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负责人。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其学科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是一门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大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概念来解释政治现象，或者用政治学的视角来解读经济现象，都可纳入其中。从20世纪90年代初它被少数中国学者从美国国际关系学科引进到中国以来，这门学科在中国仅三十多年的历史，因此算是比较年轻的小众学科，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序列中，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国际政治的一个分支。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国内就存在其“近亲”学科：政治经济学；后者也是舶来品，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学者们手把手教的。这两者之间在知识范式、核心概念、主要议题、分析框架和蕴含的价值观上，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和相当大的差异。好在两者各自分布在不同的学院和一级学科中，学术成果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故此多数时候泾渭分明、相安无事。
三十多年来，在宋新宁、王正毅、张宇燕等一批先驱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稳步的发展。随着从美欧名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一批学者回国任教，以及国内本土博士生的陆续毕业，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队伍近年不断壮大，研究重心也从早期对美国知名学者著作的译介，转向对一系列重大议题的独立探索和自主创新，比如围绕全球贸易、货币金融、对外直接投资、气候、能源、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等议题，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纷纷开设了课程，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时代性的局限：例如，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又引领国际学界的话语权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必须承认我们这些青壮年学者们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我们的学术创新，主要还是在相对边缘的地方做一些修补和发展，而不是范式性的、系统性的创新。正因如此，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界，中国学者的著作、观点鲜有被美欧同行做引述、译介或批判的；而国内学者之间，尽管开会研讨时气氛融洽，长幼有序，但是在各自发表的论文中，相互引述的频率远低于对英文文献的引用。换言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离“世界一流”的长期发展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二、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力量与发展趋势
区域国别学这个新的交叉一级学科的设立，与国家和时代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随着中国快速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提供相应的自主知识体系和专业人才。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外交系统向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派出外交官时，能够找到足够多的人选，但是向更广大的南方国家派遣外交官时却没有多少合适的人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对外交往，往往需要古人所说的“重译”，也就是先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法文，然后再从英文、法文翻译到本土语言，其中的沟通效率损失很大，深度交流的门槛非常高。当然，专精各类小语种的毕业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通常缺乏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法、历史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中文世界中严重缺乏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知识和深度理解，许多信息都是从英语世界或者法语文献中转译过来，反映的往往是美欧的关注点和价值观偏好，而非中国自身的视角与利益，更不是对象国的实际国情。因此，有一批老大使多年来一直在呼吁要培养一批能直接用各国本土语言与世界各民族、各阶层深入交流，并且具备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专业知识的跨学科人才。
经济学上讲需求牵引供给。时代对区域国别的知识和人才提出了明确的需求，供给侧也随之起舞。
区域国别学建设，目前的参与方有几股不同来源的学术力量。一是外语类院校和各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因为他们原本就有相关的子学科。如今随着技术进步，外国语言学更是面临不小的生存发展压力。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翻译软件的技术迭代进步，对教授级的语言专家的影响也许还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对外语专业学生的能力应用场景和职业就业空间正在形成巨大冲击。所以他们在非常积极地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以此为外语院校和外语系找到新的学科增长点。
另外就是各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原本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国际问题研究一般来讲由四部分构成：理论、历史、区域和议题研究，但做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自觉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相对边缘。如今，由于学科目录的调整，区域国别学成了交叉一级学科，学科的“辈分”跳升两格，从事亚、非、拉、俄等地区研究的学者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当然，除国际关系学科之外，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不少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新交叉一级学科对于其传统学科发展转型的重大意义。
总之，区域国别学这个交叉一级学科的设立，如同太平洋里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相关各方都想及时占领并展示其存在感。由于有上述几股学术力量的合流与竞争，其功能上又积极回应了国家和时代的需求，所以形成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局面，推动着区域国别学的快速展开。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区域国别学贡献的知识和方法
正如多位外国语学院的领导所坦承的那样，语言学学者要转型成区域国别学专家的难度不小，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原有知识储备通常并不包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目标国的方方面面，他们在长期的语言与文化学习中有很多了解，但是他们却缺乏把这些信息串联起来形成系统性解释、分析和判断的理论工具和知识基础。在较小程度上，从事区域国别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有此困境。
国际政治经济学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为区域国别学的提升提供助力，一是全球政治经济的解释框架；二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知识积累。
以笔者自己的研究体悟为例，在全球层面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已经能够为学习者提供远不止一套系统性的理论解释框架，包括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的各种变形，基于商品、资本、人员、信息等各类要素流动及其定价机制的体系，基于技术进步和货币体系变迁所导致的国际竞争策略演进，等等。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视角的观照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总是不断地受到世界市场和世界政治经济思潮的冲击和型塑，鲜有闭关自守而能独善其身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我们可以借助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方法，看到文化、历史、制度、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都大相径庭的国家之间，其实不仅存在着许多相似的问题，犯着类似的错误，面临着差不多的发展瓶颈，而且最终也会服从同样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当我们将具有一定可比性的若干国家放在一起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比较时，专精于一国一地的学者们就会意识到他所研究的那个国家其实没有学术小圈子里原本认为的那么特殊。套用金融学的术语，全球政治经济的系统视角，讨论的是国家命运的“贝塔值”，也就是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和结构性因素，它可以为区域国别学者提供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经济运行的宏大地图，以及该国参与国际体系分工和博弈的方位感与坐标系，让该国所经受的外部冲击变得可解释乃至部分地可预测；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讨论的则是一国命运的“阿尔法值”，也就是个体的特质、优势与缺陷，从而让一国内部的许多独特性也在智识上变得有迹可循。
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理应成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谱系和研究方法工具箱的主要供应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离不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和比较层面上提供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指导。
四、区域国别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反哺：案例、数据与问题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大发展离不开两个因素的合力：一是实证主义和计量研究方法的崛起，二是大量美国青年知识分子跟随和平队等项目而系统地考察和研究全球外围地区，从而形成发展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等一系列学术增长点。今天，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恐怕也离不开中国中青年社会科学学者对全球外围地区的全面、深入、自主的考察和研究。而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中国对全球各国各地区的研究，将具备比一甲子前美国同行们更强大的智能武器装备。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源自美国同行的探索，常见的案例和比较，以及较为初级水平的计量方法。但是由于研究对象背后因素的复杂性和易变性，靠数量有限的几个案例的比较，或者靠某些口径下的统计和回归，是很难揭示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背后的各种机理的。不仅如此，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设计都是基于学者个人对某种可能机理的猜想，而人脑对巨量数据和事实的把握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受到各种流行意识形态偏见的左右。因此，以全球各地区各国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借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技术赋能，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能够用人工智能手段识别出我们此前无法想象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和动态纠缠，而扎实的区域国别调研将是中国学界引领的这一社会科学知识大爆炸时代到来的必要准备工作。春耕犁地犁得越是透，秋收的回报越是丰厚。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越是充分，那么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将越有底气挑战美国的同行和曾经的老师们。
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基于我们新构建的大数据和新具备的人工智能手段，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将有机会构建出独树一帜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并以此超越美国同行们的智识成就。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二辑 总第十八辑
网页编辑：朱维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