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田文林：西方霸权干涉下的 “中东之困” 及其出路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治理、信任、和平、发展 “四大赤字”，中东深陷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交织的 “中东之困”。其主要根源是西方霸权干涉：近现代欧洲殖民 “分而治之” 的政策造成中东地缘碎片化，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又激化并加剧了地区矛盾。安全与发展赤字相互强化，地缘碎片化、地区强国过度争夺以及军备竞赛，严重挤占了中东各国的发展空间。中东国家需反对霸权、增强战略自主，加强地区团结与集体安全机制，坚决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方能走出困局。正值中东战乱再起，局势持续动荡，特向读者分享这篇关于“中东之困”的深度分析。

作者

田文林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中东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中东之问”，其核心在于破解中东安全塑造、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等难题。“中东之问”可谓击中了近百年“中东之困”的核心。所谓“中东之困”，这一概念更多是对当前中东安全困境、发展困境乃至治理困境的一种总体性描述，在本文中主要指安全困境与发展困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性现象。“中东之困”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中东安全赤字问题十分突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上战争或冲突频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中东地区始终没停止过战争与冲突。据统计，二战后中东地区共爆发了30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其中大规模的战争有7次。这些战争的性质大致可分为三类：帝国主义和中东被压迫民族间的战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中东地区或中东国家内部的战争。很大程度上，“中东地区已经成为战争与恐怖的同义语”。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的动荡与冲突呈现出日趋加剧态势，尤其是阿拉伯剧变以来，中东地区战争与冲突此起彼伏。据统计，2012~2018年，中东地区有组织暴力占世界相关冲突的2/3。叙利亚战争、伊拉克战乱、阿富汗战争位居冷战结束以来最血腥的五大冲突之列。2017年中东地区难民人数达2700万，占世界难民总数的40%，是此前20年中东难民的两倍。2020年以来，中东地区刚刚出现难得的“缓和潮”，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使中东地缘冲突重新升温，尤其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不宣而战，使中东冲突烈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另一方面，中东“发展赤字”问题同样十分严峻。尽管该地区拥有世界上60%的石油和45%的天然气储量，但中东地区发展状况不如人意。从经济占比看，2023年中东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共7.04万亿美元，仅占世界总量的5%；从经济结构看，当前中东国家工业化水平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中东产油国则面临“资源诅咒”和新能源替代风险，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阵营；从经济增速看，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10月份的报告，2023年中东地区经济增长从2022年的6%骤降至1.9%。整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将从 2022 年的4.3%下降到2023年的0.4%；J从民生和财富分配看，据世界银行《2022年全球贫困报告》，2010~2020年间，中东地区是世界上鲜有的极端贫困率上升地区。“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分析1990~2016年数据后认为，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区，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只占该地区总收入的10%。

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并非各自孤立，而是相互塑造、相互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东长期处于战乱和动荡状态，导致并加剧了中东发展赤字；反过来，中东国家发展滞后和民生艰难，反过来又加剧了中东的安全赤字，最典型的就是2011年阿拉伯剧变的爆发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正是由于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出现了难以摆脱的“中东之困”。可以说，当前中东各国不同程度受到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的困扰，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进一步看，中东地区之所以出现“安全赤字—发展赤字”的恶性循环乃至“中东之困”，其中固然有诸多内因，但同样与西方的霸权干涉息息相关：在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列强在中东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由此埋下中东动荡的祸根；在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进行霸权干涉，导致中东始终处于动荡与冲突状态。这种动荡与冲突（也就是安全赤字）直接导致并加剧中东发展赤字，由此使中东陷入安全与发展交替恶化的恶性循环。因此，在2026年“中东之问”提出十周年之际，深入探讨西方霸权干涉与“中东之困”的逻辑关系，不仅有助于学界加深对“中东之问”的认知与理解，也为世界共答“中东之问”的根源提供一种思考的方向。

西方霸权干涉与“中东之困”的成型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因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进而成为世界政治体系的主导者。无论是殖民主义时期，还是后殖民主义时期，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都是不折不扣的等级性体系。该体系的世界性扩张使少数西方大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进入经济富裕与军事强大的良性循环；世界其他国家则被锁定在边缘或半边缘地位，面临经济贫困与军事孱弱的恶性循环。中东国家在近代以来之所以深陷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困境，很大程度与西方霸权体系的塑造直接相关。

