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与难治性，既有研究大多从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的异质性等内部视角展开，而忽视了殖民遗产与国家政策等外部力量对族群认同的强制塑造力。本文提出族群分离运动的走向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内部原生性“自发”认同与外部“他者”建构动态互动、共同塑造的结果。在菲律宾摩洛问题中，南部穆斯林基于历史、宗教与文化形成的原生族群认同，在殖民统治、菲律宾独立后中央政府同化政策等持续“他者”建构作用下不断被强化、激化乃至政治化，原本的文化差异逐步转化为难以调和的政治对立，并衍生出派系分裂与恐怖主义等问题。本文从内外互动视角拓展了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的成因解释，对理解区域族群冲突与国家整合困境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李夏菲
东南亚地区因其民族多样性而备受关注，该地区民族问题复杂，包括印尼的亚齐问题、菲南的摩洛问题、缅甸克伦人的分离运动、泰南的穆斯林分离运动等在内的族群分离运动持续不断，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热点地区。族群分离运动在塑造东南亚国家疆域及国家间关系的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地区安全与稳定。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一衣带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都与东南亚地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与我国息息相关，地区内部的民族问题与分离运动可能导致跨国摩擦和冲突，影响整个地区和地区外的安全和稳定。所以，对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进行深入研究，具有极强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议题，本研究选取东南亚分离运动中极为典型的案例——菲南摩洛分离运动，从外部和内外互动的视角剖析殖民因素如何形塑族群认同与族群民族主义，以探究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的成因。本文将在对所谓宗教“温和化”转向的表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转向背后的动因和特征，探究转向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此推动对伊斯兰教与现代伊斯兰国家政治关系的理解。
东南亚地区的族群分离运动大多根深蒂固且旷日持久，表现出持久性、复杂性、难治性等特点。从族群的角度来看，关于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成因的既有解释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族群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是族群分离运动产生的根源；二是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异质性是族群分离运动产生并发展的根本原因；三是对族群内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忽视是族群分离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所在。然而，这些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殖民遗产对族群认同的强制性塑造，未能充分揭示外部强加的身份认同即“他者”建构如何导致内部碎片化与发展趋势极端化，不足以解释殖民遗产在分离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尤其是内部“自发”形成与“他者”建构的内外互动如何作用于族群身份认同的塑造与强化，进而影响分离运动的走向。
有学者认为，族群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是族群分离运动产生的根源。安东尼·史密斯指出，公民民族主义很难容纳不同文化群体的诉求，在公民民族主义之下没有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民族主义既非宽宏大量，也不像其自身所标榜的那样不偏不倚。”实际上，公民民族主义者认为，“高等”文化和“大民族”必然比“低等”文化和“小民族”或者 “小族群”更有价值，要求实行族群的一边倒，通过整齐划一甚至是贬低和压制其他族群文化的方式，将其他族群濡化进同质的主体族群，以实现对少数族群的同化，在这种情况下，族群的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也因此被归入社会的边缘。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容易导致族群认同和公民认同之间的割裂。
