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教授谈默茨访华及中德关系

2025年11月19日，桑德施耐德教授在人民大学讲座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教授是德国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和中国政治制度领域的专家，其学术研究重点包括地缘政治、德国对外政策、跨大西洋关系、亚太地区政治，特别中国内政与外交政策。2025年11月，他造访区域国别研究院并进行题为《地缘政治对中德关系的影响》的讲座。本次访谈由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欧洲联合研究院德国项目主任孟虹教授和区域国别专项硕士生彭孜宇进行采访。

采访人：孟虹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教育部欧洲联合研究院德国研究项目主任

彭孜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专项硕士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教授

问：尊敬的教授，您好！2025年11月19日，您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并就“地缘政治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发表了极具深度的演讲。作为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您曾多次来华访问。基于您自身的感受，与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来华相比，如今快速变化的中国在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答：我在80年代初第一次访华时所见到的中国景象，如今人们几乎已无法辨认。第一站是上海，现已发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浦东当时还只是一片稻田。40多年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并将其推上了全球具有领导力的大国地位。如今，中国在技术领域也已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之一。而在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启动之时，人们根本无法想象这一切会成为现实。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也将深刻塑造整个21世纪。

问：今年2月25日至26日，默茨总理对中国进行其上任后的首次访问。您如何看待他自去年5月就任后的此次首访？您期待这次德国总理的访华能取得哪些成果？目前，中国和德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鉴于德国目前国内外所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您如何看待未来几年中德关系的进一步构建及其发展前景？

答：在我看来，德国总理在农历马年伊始来华访问，标志着双边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的重新启动。默茨总理正确地指出，由于德国政府的更迭以及此前长达近四年的疫情影响，政府间磋商在去年一度中断。如今，双方政府间持续对话的新方式正在开启。这并不意味双方在所有问题上都会自动达成一致，但对话进程已重新启动。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望能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

问：自2020以来，双边人文交流大幅减少，这对德国的中国认知产生了何种影响？从您的观察来看，德国近年来对华政策的转变更多是源于国内政治、欧盟层面的协调，还是外部地缘政治压力？

答：在德国，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在两个不同维度。在政治层面，出于多种原因，对中国的批评十分普遍。许多所谓的“中国批评者”心知肚明，只要将中国描绘成与他们预期相悖的形象，就能在舆论场中博取关注，甚至为个人职业生涯铺路。这类批评往往源于失落情绪而非真知灼见。遗憾的是，我们德国媒体虽对中国的认知有限，却热衷于对中国的一切指手画脚。然而，在经济领域，情况则截然不同。无论是德国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清楚中国是一个未来市场，尽管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条件远非简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成熟经济体中竞争结构日趋激烈，这其实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这也要求西方国家进行思维转变，而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

问：中欧合作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各发展阶段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您如何评估当前欧洲在对华政策中高度强调价值观这一做法的有效性？在哪些领域这种强调是必要的，在哪些领域反而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答：“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在对华关系上注定难以成功。价值观是我们国家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必须在对华讨论中加以提出。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教是完全错误的，充其量只会导致对抗，而无法带来建设性成果。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和德国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但仍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开展合作。在谈判中达成切实可行、为双方接受的妥协，是两国外交面临的挑战。我希望默茨总理的访问能够为此迈出第一步，并作出建设性贡献。

问：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军事升级以来，欧洲地缘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并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诸如德国等欧洲国家，近年来对远在东亚的中国却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其实中国与欧洲并无军事冲突，且多年来一直是德国最重要或第二重要的贸易伙伴。您认为，当前欧洲主流精英对中国的认知最大的误判是什么？在您看来，中欧之间出现摩擦的主要根源在于哪些方面？更多是价值观冲突，还是因制度与治理模式差异所导致的？

答：如果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很容易批评中国不符合其标准。然而，这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国凭借自身力量追求自身的价值目标，并不愿意以西方价值为衡量尺度。那种认为可以简单地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中国的傲慢态度，或许是我们对贵国认知中最大的误判。我们必须学会，与一个以自身利益为导向、更加自信的中国所采取的对外政策相处。从西方视角来看，确实存在不少值得批评之处，但同样也有许多可以开展建设性合作的领域。如何探索这些空间，并将其转化为合作性的政策，是未来几年我们双边关系面临的重要挑战。

问：近年来，欧盟多次强调推进“战略自主”。然而，在安全领域长期高度依赖美国、经济又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欧盟在实施这一目标的进程中面临了诸多困难，进展缓慢。您如何看待这一目标的未来前景？德国在推进该战略实施进程中，发挥着何样的作用？

答：要求欧洲最终用一个声音说话，这种期待未免过于简单。许多欧洲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并且仍然自信地加以维护，即便这时而与布鲁塞尔方面的期望相悖。这也导致了欧洲迄今尚无法真正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不过，当前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希望：美国外交与对欧政策的变化，可能会使外部压力增大，从而促使欧洲国家加强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自相对零碎的利益与分歧，走向采取共同政策。然而，这条道路仍然十分漫长，也无法保证最终一定成功。谈论“欧洲自主”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言辞付诸行动。而我们至今仍在等待这些行动的真正到来。

问：在全球化时代，数字时代的开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贸易及国际交流带来了便利。新型技术的应用也伴随着风险与挑战。您如何看待中德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前景？双方在技术竞争方面（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治理规划制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这对新时期中德关系及中欧关系的构建，将产生何种影响？

答：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如今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共同创新”。其核心在于，我们必须学会摒弃那种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对抗性理解，转而共同推进面向未来的技术项目。许多德国大型企业已经在这样做了。这一转变基于一个简单的认识：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科技进步不再受民族国家边界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以全球视角来补充原来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中国威胁论”式的思维对德国经济而言，毫无益处。我们应当共同面向未来，这需要一种桥梁式的理解，也需要信任——即双边互信。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当前双边关系仍存在巨大缺口。未来还要努力，需要完成大量工作来加以积极促进。

问：近期在围绕格陵兰岛等问题上，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一些欧盟国家甚至已派遣部队登陆该岛来捍卫其主权。您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欧关系将带来哪些深刻挑战与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新时期欧洲重塑对华战略规划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答：应当如何形容唐纳德·特朗普？国际媒体充满了各种评价。从他最近发表的“国情咨文”来看，人们只能将他形容为外向张扬、难以预测、自恋、傲慢、古怪，甚至不乏谎言的人。没有哪位欧洲人曾经想到，这样的描述会适用于一位现任美国总统。然而，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以新的视角审视跨大西洋关系不仅是一项挑战，更是一种震撼。首先，欧洲必须应对这一挑战。只有在此之后，欧洲才可能思考这对其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维护与构建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中国仍然与过去一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这一事实在欧洲与中国形成针对美国的更紧密战略合作方面构成了障碍。然而，双方仍然可以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合作空间。这同样是未来双边关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问：基于您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数十年的深厚经验，对于今日希望深入研究德国及欧洲问题的中国青年学者，您会给予怎样的建议？除语言能力、理论素养以及对德国/欧洲社会开展长期实地调研这三项核心要素外，您认为还有哪些关键能力需要注重培养与提升？

答：提升相互理解，建设有助于跨越历史、文化与文明差异的能力结构，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世界中深化彼此认知，这依然是中欧新一代精英的重要任务。唯有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才能在促进相互理解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是双方下一代精英所肩负的使命。为此而努力，在任何意义上都值得。未来，一如既往，掌握在下一代手中。

文字：彭孜宇、孟虹

排版：鲁轩如

网页编辑：朱维肖

审核：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