中东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被称为“五海三洲之地”，它既可以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还是从海上连接欧亚大陆腹地的捷径。尤其在大航海时代到来后，中东地区因拥有若干战略性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土耳其海峡、曼德海峡等），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美国知名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谁控制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中东地区恰好属于斯拜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区”，是世界地缘格局中的重要枢纽，因而历来是大国争霸的必争之地。

与此同时，中东还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据统计，当前世界共发现3万多个可用于商业开发的油田。这其中，排在前50位的超大型油田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40%，而这些超大型油田60%以上位于中东地区。中东地区油气储量占全球总量的2/3。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储量，使之成为域外大国垂涎对象和争夺焦点。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指出：“阿拉伯半岛蕴藏着大量石油。谁能把它们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对它们的控制一向是强权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言：“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总之，中东地缘与能源“二合一”的双重重要性，使中东地区很早就成为大国觊觎和争夺的焦点。

（一）欧洲列强“分而治之”政策埋下中东动荡祸根

早在现代运输登上舞台之前很长时期，中东就被欧洲人视为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进入近代后，随着欧洲列强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开启对外扩张步伐，中东因毗邻欧洲率先成为欧洲列强对外扩张的牺牲品。欧洲列强只需跨过地中海，便会与中东伊斯兰世界迎头相撞。这一地理事实首先解释了欧洲为何长期干涉中东，特别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这是近代欧洲列强首次侵入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区的重大事件，由此吹响了欧洲列强对中东殖民压迫的号角。

在欧洲针对中东的殖民扩张过程中，英国的中东政策最具典型性。对英国来说，苏伊士运河具有极为罕见的战略价值，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将英国和它的远东殖民地连接起来，并源源不断地向印度殖民地输送统治官员。苏伊士运河还连接着英国与号称“帝国孩子”之称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对中东丰富的石油更是垂涎三尺。早在一战期间，英国战争内阁中极有权势的汉基爵士称，“控制这些石油供应是英国战争中头等重要的目标”。为维系在中东的长期统治，英国绝不允许在该地区出现一个强大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也不愿意看到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实现团结联合。20世纪初，英国外交大臣寇松（1911~1921在任）告诫说：“我们必须结束穆斯林子孙之间任何导致伊斯兰团结的事情。我们已经成功地消灭了哈里发，所以我们必须确保穆斯林再也不会出现团结，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文化上的团结。”

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因加入德国、奥匈帝国所在的同盟国阵营，英国决意削弱和瓜分奥斯曼帝国。为此，英国首先竭力挑动奥斯曼帝国内阿拉伯诸省发动叛乱。从1915年7月15日到1916年1月30日，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哈希姆家族首领侯赛因就划分势力范围及战后边界问题讨价还价，共交换了8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随后在1916年6月5日发动阿拉伯大起义，配合英军向奥斯曼帝国进攻。

然而，如果战后中东地区真的出现一个由所有阿拉伯人组成的国家，其整体实力将极为强大。1965年担任伊拉克总理的阿卜杜·拉赫曼·巴扎兹指出，阿拉伯世界的面积超过400万平方英里，大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联邦制的瑞士面积不到1.6万平方英里，阿拉伯世界比它大250倍。被称为次大陆的印度只有125万平方英里，就是说，阿拉伯世界为它的3倍半。实际上，当时整个美国面积为300多万平方英里，比阿拉伯国家少1/3左右。这样一个版图庞大且位居要津的阿拉伯国家，显然是西方列强难以接受的。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就曾指出：“如果我们措施得当，他们（阿拉伯人）就会保持政治分裂状态，成为一个由一些缺乏内聚力的相互忌惮的公国组成的组织。”显然，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起义，除了针对奥斯曼帝国，也暗含分裂阿拉伯人的祸心。

事实确实如此。就在英国与侯赛因“讨价还价”的同时，协约国就开始讨论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问题。1916年6月，协约国签订《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埃尔祖鲁姆、特拉布松、凡城和比特利斯等省区给予俄国；法国占有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东南部；英国获得海法、阿克西港及包括巴格达在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英法领地之间建立一个阿拉伯国，由英法划分势力范围。1917年的《圣让-德-莫里恩协定》，同意意大利取得伊兹密尔、安塔利亚和科尼亚，以及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所有地区。这些协定直接影响了战后中东的地缘格局。后来的事实表明，现代中东的边界正是由一战战胜国根据《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划定的。