拉贾特·冈古利与伊恩·麦克杜夫分析了族群冲突与分离主义运动存在的根源。二人指出，多民族国家不可能既稳定又和谐，受此影响，中央政府总是试图建立起与领土边界相吻合的民族边界，希望构建一种统一的国家认同。然而，由于这种政策对于族群多样性考虑不周，构建起来的国家认同实际上支离破碎，当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少数族群的利益产生冲突时，族群分离运动爆发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龚浩群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泰国南部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内在原因，指出政府的同化政策没有尊重马来穆斯林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陷入了民族整合的困境。这实际上都体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之间的张力如何导致族群分离运动的产生。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差异性是族群分离运动产生并发展的根本原因，其中，一些学者侧重社会经济差异，还有一些学者则侧重文化差异。庄礼伟提出族群异质性对自由亚齐运动（Gerakan Aceh Merdeka，GAM）具有深远影响，少数族群长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造成其与主体族群在社会经济上的差异与矛盾，为分离运动积蓄了巨大动力。施雪琴指出东南亚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是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巨大差异，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高金明认为，亚齐穆斯林和以爪哇族为主体的穆斯林之间的文化差异是亚齐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阿南达·拉贾合认为克伦族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为其民族认同的形成提供了深厚基础，克伦人的族群民族主义不仅是对外部压迫的反应，也是一种内部认同的再造。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对族群内部多样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是族群分离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所在。杰西卡·哈里登对缅甸克伦人的身份认同与缅甸少数族群的政治化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克伦族并不是一个单一化、同质化的民族，其内部具有多样性，然而克伦民族联盟的精英致力于推进单一化的泛克伦族身份认同，结果却适得其反。类似的情况在摩洛问题中同样存在，托马斯·麦肯纳指出，摩洛人由13个部族构成，内部非常分裂，且这些部族之间从未完全统一过，因此摩洛人内部的族群特征并不纯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族群内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忽视会从根源上催生族群分离运动。
上述文献对族群分离运动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且主要集中于族群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的张力和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的异质性这两个角度，这两类原因通常是族群分离运动爆发的共性原因。但是在有关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成因的研究文献中，针对少数族群内部及其族群民族主义产生与发展过程的分析相对较少。仔细考察东南亚不同国家的族群分离运动便不难发现，尽管存在着一些共性的成因，但其族群内部的构成特征和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塑造了分离运动的不同发展轨迹。本文认为，在族群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殖民遗产对族群认同的塑造是一种强制性塑造，正是这种 “他者”建构的机制，使得部分东南亚地区的族群分离运动深陷于认同政治与暴力循环的泥沼。总而言之，尽管相关文献已经对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的成因给出了多种解释，但在分析视角上仍然存在能够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特别是在外部与内部层面的互动方面，既有研究对摩洛问题演化进程的分析并不充分。本文以菲律宾摩洛问题为例，力图揭示外来干预对摩洛人自身认同的强化如何影响摩洛分离运动的进程，剖析殖民遗产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二、分析框架：影响东南亚分离运动走向的因素
分离运动的走向与族群认同的生成路径密切相关。族群分离运动的兴起、发展轨迹与最终走向，并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而是由“自发”形成与“他者”建构两种族群认同生成逻辑的互动塑造。二者在现实世界中并非二元对立，也绝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共存状态。何种生成路径占主导以及两者之间如何互动，深刻影响着族群分离运动的进程与走向。“自发”形成是族群认同的生成路径之一，是指族群认同主要源于共同体内部长期共享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宗教实践或对特定地域的归属感。当族群认同主要基于上述内生因素而“自发”形成时，往往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基，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内部凝聚力。这种内生性认同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内在连续性，并且当这种族群认同的纯洁性和稳定性达到较高水平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外部力量对其族群特征与身份认同的破坏，保持群体内部的凝聚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发”形成的族群认同，在与外部强加的“他者”建构的互动过程中，反而可能会强化原先的内生性认同，使得原本主要基于历史文化传统、较为温和的“自发”认同政治化、激进化。总而言之，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他者”建构这一生成机制可能充当了“自发”形成的族群认同的催化剂与强化剂，最终将文化差异转化为难以调和的政治对抗。
