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埃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多个伊斯兰国家在宗教政策与公共话语层面呈现“温和化”转向。在对温和化转向不同层面的表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分析推动转向的不同原因，总结其特征和面临的挑战，进而指出当前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温和化更接近一种“国家主导的宗教治理工程”。其发展方向并非走向世俗化和自由化，而是现代国家在政治伊斯兰挑战、反击宗教极端主义及现代化发展竞争压力下，按照现代国家的逻辑和治理目标对宗教进行的重组与重塑。这一转向能否取得现实成效高度依赖于国家能力和现代治理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宗教温和化转向是一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分析这一转向也成为理解传统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
王宇洁
在沙特阿拉伯，宗教话语的更新主要表现在提倡“温和伊斯兰”、遏制教派主义话语方面。21世纪初，教派主义一度成为沙特对内维护王权，对外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政治话语工具。瓦哈比派宗教人士在网络发布大量反什叶派、反伊朗的教令与文章，并将国内什叶派与外部对手绑定予以抨击。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在沙特境内多次实施针对什叶派民众的袭击事件，这种行为获得了瓦哈比派内部纳赛尔·法赫德等极端宗教学者的支持。将教派主义话语安全化和工具化的行为，在应对中东变局为沙特带来的危机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无助于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和团结，共同抵御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其负作用逐渐显现。
温和化转向还表现在推动跨宗教对话方面。2019年爱资哈尔大伊玛目艾哈迈德·泰伊卜在阿联酋与教宗方济各共同签署了《人类博爱宣言》，呼吁以信仰促成对话、通过文明对话化解冲突。这为海湾国家推进跨宗教合作提供了国际样板。卡塔尔连续多年来举办跨宗教对话会议并设立“多哈国际宗教对话中心(DICID)”，把“对话与共存”纳入公共外交与社会文化议程。阿联酋则通过宗教场所布局来呈现宗教多元图景，例如在阿布扎比建设集清真寺、教堂与犹太会堂于一体的“亚伯拉罕诸教之家”，以具象化方式呈现多信仰共存的国家叙事。以上举措帮助这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逐步营造起宗教多元、温和的形象。
当然，对于外界来说，温和化转向最直观的社会表现是对传统宗教规范的有限放松。2016年，沙特政府出台措施削弱宗教警察的强制执法权，随后在社会政策层面推进一系列更具象征意义的变革，如女性驾车权在2018年正式落地、影院行业恢复商业化运营、举办各类国际文化活动、音乐会和体育赛事等。虽然保守宗教势力对变化仍有非议，但这无疑是对以往严格的社会规范的重要调整，对于消除国际社会对其与极端主义关联的负面印象，实现“2030愿景”中经济多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目标有积极意义。
在另外一些国家，关于着装与公共行为的规范也出现了弹性调整。比如阿联酋在强调端庄的前提下，更多以场景化的规则替代强制要求，要求在政府机构及宗教场所遵守更严格的着装规范，而在商业与旅游空间适度放松要求。虽然在公共场所醉酒依然在多个国家被视为违法，但是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等国开始以许可制的方式，允许特定人群在特定场所进行酒精消费。
更新宗教话语、加强宗教管理、推动跨宗教对话、放松传统宗教规范等举措，推动一贯被外界认为保守、传统、动荡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逐步树立起温和、现代、稳定的形象。但这一过程并非宗教界自身的转向或是自下而上的变革，更多是国家主导和推动下的宗教话语再阐释、宗教治理工程和公共文化工程，其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
第一，消解政治伊斯兰勃兴带来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合法性压力。2011年中东变局之后，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占据上风，相关组织被视为政权安全的巨大威胁，带来系统性安全压力。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国一方面将穆斯林兄弟会及其相关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强化对政治伊斯兰网络的压制与监管；一方面以“温和伊斯兰”“宗教宽容”作为替代性资源，通过塑造新的宗教话语来削弱政治伊斯兰的社会动员基础。