这种灾难性的建国史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内部动荡和外部干涉的祸端，而始终难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当代中东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那些冲突和矛盾，大多与英、法“委任统治”有关。它是造成中东诸多问题的源头所在。西方殖民者的有意分裂，加上阿拉伯统治者的短视软弱，使中东成为世界地缘版图中最大的破碎地带，彻底消除了该地区出现世界性大国的可能性。

此外，为制衡阿拉伯人，英国还积极支持犹太人在中东独立建国。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讲话，称乐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显而易见，该宣言与麦克马洪给侯赛因的许诺相矛盾，也与协约国就瓜分奥斯曼帝国而达成的秘密条约背道而驰。”英国这样做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万变不离其宗。英国人认为，安插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使阿拉伯世界持久混乱与分裂，更易于西方进行控制。丘吉尔就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不但对犹太人有好处，而且能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色列确实成了西方防范阿拉伯民族实现联合的前沿堡垒，但英国扶植以色列在中东建国，使中东无端制造出阿以冲突问题，并使这场冲突成为一场“世纪冲突”。迄今为止，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地区战争和冲突（两伊战争除外），都与以色列有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拉伯世界因内部多次分裂，在对抗以色列方面越来越难以形成合力，由此使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越战越强，其面对的对手则越来越弱：早期是阿拉伯世界，之后是“前线国家”，再后来是巴勒斯坦，最后变成哈马斯武装力量。由于没有对手制约，以色列在中东的行为日趋肆无忌惮，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大安全威胁。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史无前例，并出现前所未有的外溢升级趋势，由此使世人更加清晰地看到中东面临的安全赤字问题。

总之，英国在中东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中东在一战后出现地缘碎片化状态。各阿拉伯国家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外交偏好差异甚大，导致中东各国不约而同地采取“自助”和“相互制衡”做法，使中东地区陷入类似互不信任、互相为敌的无政府状态和“霍布斯文化”，由此为中东埋下动荡的祸根，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

（二）美国的霸权干涉加剧“中东之困”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地缘政治的主要塑造者。美国为打赢针对苏联的冷战，高度重视对中东地区的争夺和控制。1947年，美国政府的秘密外交文件曾反复强调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如果一个敌对大国控制该地区，不仅将使我们丧失非常重要的资源和便利交通，而且它将获得压倒性的战略和经济权力地位，这对我们的安全将是致命性的。因此，我们必须确保牢牢地控制中东。”此后，历任美国总统都在中东投入极大精力和资源。

从政策表现看，美国的中东政策看似比英、法殖民者进步，实则“换汤不换药”，继续延续“分而治之”的殖民主义政策。这是因为，欧亚大陆人口占世界总人口75%，经济总量占全球60%，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板块。而美国作为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因自身无法扩大疆域，其地缘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尽可能弱化和分化欧亚大陆国家，使之无力挑战海权大国。“对美国来说，地缘政治博弈的重心是欧亚大陆。500多年来，世界事务主要由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和民众所主宰。怎样经营欧亚大陆，对美国至关重要。” 

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出现潜在挑战者，阻止欧亚大陆内部整合，为此想方设法制造纠纷、动荡、冲突，以便使美国从容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有必要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有能力主导欧亚大陆的挑战者，因为那将对美国构成挑战。为此，美国应采取两大基本步骤：首先，美国要找到有可能引起国际权力再分配的欧亚大陆国家，辨别其政治精英的外部核心目标；其次，制定专门的对外政策对冲、协调或防控上述情况。”

二战期间，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实现欧亚大陆上的均势是我们的作战目标之一……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我们会继续同那些设法阻止边缘地区结成一体的国家合作。”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站在英、法一边，共同对付德国，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德国统一欧洲版图，进而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冷战期间，美国将矛头对准苏联，对这一欧亚大陆的“巨无霸”采取遏制政策。具体到中东地区，美国在中东“拉一派，打一派”，重点扶植该地区的所谓“温和国家”（亲美国家），打压所谓“激进国家”（不听美国号令的国家），由此使中东很大程度出现所谓“阿拉伯冷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主导中东事务的最大域外力量。在此背景下，美国逐渐将伊斯兰世界视为潜在威胁，将中东视为塑造“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试验田和突破口，加大对中东的霸权干涉力度。克林顿时期，美国一方面与沙特等温和国家来往密切，另一方面全力遏制和打压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地区强国。2001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由于爆发九一一事件，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中东，并借“反恐战争”军事打击阿富汗、伊拉克等不听美国号令的国家，同时借“中东民主改造”塑造沙特、埃及等传统盟友。无论是克林顿时期对两伊的“双重遏制”政策，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还是奥巴马上台后的与伊斯兰世界和解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加强对中东的全面控制。而美国对中东霸权干涉的最终结果，就是中东地区“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问题日趋凸显。冷战结束至今，美欧先后发动5次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4次战争针对伊斯兰世界。美国的这种武力干涉和军事侵略，导致相关中东国家元气大伤，几乎在一夜间从稳定绿洲变成动荡渊薮。