“他者”建构是族群认同的另一种生成路径，是指由外部力量反向塑造的族群认同。当族群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力量作为“他者”强行建构而来时，分离运动则极易滑向复杂化和极端化的深渊。“他者”建构是外部力量基于刻板印象、忽视其主体性而强加标签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歧视性和屈辱感。在这种情况下，特定群体往往被标签化，甚至污名化为对国家统一与主体民族利益的“威胁”。其分离诉求通常超越具体的政治经济权益，还包括仇恨情绪，以及对生存尊严和自身边缘化地位的抗争。在缺乏稳定认同基础的情况下，群体内部极易因政策分歧、派系利益或外部干预而四分五裂。“摩洛”一词本就是“他者”建构的体现，这种外部建构的认同是被动的，无法掩盖其内部的碎片化，反而加剧冲突的复杂性，催生诸如阿布萨耶夫等一系列极端组织，使得和平进程进展缓慢，仍面临极端势力挑战和认同和解等深层次难题。
族群认同的生成路径——“自发”形成抑或“他者”建构——何者占据主导以及两者如何互动构成了理解分离运动走向的关键。前者虽天然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内在连续性，但外部强加的“他者”建构可能会强化甚至极化或分化群体内部“自发”形成的身份认同；后者建构的认同本身并不稳定，易导致内部碎片化和发展趋势极端化，将冲突推向长期化、复杂化的泥潭。需要说明的是，“自发”形成与“他者”建构在经验世界中并非完全对立，更多是关乎程度差异与互动关系的问题。分析的关键不在于给出关于某个案例“非此即彼”的论断，而在于辨析在特定国家与历史情境下，两种生成逻辑如何互动以及何种生成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探究影响冲突基本走向的深层原因。
三、案例呈现：菲律宾南部的摩洛问题
东南亚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长期饱受族群分离运动的困扰，其根源深植于殖民统治时期行政区划与民族分布错位等遗留问题，以及独立后中央政府政策的失误、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结构性矛盾等。例如，英国将大量孟加拉穆斯林迁入缅甸若开邦，埋下了罗兴亚危机的种子；西班牙殖民者向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聚居区灌输天主教文化，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菲律宾，导致独立后南北对立加剧。后殖民时代，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大民族主义”使少数族群更加边缘化：印尼将爪哇人迁至亚齐等资源富集区，缅甸缅族与克伦人、克钦人之间在经济社会结构上的失衡等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催生了多股分离势力，其诉求从高度自治到独立建国不一而足，由此引发的冲突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与长期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菲律宾南部的摩洛问题尤为典型。之所以选择这个案例，一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的核心特征与解决路径，几乎涵盖了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所有关键维度，包括殖民遗产的负面影响、宗教文化的冲突与对立、中心—边缘的经济社会结构不平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以及从武装冲突到自治妥协的演变轨迹等。二是通过该案例，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自发”形成与“他者”建构两种族群认同生成逻辑的双重作用与互动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殖民经验如何形塑摩洛人的族群认同与族群民族主义，进而推动了摩洛分离运动的进程。
摩洛人由包括马拉瑙人（Maranaos）、马京达瑙人（Maguindanaos）、陶苏格人（Tausug People）等在内的13个部族构成，共同信仰伊斯兰教。摩洛问题则指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苏禄群岛、巴拉望岛等地的穆斯林族群分离运动。摩洛问题的发酵和摩洛人与菲律宾主体族群的差异性密切相关，且这种差异性呈现出历史遗留的特点。14至15世纪，伊斯兰教从马来半岛传入菲律宾，而后沿着由南向北的路径广泛传播，并与当地的原始宗教和“巴朗盖”等社会组织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伊斯兰教，菲律宾南部也开始相继出现一些穆斯林苏丹政权。在西班牙殖民者抵达菲律宾之前，伊斯兰教已经由苏禄、棉兰老地区传播至吕宋岛，然而，1565年西班牙舰队登陆宿务打断了伊斯兰教在菲律宾的传播进程，吕宋岛的伊斯兰教势力被迫退回菲律宾南部地区。西班牙殖民者很快将菲律宾中北部地区纳入其殖民版图，并在这些地区广泛传播天主教，将伊斯兰化尚浅的原著居民改造为天主教徒。