第二，应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带来的挑战。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引发社会分裂，影响社会稳定，更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作为重灾区及防范前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为此，巴林推出《巴林王国宣言》，以国家文件形式强调宗教自由与反极端主义。阿联酋以反极端主义将宗教话语、公共表达纳入“秩序—安全”的政策框架，把“反仇恨”从价值宣示转换为可执行的法律工具，明确指出法律将惩处“通过任何表达方式”煽动仇恨、部族冲突或扰乱公共和平的行为。同时，阿联酋还在“全球反恐论坛”(Global Counterterrorism Forum,GCTF)框架下成立国际反暴力极端主义示范中心(Hedayah)，促进宽容、稳定与安全，应对极端主义的挑战。
第三，国际形象与外交竞争驱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蔓延和组织活动影响着伊斯兰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发展利益，阻碍国家吸引外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所以推动宗教温和化也是建设国家品牌与软实力资源的必要手段。比如摩洛哥通过穆罕默德六世伊玛目培训学院，为马里、几内亚、科特迪瓦甚至法国培训伊玛目，教授主要基于马立克教法学派和苏非主义教义。这一举措将“摩洛哥模式”的温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软实力向外输出，也旨在对抗萨赫勒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约旦王室持续推动“安曼信息”(Amman Message)及其后续学者会议，通过反对对其他穆斯林轻率定罪、规范法特瓦发布权威等方式，成为国际层面“温和伊斯兰”的重要倡议者。沙特则支持以伊斯兰世界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温和伊斯兰”话语在国际传播。2019年伊斯兰世界联盟在麦加召开“经训中的中正温和价值”会议，来自139个国家、1200多名知名伊斯兰学者参会。会后推出的《麦加宣言》，明确提出以合作与对话取代冲突叙事，“弥合伊斯兰教中的教派分歧、消除极端主义影响”。这展示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
第四，呼应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对经济多元化、青年社会带来的压力的回应。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推动经济转型，需要更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以吸引投资和人才，因而社会规范放松与“温和形象”成为发展议程的一部分。同时青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和价值观变化倒逼政府开放娱乐和文化限制，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等民调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年轻一代正在经历“个人的世俗化”。这并非指青年人要抛弃宗教和穆斯林身份，而是相比于认为伊斯兰教法是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唯一答案，年轻一代更强调尊严、权利、安全与机会，而不是抽象的程序或传统权威。目前的温和化举措正是对青年群体对生活方式与就业机会期待的一种回应。
消解政治伊斯兰带来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合法性挑战，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营造更好的全球形象，呼应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驱动当前温和化转向的种种原因可以看出，这并非宗教界自发的转变或是自下而上的变革，而是一种“国家主导下的宗教治理工程”，因而带有强烈的国家主导特性，也体现了明确的政策意图。