第一个例证是伊拉克。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是中东最有可能带领地区国家实现繁荣强大的国家。从资源条件看，伊拉克土地肥沃，油气资源丰富，发展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从政治制度看，伊拉克实行的是建立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基础上的高度集权，因此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十分强大。从经济上看，伊拉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同时石油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并实行石油国有化，拒绝按市场资本主义设想行事，因而是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和边疆。恰恰是伊拉克这种政治经济独立性，促使美国将伊拉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1991年，美国借口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组织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不仅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还有意识地轰炸、摧毁了伊拉克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农业灌溉系统，以及伊拉克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由此成功地使它退回工业化以前的时代。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又打着“反恐”大旗，借机在2003年再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导致伊拉克的公路、桥梁、发电厂、自来水厂、博物馆、学校等文明社会的物质特征被炸毁殆尽。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成立了美国人保罗·布雷默掌控的“临时管理委员会”（CPA）。在该机构不到14个月的时间内，克雷默共发布了100多项命令，伊拉克经济主权被剥夺殆尽。该机构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使从世界范围看也极为罕见和极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大卫·怀特（David Whyte）教授认为，伊拉克临管会的经济政策堪称“现代历史上最无耻、最堂而皇之的盗窃犯罪”。

美国占领当局和西方跨国公司则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占领伊拉克后的第一年，将伊拉克大约500亿美元重建合同给了美国企业，同期只有2%的合同给了伊拉克的公司。根据《金融时报》2013年发布的研究成果，伊拉克的最大10家美国和外国合同商，其合同额至少达到720亿美元。美国占领当局和美国承包商还通过赤裸裸的官场腐败和近乎敲诈的霸王合同，明目张胆地侵吞伊拉克财富。一名美国承包商在一份价值仅2000万美元的重建水泥厂合同上开出6000万美元的账单，他还告诉伊拉克官员，他们应该庆幸美国把他们从萨达姆·侯赛因手中解救出来。美国一家管道承包商为不存在的工人和其他不当收费收取了340万美元。很多合同商拿钱不干事儿。伊拉克总检察长审查的198份合同中，只有44份有文件证明工作已经完成。另外，为伊拉克分配项目资金的付费代理人，将数百万美元现金收入囊中。监察长仅在希拉一个地区就发现9660万美元下落不明。一名美国特工无法说明2 500万美元的去向，另一名特工只能说明2 300万美元中的630万美元的下落。

伊拉克人民是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有统计称，自2003年以来，美国削弱伊拉克的民用和军事设施，推动伊拉克分裂，以及解散伊拉克原有国家机器等，导致服务伊拉克民众的公共服务、医疗和教育系统崩溃，并由此造成500万人（占人口1/5）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伊拉克还从中东的“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分子的天堂，并孕育出“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怪胎。此外，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还使伊拉克教派矛盾凸显，非政府武装层出不穷。前美军驻伊拉克政治顾问感叹，“（在伊拉克）非国家行为体比国家还强大，政府日趋陷入瘫痪和腐败。”在世界银行2019年发布的营商环境评估中，伊拉克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71位。总之，美国策动的伊拉克战争使伊拉克从一个励精图治的地区强国，彻底沦为极度孱弱的原料生产国，国际政治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乃至人道主义灾难深重、恐怖袭击频发的动荡国家。