当西班牙殖民者企图进一步南下进行殖民扩张时，却遭到了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激烈抵抗，历时三百年之久的摩洛战争由此拉开序幕。在此期间,双方几乎一直战乱不休，即便19世纪中期西班牙终于在菲律宾南部建立起殖民统治，摩洛人也从未放弃过抵抗，因而，自始至终西班牙殖民者都没有真正实现对菲律宾南部地区的有效统治，但摩洛战争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一方面，南部地区常年不断的战乱使得菲律宾南北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另一方面，南北两大宗教群体——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对立和敌视愈加凸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宗教文化上的对立成为之后很多年里摩洛人与菲律宾天主教徒频繁发生冲突的根源所在。
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战败，菲律宾的宗主权被移交给美国，摩洛战争终于落下帷幕,菲律宾也由此进入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在美国占领初期，美国殖民者通过武力手段实现了对整个菲律宾的军事占领。尽管在这一时期美国试图对菲律宾南北进行针对性管理，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菲律宾。此后，美国在菲律宾南部主要采取“吸引政策”，大力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并推行移民政策，加速统一菲律宾的步伐。在移民政策的推动下，大量来自菲律宾北部的天主教移民涌入了南部穆斯林的生活区域。据统计，1903年，穆斯林占棉兰老岛总人口的76%，这一比例在1980年下降至23%，到1990年，穆斯林仅占棉兰老岛总人口的19%。1914年，摩洛省被废除，美国殖民当局逐步把权力移交给菲律宾人，尤其向北部的天主教徒倾斜，任命部分天主教徒来管理摩洛地区，美国殖民者这种“以菲治菲”“以北治南”的政策在北部天主教徒和南部摩洛人之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将两者推向了冲突爆发的边缘。
纵观摩洛问题从菲律宾建国之初直至当代的发展历程，其诉求经历了从自治（寻求获得自治地位），到分离（要求独立建国），再到自治的转变，武装冲突与和平谈判交织贯穿于摩洛分离运动的始终。摩洛问题在菲律宾独立之初并没有走上分离运动的道路。1946年菲律宾正式宣布独立，由于深受美国殖民遗产的影响，菲律宾政府的权力结构并不平等，权力主要掌握在天主教徒手中，南部摩洛人则很难参与国家治理和重大决策的制定。1954年，菲律宾参议院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针对摩洛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调研结果显示，摩洛问题的根源在于南部穆斯林缺乏对国家的归属感。于是，菲律宾政府成立了“国家整合委员会”（Commissionon National Integration），制定并推行“整合政策”，通过加快菲律宾北部的天主教徒向南部移民，以及向南部穆斯林传播天主教文化两种方式，促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国家政治实体和社会体系，力图达到同化摩洛人的目的。
然而，“整合政策”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两大宗教群体的融合，反而更加激化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伴随着“整合政策”的实施，大量天主教徒移民至南部摩洛地区，移民政策对摩洛人的生存空间造成了严重冲击，导致双方在土地等资源分配问题上纠纷不断，甚至因此爆发流血冲突。“整合政策”并没有取得菲律宾政府预期的效果。曾有穆斯林国会议员于1961年提出要求承认苏禄省自治地位的议案，却未能引起菲律宾政府的足够重视。终于，1968年的雅比达事件成为穆斯林独立运动（Muslim Independence Movement，MIM）的导火索，将摩洛反抗运动推向高潮。
1968年5月，哥打巴托省前省长达图·乌托格·马塔拉姆（Datu Udtog Matalam）宣布成立“穆斯林独立运动”，吹响了“摩洛人要求独立的号角”。1969年，“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成立，该组织由青年激进分子领导，要求建立一个世俗的摩洛国家，而非伊斯兰教国家。此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内部逐渐出现分化，不少成员脱离该组织后成立了其他的分离组织，其中就包括于1982年成立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该组织相较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宗教色彩更加浓厚，在摩洛反抗运动中后期发挥了巨大影响力。此后，摩洛问题呈现出更强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走向。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中分离出来的“阿布萨耶夫”（Abu Sayyaf Group，ASG），该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影响巨大，并一直活跃于东南亚地区。相较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阿布萨耶夫组织从创立之初就更为激进与极端，其创始人阿卜杜拉贾克·詹贾拉尼（Abdurajak Janjalani）认为应该采取更加激进的反抗政策，要求在菲律宾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鼓励穆斯林民众参与到“圣战”之中。2000年初，该组织在苏禄、巴西兰和马来西亚的沙巴等地区制造了多起绑架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发生在2000年4月的霍洛岛绑架案，阿布萨耶夫劫持了马来西亚西巴丹岛的21名人质至菲律宾霍洛岛，并索要高额赎金，震惊全球。此后，美国在2001年遭遇“9·11”恐怖袭击并开始了国际反恐战争，摩洛问题又与国际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使局势更加复杂。
