钢铁巨头POSCO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建设钢铁厂；SK海力士则计划在印第安纳州投资38亿美元建设HBM封装工厂。然而，出于供应链割裂、过度依赖政策补贴、劳动力成本过高等原因，其实际经济效益远低于预期。另外，韩国对欧盟地区的投资比重同样适度增长，其对外投资占比从2002~2007年间的10.4%增长至2018~2023年间的12.2%，说明韩国制造业持续关注欧洲市场。

第二，作为友岸外包，所谓“更友好、更安全”的东南亚、南亚地区成为“中国+1”的主要目的地。在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中，东盟因具备取代中国的生产条件而备受青睐。中国市场劳动力成本稳步增长，低端劳动力尤为紧缺，出现部分工厂“招工难”现象，而越南等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明显低于中国。因此，韩国对东盟的投资比重逐渐上升，从2002~2007年的9.4%增长至2013~2017年的24.6%（见图3）。其中，越南作为产业转移热门国家，2015~2024年间，累计吸引外资超过22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0.5%,其中来自韩国的投资额为672亿美元，位居第二，仅次于来自东盟区域内国家的投资。2022年11月，在东盟峰会上，韩国进一步宣布“韩国—东盟连带构想（KASI）”，表明韩国对东盟地区的市场潜力和成本效益给予了积极评价。第三，通过制造业回岸策略，韩国还注重在本土加强高附加值产业的布局，部分业务回流到韩国本土。

韩国的上述国际产业布局调整除了经济与市场因素以外，还通过地缘政治影响力链条得以推进。如图4所示，美国等外部势力影响韩国内政，韩国政府再通过产业政策推动韩国企业进行产业转移。首先，随着供应链阵营化趋势加剧，美国不断向韩国施压，使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韩国政府为降低地缘政治风险，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一是产业回流政策。2021年韩国更新《海外进军企业回归激励法》，规定免除关键供应链回迁的限制性条件，《2023年经济政策指导》中强调对回迁国内的高端战略产业的支持，2024年宣布回流补贴预算翻倍提升至1000亿韩元，其中，半导体、电池等尖端技术企业将获得更高回流补贴。二是供应链多元化政策。2022~2023年，韩国政府制定《国家资源安保特别法案》《材料、零部件、设备产业竞争力强化及供应链稳定化特别措施法》等相关法律，指定185个“供应链稳定关键品目”，并要求企业建立中国以外的替代渠道，确保韩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这些产业政策影响韩国跨国企业的国际产业布局，从而最终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

世界经济运作的方式既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国家政策与国际规则。三星公司的产业转移源于复杂的经济因素叠加地缘政治压力。一方面，随着中国本土品牌的崛起，三星面临巨大的市场挑战，华为、小米等中国品牌通过技术迭代与成本优势，挤压三星在华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三星公司的产业转移深受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政策影响。三星公司股权结构中外资持股比例较高，这导致美国利益深度嵌入三星公司的决策链条之中，因此，三星公司积极响应美国制造业回流计划，宣布对美投资1921亿美元。

为评估上述国际产业布局调整对三星公司经营效益的影响，本文对其2016~2023年的财报数据进行了分析（见图5）。一是盈利能力。从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来看，三星公司在产业转移初期盈利水平虽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稳定，但是2023年的净利润率下滑至6%，其中，三星电子的营业利润同比暴跌84.8%，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新低。这主要源于三星公司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越南存在基础设施瓶颈、熟练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短缺等问题。2022~2023年，越南北部多次出现大规模停电，多家外资企业因电力问题被迫减产或停产，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亿美元。同时，越南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于加工组装环节，主要提供包装材料、简单零件等低附加值产品，核心零部件仍高度依赖进口。三星在印度则遇到物流与行政效率低下、劳动力市场矛盾、宗教文化差异等难题。2023年印度物流成本占GDP比重超过14%，高于中国和越南，平均港口装卸时间为3.5天，是新加坡的5倍以上。印度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近期三星电子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因劳工法修订而引发长期罢工，导致产能损失超3亿美元。