第二个例证是利比亚。利比亚原本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显示，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利比亚生活水平最高，婴儿死亡率最低，人均寿命最高，营养不良人口不到5%（比美国还少），贫困人口比例比荷兰还要低。然而，利比亚坚持经济独立自主，甚而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使西方大国对其长期进行围堵遏制。“卡扎菲变成华盛顿背上的一根芒刺”。2011年3月，北约发动利比亚战争，目的就是彻底破坏利比亚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使之重新回到依附性发展的轨道。2011年，北约军队在空袭行动中有意识地摧毁利比亚的基础设施，最典型的就是彻底摧毁了举世闻名的利比亚人工大运河，它们不仅炸毁了输水管线，还摧毁了生产输水管道的工厂，以及发电厂，目的就是使利比亚无法将其重新修复。在这场野蛮摧毁文明的战争中，西方军工企业大发战争财。据统计，在利比亚战场上，北约军队发动了9700次袭击，并大量使用集束炸弹（其中1/3打击的是民用目标），由此为英国的国防和安保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另外，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西方国家冻结了利比亚海外资产。2015年时这笔资产尚有670亿美元，到2018年时仅剩下340亿美元，其余的330亿美元不翼而飞。

这场战争使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几乎一夜间变成非洲大陆最贫困、最不稳定的国家。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很快陷入武装割据、经济停滞、极端恐怖势力丛生的混乱局面。利比亚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战乱发生后，利比亚原油出口量由2010年每天150万桶，降至2016年的每天39万桶，几年间利比亚因石油出口减少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 000亿美元，其他经济部门因石油出口中断而濒临倒闭。利比亚还有2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100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另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截至2019年底，利比亚至少有40万人无家可归，只有不到26%的人口可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大约300万人（其中55%是妇女和儿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外，“伊斯兰国”因在叙利亚、伊拉克受到挤压，该组织有计划转移至北非及西非地区，并逐渐在利比亚安营扎寨。利比亚成为极端恐怖势力在非洲扩张的桥头堡。这些极端恐怖分子不仅威胁地区邻国安全，还多次对利比亚国内的油田设施、哨所、加油站、海外目标发动袭击，使利比亚日渐成为“恐怖天堂”。

第三个例证是叙利亚。叙利亚原来是中东地区的中等强国，但2011年叙利亚国内爆发抗议运动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乘机煽风点火，使叙利亚危机迅速升级为一场全面内战。叙利亚原来是中东政局最稳定的国家，但突如其来的全面内战导致叙利亚经济元气大伤。据叙利亚政治研究中心报告，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已有400万栋建筑被毁，3000所学校、70%的医院和卫生机构、60%基础设施、数以千计的工厂和上万家小企业被毁，许多城市几乎完全瘫痪。叙利亚经济要想恢复到2010年水平，至少需要30年时间。叙利亚基本丧失了东山再起的能力。叙利亚战乱还使全球“圣战”分子纷至沓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极端组织层出不穷，叙利亚也由中东“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天堂”。

美国鉴于武力推翻巴沙尔政府企图落空，转而对叙利亚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战。2020年6月17日，美国通过所谓“凯撒法案”（Caesar Act），制裁所有旨在参与叙利亚重建的外国投资者。美国出台“凯撒法案”的目的就是阻止叙利亚经济恢复，刻意将叙利亚推向封闭、饥馑和贫困的深渊。美国还以焚烧麦田、偷采叙利亚东北部油田、破坏叙利亚自然环境等方式，摧毁叙利亚经济恢复的物质根基。正是在境外势力尤其美国的“破坏性介入”背景下，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最终在2024年12月8日垮台。叙利亚由此从中东地区的“稳定绿洲”和世俗化楷模，日益变成动荡化、极端化、碎片化之国。

综合来看，西方大国在中东接连策动的地区战争，导致上述三国经济损失达到3000亿美元，这些国家要想恢复到战前水平，至少需要同等数额的经济重建费用。这一数额相当于这3个国家2010年战前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3倍。持续战乱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难民增加。阿拉伯世界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来自该地区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部分难民涌向欧洲，造成欧洲二战以来最大难民潮。

内外因素交织加剧“中东之困”

现代中东始于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而现代中东的形成与发展演进从一开始就受到域外大国的强力塑造和干预。当年正是英、法依据《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制造出中东地缘碎片化版图，由此为“中东之困”埋下祸端；正是美西方在中东长期的霸权干涉，打乱了中东国家原本正常的国内建设进程和脆弱的地区权力秩序，使中东成了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东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出现了相互强化的趋势：安全赤字极大破坏了当地营商环境和发展空间，导致中东发展赤字问题日趋严重；而发展赤字加剧反过来强化了安全赤字，使中东国家陷入“越乱越穷—越穷越乱”的恶性循环。