进入21世纪，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人进行了多次和平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此期间，菲律宾南部的恐怖主义势力也愈加猖獗，严重威胁了菲律宾乃至周边国家的社会稳定。“9·11”事件之后，阿布萨耶夫公开向美军发起挑战，该组织发言人沙巴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不惧怕美国军队，并且已经夺得美军向菲律宾军队提供的一些装备。与此同时，阿布萨耶夫还加强与其他极端组织的联系，制造多起绑架案和爆炸案，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直到2018年5月，菲律宾国会正式通过了《邦萨摩洛基本法》，并于2019年1月建立了“邦萨摩洛自治区”，至此，摩洛问题的治理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分离主义活动暂时得以平息。
然而，摩洛问题依旧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前景莫测。2019年1月以来，菲律宾南部仍时常有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例如在2020年，苏禄省霍洛市发生了两起连环爆炸案，其中包括一起自杀式爆炸案，造成15人死亡，75人受伤。2025年7月，由于与菲律宾政府的分歧，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宣布暂停执行其战斗人员解除武装的计划。2025年8月，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各派系发生武装冲突，造成3人死亡，总统和平顾问卡利托·加尔维斯（Carlito Galvez Jr.）对此表示担忧，指出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领导层的任何分裂都有可能破坏邦萨摩洛的和平进程。由此可见，虽然“邦萨摩洛自治区”已经建立，但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菲律宾政府之间的分歧以及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内部的派系斗争依然阻碍着菲南地区的和平进程。
四、“自发”与“他者”的双重作用——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的动因
族群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族群分离运动的主要诱因。族群分离运动的兴起、激化与演变，是内部“自发”形成的族群认同与外部“他者”的建构力量持续互动的结果，具体的互动模式主导着分离运动的性质与基本走向。其中“他者”建构这一外部力量主要表现为殖民遗产以及中央政府在处理地方问题上的相关政策。本文以菲律宾摩洛问题为例，剖析其内在机制，进而将分析框架拓展至东南亚其他国家，以揭示这一双重作用机制在东南亚族群分离运动研究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摩洛问题是观察“自发”与“他者”因素互动演进的经典样本。其“自发”因素根植于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土壤，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之前，苏禄群岛以及棉兰老岛等地已经存在发达的伊斯兰苏丹国政权体系，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原生性族群认同。这种认同并非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前现代的文化共同体意识。这种“自发”形成的族群认同在往后的几百年间被殖民经验和菲律宾建国后的国家政策等外部力量所强化和重塑，将摩洛人的族群民族主义从一种原生性的历史文化记忆锤炼成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基于文化差异的族群认同逐渐演变为一场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对抗。总的来说，摩洛问题中“自发”与“他者”的复杂互动关系使得摩洛人的族群民族主义也因兼具文化性和政治性而变得更加复杂，在“他者”建构因素占据主导的情况下，摩洛反抗运动容易陷入激进化的境地，导致其内部的族群特征出现分化和异化，滑向失控的边缘，增加此类民族问题的解决难度。
摩洛问题中的“他者”因素，表现为层层叠加的殖民遗产与后殖民时代的国家政策。菲律宾南部相互之间差异较大的穆斯林各部族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整体并拥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摩洛人”，其实是西方殖民者刻意引导并建构起来的。正是殖民经验深刻塑造了民族主义，可以说，西班牙殖民者与美国殖民者在“摩洛认同”的塑造与摩洛族群民族主义的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便于管理，西班牙殖民者决定使用“摩洛”一词来指代菲律宾南部的所有穆斯林群体。“摩洛”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中的Mauros，意指“黑色”，在西班牙语中一般拼写为Moro。“摩洛”一词的使用与西班牙在中世纪经历的宗教战争密切相关，其在西班牙语中较多指代负面的异教徒形象，后逐渐发展为泛指所有的穆斯林。自西班牙开启殖民扩张以来，也把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统称为摩洛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摩洛人”这一称呼逐渐缩小为特指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如今已成为其代称并得到广泛使用。