二是运营效率。近年来，总资产周转率逐年下降表明，三星公司在资产利用效率方面面临一定的挑战。三星公司在AI芯片，尤其是高带宽内存（HBM）等关键技术研发、制作效率和供应链合作等方面的竞争力出现相对落后，导致其在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发展周期内错失核心机遇，在HBM3业务领域被其竞争对手SK海力士赶超，在外包芯片制造领域更是无法超越台积电。这导致其在2022~2023年全球市场占有率开始下滑，2024年公司市值更是蒸发了1220亿美元。此外，早期财务杠杆的相对稳定表明三星公司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财务结构。但是2020年以后这一指标逐年下降，说明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来自外部因素的限制。在全球宏观经济环境收紧、国际贸易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三星虽主动控制债务以应对外部干扰，但仍无法避免因地缘冲突所致全球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企业的“去中国化”产业转移虽然短期内对撤离地产生一定困局，但是长远来看反而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革命让出了发展空间。韩国“中国+1”供应链重组的倒逼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中国在自主研发方面的自立自强。产业转移初期，在中国的确出现局部供应链断裂、经济衰落及就业压力。但是近期，中国通过技术替代、供应链重构与政策协同，逐步突破“低端锁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的供应链韧性。这一过程验证了创造性破坏理论在产业升级中的适用性，即外部竞争压力与内部创新动力的结合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跃迁的关键机制。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将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转嫁给贸易伙伴，以高关税作为筹码，迫使其贸易伙伴重新签订贸易协议，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再次面临重大调整，国际合作与供应链竞争逻辑悄然发生变化，而这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并在中美博弈中率先占领高地，在效率与安全、自主性与依赖性之间寻求再平衡，对中国乃至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未来发展趋势

美国的盟友网络和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多有重叠，而由此产生的张力将使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出现局部撕裂、局部堆叠的趋势。韩国的战略困境尤为典型。中国作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在短期内难以完全脱离中国市场和供应链。韩国228种核心进口产品中中国占比为75.5%,其认为，将深刻影响供应链稳定性的133种产品中中国占比则高达95.5%。然而，美国通过芯片法案要求韩国半导体企业减少对华技术出口，迫使韩国在安全与效率之间艰难权衡。这种张力将加剧生产网络的碎片化，未来韩国等国仍将在两个平行体系的夹缝中摇摆横跳，寻找自身生存空间，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进一步撕裂已呈难以逆转之势。

第二，各国将寻找“志趣相投者”开展合作，推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体系更加政治化、集团化与阵营化。回顾历史，一战后英国在渥太华会议上确立“英帝国特惠制”，对自治领和殖民地给予低关税或免税，而对其他国家筑起高壁垒，形成内外有别的贸易关系。近百年后，特朗普政府重启区别关税政策，欧盟、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享受“优惠”关税，而中国等其他经济体则面临高关税，试图以关税为杠杆重构全球经贸格局。未来几年，特朗普主义将愈演愈烈，在其优先事项上约束更少，更加不可预测，导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越南等国，由于在短期内无法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将更加倾向于向美西方靠拢。

东亚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同样面临阵营对抗的严重威胁。尽管亚太地区尚未形成如北约般的多边军事联盟，但部分国家在原有的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军事同盟基础上，正积极构建小多边安全协作框架，这同样显露出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对立趋势。与北约侧重军事协作不同，无论是美日印澳组成的四边机制，还是美日韩的三边安全合作，均着重于军事与经济乃至技术合作的同步推进。美国将技术武器化，开展针对部分国家的排他性合作，这一动向对亚太地区现有的供应链合作造成重大冲击，使得经济与技术领域也面临着阵营对抗风险。

第三，全球价值链将持续“缩短”，产业布局的区域化与本土化趋势愈发突出。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供应链不断萎缩，2018~2020年，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72.9%降至70.7%,亚洲与世界的供应链联系也相应出现萎缩，复杂价值链参与率从44.3%降至38.7%。但与此同时，亚洲内部的区域供应链联系却在不断加强，区域内复杂价值链参与率从23.4%提升至26%。原本跨越多国、长链条的生产流程和服务网络，正逐渐向更加紧凑、高效的方向演变。区域化意味着生产更加集中于特定地理区域内，通过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与产业协同，形成相对封闭但高效的供应链生态系统。本土化趋势则指各国政府和企业基于对国家安全和自主可控的考虑，倾向于在国内建立更加完整、自给自足的供应链。