一方面，推动温和化转向的主要力量是国家，而不是宗教机构或宗教学者群体。国家以“温和伊斯兰”“宗教宽容”作为替代性合法性资源，通过国家叙事和官方宗教话语建构来削弱保守宗教话语的主导权，削弱政治伊斯兰的社会动员基础。通过“中道”“温和”“共存”“反极端化”等议题，沙特将国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纳入宗教与社会叙事中，构建新的凝聚机制，并将自身塑造为温和伊斯兰的代表。埃及总统塞西在2014年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强调埃及社会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已出现“战略性警觉”，并据此判断“公众舆论已准备好支持我们设想的那种更新”。这将反恐与宗教温和化从国家主导的安全议程延伸表达为“社会共识”，从而为国家推进宗教话语更新、应对极端主义挑战提供了舆论支撑。
另一方面，“宗教温和化”是可被国家管理的公共政策目标，除了在社会层面压低宗派冲突与极端主义的动员空间之外，更是为了在经济层面为多元产业与国际合作提供可预期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使宗教不再仅是私人信仰或传统秩序的守护者，或是传统的道德执法者，而被纳入国家发展叙事与治理框架之中，作为秩序化、可预期的社会管理的一部分，与教育、传媒、法律、城市空间治理等因素联动。因此，温和化转向是一套涵盖话语、制度与社会规范的综合治理工程，核心在于国家对宗教解释权与公共宗教空间的再定标。
三
宗教的温和化转向能否持续，能否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取得同等的效果?作为国家主导下的宗教治理工程，其挑战更多来自宗教之外。
首先，转向能否取得现实成效高度依赖于国家自身的能力。温和化转向并非单纯的官方宗教话语变化，其成效更取决于国家是否有能力将新的宗教话语落实为制度并执行。这就要求国家能对宗教机构与宗教人员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教职资格认定、清真寺管理、规范讲道内容与教材体系、掌控宗教基金等措施，把温和化的导向落实到宗教领域的各个角落。但是在不同国家中，政府与宗教机构、宗教权威的关系模式相差甚远，越是政治局势不稳定、又面临反击极端主义紧迫任务的国家，越难建立起统一的宗教机构，同时宗教权威更可能游离于国家掌控之外，因而温和的宗教话语更难在现实层面产生影响。
比如，突尼斯在转型期围绕清真寺中立与国家管控的争议显示，在政治社会不稳定的前提下，宗教空间治理的预期目标是难以实现的。摩洛哥的情况则与之不同。虽然伊斯兰政党组织运用宗教象征和符号进行动员、组织与招募，但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君主制的根基。摩洛哥政府在倡导温和伊斯兰的同时，通过政治和武力镇压的手段削弱正义与善行会等伊斯兰反对派组织的影响，巩固了温和伊斯兰倡议的现实成果。所以，宗教温和化工作的成效与国家能力正相关，去极端化与国家能力建设实为一体两面。
其次，在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宗教温和化的成效也取决于现代治理技术，尤其是数字平台、算法治理与高科技监管的水平。在目前的转向中表现突出的国家无一不重视新科技手段的作用。沙特阿拉伯推出“两圣寺数字平台(Manarat Al-Haramain)”，可在线获取或实时收听周五讲道等内容。该平台还推出含11种语言的翻译文本，以扩大受众的覆盖面。这类数字化宗教供给既服务于对外温和形象，又推动了温和宗教话语的传播。在阿联酋、约旦等国，宗教管理部门也提供周五讲道线上入口和内容汇编，以便统一发布讲道内容，并供民众随时检索。在“全球反恐论坛”框架下成立的国际反暴力极端主义示范中心(Hedayah)等机构近年已开始把人工智能大模型、线上空间等纳入“新型极端化—新型治理工具”的议题。
要注意的是，科学技术手段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反映甚至是放大，其使用并不必然带来温和化。在强国家能力与制度协同下，它能让宗教温和化的措施更可执行。但对另外一些国家来说，高科技治理所需的资金投入、技术人才储备以及跨部门协作机制则是巨大的挑战。一旦这些基础条件不具备，先进的技术也难以发挥积极作用，治理难题与困境随之被放大，某些时候甚至会带来更大的反向作用。
与此同时，本应用于监测极端主义内容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可能因算法偏见或数据质量问题，对正常的宗教讨论出现误判；旨在统一宗教宣讲内容的数字化平台，若缺乏适当的内容审核标准，也可能转变为抑制不同声音的工具，进而导致极端主义思想反弹，或走入更难监测的地下在其他替代性平台扩散。极端主义行动者也会不断适应平台规则，以跨平台迁移、规避检测等手段继续传播仇恨言论或进行隐蔽动员。这就要求治理者在“让其留在可监测平台”和“去平台化降低可见危害”之间不断权衡，也意味着高科技工具必须与跨部门政策互相协同，才可能产生持续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国家对宗教事务并非实施简单的管理，而是一场治理技术的革新。
再次，宗教温和化转向能否长期持续，这也取决于多重因素。目前的转向是安全化压力、发展转型、合法性重塑、形象竞争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即便只回顾20世纪以来的百年历史，也提示我们宗教或教派话语从来不只源自教义上的分歧，更是地区博弈中的有效政治工具。在中东这样一片历史矛盾交错、现实冲突频发的地区，宗教叙事依然有可能被当作低成本的动员手段。一旦出现地区冲突、合法性危机或地缘竞争升温，政策方向出现回摆，反宗教温和化的话语就会在新型社交媒体的作用下快速放大和扩散。