可见，“摩洛人”这一称呼并非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古已有之的称谓，而是西班牙殖民者在相当晚近的时候建构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摩洛”一词可以被理解为西班牙殖民者给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群体贴上的舶来品“标签”，后逐渐成为菲南所有穆斯林的统称。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作为外部力量的殖民因素在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直接诱因和主导因素的角色，是造成菲律宾南北对立的主要原因，为之后摩洛分离运动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西班牙在16世纪殖民菲律宾时，除了占领和掠夺外，还带来了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原本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被驱赶至南方，北部则被殖民者带来的传教士天主教化。这些传教士还向其北部居民灌输对穆斯林的仇恨与歧视，以北方天主教徒作为对抗南方信仰伊斯兰教的摩洛人的工具。在西班牙殖民者和传教士的记载中，摩洛人通常被赋予“野蛮”“固执”“好战”“自私”等刻板印象，并被认为是“西班牙人完全敌对的势力”。在西班牙长期的殖民统治中，这种负面形象亦逐渐渗透进菲律宾中北部民众的头脑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殖民与宗教因素相互交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南北对立，摩洛人的族群民族主义也在殖民者的“他者”建构中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
美国殖民统治时期，摩洛族群民族主义的“他者”建构特征则更加显著。在殖民统治初期，美国殖民当局就明确拒绝承认摩洛地区的法律体系，表明穆斯林不能被排除在直接殖民统治之外。美国于1903年在菲律宾南北分别设立摩洛省和基督教省，1904年单方面宣布废除《贝茨条约》，否认苏禄苏丹政权的合法性，正式开始对菲律宾南部的直接统治。正如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将军在担任摩洛省省长期间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所阐述的那样：“美国在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等菲律宾南部地区的政策目标是最终将该地区纳入统一的菲律宾，逐步实现摩洛省与基督教省的合并，由共同的政治机构进行管理。”此后，美国殖民当局针对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群体制定的“吸引政策”试图通过引入移民的方式同化摩洛人，但是，大量天主教移民的涌入引发了南部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当时的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拉斯顿·海登（Ralston Hayden）就曾指出：“美国在开发新大陆时，印第安人和美国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也从未像1904年至1914年间摩洛人与美国军队之间的冲突那样频繁和激烈。”
美国殖民当局延续了西班牙殖民者对“摩洛”这一称谓的采用，以此作为菲律宾13个穆斯林部族的统称。在官方文件中，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表明被称为“摩洛人”的13个部族拥有独特历史文化的证据与迹象。由此可见，美国殖民者有意构建并强化摩洛人的整体认同，同时弱化摩洛人内部不同部族间的差异性。在美国对摩洛人的早期殖民统治中，最具影响力的代理人之一是纳杰布·萨利比（Najeeb Saleeby）。他知道，不同的穆斯林部族不论是在地理边界上还是语言文化上都不统一，于是，他呼吁通过建立一个新的超越菲律宾穆斯林身份的方式来促进不同穆斯林部族间的团结，即通过构建“摩洛社区”（Morohood）来加强穆斯林的团结，从而为他们最终融入一个统一的菲律宾国家奠定基础。此后，以爱德华·库德（Edward Kuder）为代表的一批殖民地官员通过教育政策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穆斯林贵族精英，促进了菲律宾穆斯林对于“摩洛人”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
独立后的菲律宾延续并强化了这种“他者”建构逻辑。后殖民时代菲律宾中央政府针对摩洛地区的相关政策非但未能弥合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裂痕，反而成为最直接、最强烈的“他者”建构力量，激活并强化了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生性认同。独立后菲律宾政府推出的“整合政策”强化了殖民统治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将摩洛问题推向爆发的边缘。由此可见，殖民因素和后殖民时代的菲律宾国家政策充当了外部的“他者”力量，造成了摩洛人与外界的鲜明对立，使得摩洛问题更加复杂化。