国际生产网络区块化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在东亚地区层面，经济收益与安全需求之间的张力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主导力，而“美国优先”与多边主义之间的矛盾亦使其联盟体系运行陷入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地区国家将积极寻求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加强合作的机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日益完善的全产业链体系，能够为这些国家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东亚区域经济体正面临全球贸易形势趋紧和外部需求疲软的挑战，但区域经济增长仍应保持一定的韧性。区域合作的深化将提升东亚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形成更加自主和可控的“东亚经济圈”。

（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重构与中国路径

一是通过货币体系与财富再分配等经济政策改革，推动中国为世界提供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当下东亚依然缺乏一个能够长期推动区域内贸易的内需市场。中国应推动国债与货币体系的战略性改革，将自身作为货币信用的创造者，扩大以本币计价的国债规模。2024年，中国国债总额为34.6万亿元人民币，而GDP总量为134.9万亿元，国债占GDP的比重在25%左右。若按照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62%测算，中国国债应达84万亿元，比现有规模翻番有余；如果按照最近2024年122%的比例测算，国债则应高达165万亿元。因此，中国需推进国债发行机制创新，构建以人民币信用为基石的现代财政体系，为福利制度转型提供资金支持。

加快构建现代福利体系和财富再分配体系，增加中国的中产阶级收入，从而在保持供给侧优势的同时，不断强化需求侧，真正实现双循环。202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发布全方位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标志着改革进入深化攻坚阶段。经合组织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福利支出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的公共部门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远低于OECD国家的22.96%。以2020年为例。中国的福利支出占比为10%,而韩国为14.39%、日本为24.94%、美国为23.94%。由此可见，中国的公共部门福利支出及国债规模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中国可通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居民预防性储蓄率降低8~10个百分点，形成供给端提质与需求端扩容的良性循环。

二是提高供应链韧性与控制力，加快技术革命，优化产业布局，以中国的比较优势对冲“去中国化”。如果中国能够依靠人工智能，打破制造业升级后产业转移的固有模式，便能终结产业自然转移的重力作用。为应对全球价值链合作的不确定性，中国需率先加强供应链上下游的协同与整合，提高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在优化供应链布局方面，中国应综合考虑地理、资源、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供应链体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黑灯工厂”的普及，在人机共生的时代人才红利正在取代人口红利。如图6所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显示，中国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显著增加，廉价劳动力人口逐渐退出市场，而高端技术人才不断进入市场，60.2%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支撑人才红利释放。从产业分工上看，一部分劳动密集型或环境成本较高的生产环节将进一步向越南、缅甸等地转移，而研发、投融资、品牌设计等环节将进一步向中国大陆转移。RCEP对中国就业结构的意义将是让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离开中国，从而为中国的高校毕业生置换来更多的高薪岗位。

三是面对美国的内政和外交的分裂与摆动，中国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体现大国的战略定力和国际信誉，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生产网络。美国内政的分裂导致政策频繁调整，政策上的摆动则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一系列变化为东亚国家提供了重塑区域格局的契机。由中国主导的区域生产网络，不仅基于传统的贸易往来，更强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中国倡导开放、包容、共赢的合作理念，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鼓励技术共享、市场开放和人才流动，打造一个更加紧密、高效且韧性强的东亚经济共同体。

除此之外，中国应强化区域生产网络领导力，构建由东亚主导的东亚生产网络。在供应链碎片化与政治化的趋势下，中国应强化自身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影响力与向心力。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助于应对美国的供应链孤立策略，还能在全球竞争中为中国争取更有利的地位。中国作为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国家，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经济合作等，逐步构建起以东亚为核心，辐射全球的生产与消费网络，为东亚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