这种由国家推动的“温和化”的不确定性也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自上而下的宗教变革压缩了传统的宗教知识共同体和社会组织的自主空间，往往也伴随着对不同意见的压制。特别是如果这种带有官方性质的宗教话语过于迎合西方标准或沦为政府传声筒，就会失去在保守民众中的公信力，这也可能在社会心理层面为未来激进化或极端主义的反弹埋下伏笔。
四、结论
通过当前部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温和化转向去思考宗教与现代伊斯兰国家政治的关系，我们可能还要厘清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不能将温和化转向理解为政教分离。即便温和化转向是为了抵御政治伊斯兰带来的挑战，但是宗教依然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只不过发挥作用的主体不再是挑战政权的宗教政治运动，而是转为现代国家。定义何为温和、何为极端，决定谁有资格发布法特瓦、谁可以站上清真寺讲坛的，不是传统上的宗教学者阶层，而是国家。国家在温和化转向的过程中塑造自身的宗教权威，并与政治伊斯兰进行竞争，“从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动员型宗教政治，转向以国家授权为中心的国家伊斯兰或说官方伊斯兰(state/official Islam)”。由此，宗教不再是挑战世俗权力的动员工具，反而成为国家整合社会的重要机制，宗教与政治在此也实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结合。
第二，温和化转向倡导宗教宽容、有限度地接受多元宗教并存，并不意味着放弃伊斯兰教的主导性地位。即便在明确接受宗教多样性的国家，在传教、改教等问题上依然存在法律红线。外籍人士可在指定区域内进行宗教活动，或遵循政府规划建立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但一般不得在公共空间进行具有传教性质的展示或宣传，穆斯林也不能主动改变宗教信仰，相关行为在法律层面是明确禁止的。因而，宗教宽容本质上是在维护伊斯兰教作为社会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对跨国人口流动背景下宗教多样性现实做出的回应，一方面避免了因完全封闭可能引发的国际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性规范确保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不被撼动，是一种有限度的多元并存。
第三，宗教温和化转向不等同于政治自由化，社会文化开放与政治权利也不一定同步。国家可以在娱乐、旅游、女性就业等社会现代化指标上显著开放，但同时也在宗教表达与政治权利方面维持高强度管控，因为治理能力、特别是数字化治理能力让这种选择性开放变得可能。同时，宗教温和化要解决的是政治合法性、国家安全与国际形象等问题，与政治自由化并无必然同向关系。很多时候，两者甚至会出现错位，社会层面更松而政治层面更紧。可以说，温和化转向带来的可能是更严格的宗教管理与解释权垄断，而不是政治自由空间的必然扩张。
对于以伊斯兰教为传统文化的地区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宗教还将持续作用于政治。就像伊斯兰教曾在近现代阿拉伯世界不同国家建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与政治互相形塑一样，今天部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主导的宗教治理工程，不仅是对2011年中东变局之后政治伊斯兰带来的动荡的一种反思和修正，也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为实现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做出的政治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宗教从未分离，而是以新的方式持续塑造着宗教，且被宗教所塑造。
相较于传统的伊斯兰国家，现代国家通过新的形式延续着其作为政治“守护者”的传统职责。国家在宗教事务上投入了更为丰富的资源，按照现代管理的逻辑和目标对宗教进行了深度重组，而宗教的发展亦对国家能力和现代治理技术提出了要求。因此，当前的宗教温和化转向是一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分析这一转向也是理解传统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
网页编辑：朱维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