尽管摩洛人的族群认同中存在自古以来“自发”形成的原生性成分，但其内部的族群特征并不统一，这种原生性认同在与外部“他者”建构力量的互动过程中容易被强化，乃至出现分化和异化。具体而言，摩洛人内部非常分裂，包含大大小小13个部族，且这些部族之间从未完全统一过。尽管殖民者人为建构了一个“摩洛人”的统一身份，也无法掩盖其内部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在20世纪70年代的内部分化便是例证。有研究指出，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以陶苏格人居多，后来分裂出去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则以马拉瑙人占多数，而后面组建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改革派则以马京达瑙人为主。并且，不同部族间对于伊斯兰教的信仰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例如，马拉瑙人与马京达瑙人更加执着于伊斯兰传统文化，陶苏格人则世俗性相对更强，组织内部出现的分化现象导致摩洛问题更加复杂化，其中分化出来的一些激进的宗教狂热者更加容易走向极端化。例如阿布萨耶夫组织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产生了异化，与国际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摩洛问题的治理难度，导致菲南摩洛地区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仍笼罩在恐怖主义阴霾之下。
整个东南亚范围内持续而复杂的族群分离运动，几乎都离不开“自发”与“他者”因素的动态互构。例如印尼的亚齐，自古以来独立于印尼本土之外使其自成一个整体，这种在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族群特征较为纯洁。然而，印尼建国后，中央政府对待亚齐的政策几乎摧毁了亚齐在殖民时期建立起来的对印尼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在强有力的“他者”建构下，亚齐的族群民族主义反而被进一步强化和激化，最终自由亚齐运动爆发。又如西巴布亚问题中，巴布亚人在文化和宗教上与印尼主流社会迥异，殖民时代后期人为划定的政治边界以及印尼接管后系统性的移民同化与政治压制等“他者”建构力量，导致其抗争的核心诉求直指民族自决权。再如缅甸的克钦人，在历史上形成了基于山地部落传统与基督教信仰的独特认同，在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埋下分离种子后，又长期受到缅甸政府以缅族为中心的“大缅族主义”的不平等对待，这种持续的“他者”建构进程，不断强化着克钦独立军的武装独立倾向。
由此可见，族群内部基于历史、文化与地域“自发”形成的认同，为分离运动提供了情感与社会的基石；而外部的、先后由殖民主义和后殖民民族国家所施加的“他者”建构因素，则充当了冲突的催化剂和强化剂。当然这一双重分析框架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种理解分离运动动态生成机制与主导逻辑的分析工具，当研究者将其应用于东南亚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时，还需结合各案例独特的历史路径进行阐释，同时关注诸如族群精英、地方首领等行动者的重要选择对冲突走向的关键影响，避免大而化之的单一归因。
结语
在摩洛问题中，基于历史文化传统“自发”形成的原生性认同在殖民经验和后殖民时代国家政策等外部力量的影响下，非但未被消解，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激化，甚至出现分化和异化的现象。摩洛问题充分表明，族群分离运动的背后存在诸多复杂因素，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易造成对单一族群的假想和概念化，从而导致族群内部出现矛盾和分化；加之外部“他者”建构力量对原生性认同的强化，容易导致文化差异最终转化为难以调和的政治对抗，从而使得分离运动更加复杂化，大大增加了处理此类民族问题的难度。
东南亚部分族群分离运动之所以根深蒂固且旷日持久，其深层动因往往深埋于“自发”认同与“他者”建构的复杂纠葛之中。殖民遗产作为一种典型的“他者”建构力量，通过重塑族群边界、固化群体对立、植入不平等结构等，为后殖民时代的族群冲突埋下了伏笔；而独立后国家治理政策的失误，则常常作为一种新的、更直接的“他者”力量，持续强化着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最终导致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与升级。本研究通过“自发”与“他者”的互动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东南亚地区族群分离运动的生成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东南亚地区的族群分离运动治理，需深刻洞察特定族群认同形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审慎对待可能构成“他者”建构力量的国家政策。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日益密切，构建更为深入的东南亚区域国别认知体系已成为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迫切任务，对于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也面临着从宏观概览向微观洞察的转向。在此背景下，未来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应更加着眼于深入挖掘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央地关系、族群关系和社会力量互动，进一步深度剖析和追踪东南亚国家的实时动态，从区域整体研究下沉至国别、族群、家族、教派等更细分层面的内部驱动机制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动态且深刻地理解东南亚的宏微观特性，夯实我国周边外交的知识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