（一）地缘碎片化限制了中东各国发展潜力和安全自保能力

从经济学角度看，疆域规模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首先，大国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或更多样化的供应以及气候方面的综合性优势。在给定技术水平下，有用的各种矿物和其他天然资源的可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面积。一般来说，在矿物、气候、地形、土地和水的混合物等方面，大面积比小面积有更广的多样性。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如果资源与人口相对充足，生产率水平可能会相应上升，而且经济具有相当大程度的扩张余地，并且该过程具有递增效应。其次，经济分工的水平和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亚当·斯密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分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经济体系的分工程度取决于疆域规模。现代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它需要细致的社会分工以提升生产效率。再次，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巨大的市场销售其产品，因此企业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市场规模大小。多数情况下，许多国家正是由于市场容量有限，经济规模太小，无法容纳有效的竞争，因而很难实现技术迭代升级。这是因为，不论生产规模的大小，在投资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大量的固定资金。这意味着，当生产能力利用率提高时，生产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都会下降，劳动生产率则会上升。换句话说，规模经济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关系重大。

具体到中东地区，西方霸权干涉造成的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使原本统一完整的阿拉伯世界被分割为若干支离破碎的狭小国家，由此极大限制了中东各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在阿拉伯世界诸多国家中，沙特领土面积最大（此前是分裂前的苏丹），也不过只有225万平方公里（且大部分是沙漠）。该地区领土面积最小的巴林只有706平方公里。这些国家领土规模相对狭小，极大限制了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这使中东各国很难在一国范围内建立起相对完备工业体系，以及与之匹配的巨大消费市场。

严格来说，地理疆域只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欧洲大陆也是地缘版图碎片化格局，但许多欧洲国家照样成为发达工业国。事实上，欧洲的强大是由许多特殊原因造成的。早期，欧洲国家依靠地理大发现以及从非洲贩卖奴隶，积累起工业革命的“第一桶金”，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此后，欧洲列强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先发优势，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很大程度弥补了欧洲本土生产原料的匮乏和本国市场的狭小，由此确立了欧洲长达几百年的领先地位。亚当·斯密指出：“美洲的发现与拓殖，促进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国的产业。”“殖民地所开拓的新市场，与其说是欧洲原生产物的新市场，倒不如说是欧洲制造品的新市场。”[英国]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84页。换言之，欧洲国家是利用先发优势进行海外扩张，由此弥补地缘版图碎片化带来的先天不足。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欧洲列强作为殖民宗主国的优势不复存在，欧洲国家转而强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从最初法、德等国的欧洲煤钢联营最终升级为欧洲联盟，实现了人员、技术、资本乃至货币的一体化进程。这种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样有助于弥补地缘碎片化的劣势，由此确保欧洲仍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相比之下，中东国家既没有当年欧洲进行对外殖民扩张的军事实力和历史时机，也没有类似当代欧洲那种强化区域合作的强大动力和具体举措。当前的中东因各国国情各异，利益诉求不同，相互间矛盾错综复杂，区域合作化程度很低。中东各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远远多于中东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据统计，中东国家间的地区内贸易额只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6%。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15年阿拉伯国家间贸易量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量的8.6%。相比之下，欧盟国家间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59%，东盟国家为22%。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巨大反差，一则阿拉伯国家的出口产品大同小异，再则阿拉伯国家相互间缺乏政治互信。换言之，从经济角度看，中东各国就像“一个口袋中的马铃薯”，彼此间看似紧密相连，实则各行其是，难以像欧盟那样进行地区经济整合。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中东国家各自为战，很难经得起大风大浪的冲击和考验。

与此同时，中东地缘版图破碎化导致中东地区国家大多国小力薄，缺乏核心国家。核心国家的缺席又造成中东地区的动乱；而动荡不定的局面与无能为力的状态，又为外来势力介入提供了借口和条件。而中东国家间的地缘竞争和相互内耗，使中东集体合作机制相对匮乏（中东至今没有涵盖整个地区的地区合作组织），这意味着中东至今未建立起弥补地缘碎片化这一先天缺陷的后天补救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安全自保能力均受到极大限制，尤其是安全自保能力的匮乏使中东日渐成为域外大国的权力竞技场。这些年来，阿拉伯世界眼见西方大国及其代理人在中东肆意横行，不断损害阿拉伯国家合法权益，却难以做出有力回击，这在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原因就是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导致各国利益诉求不同，从而在对外行动中难以同心协力。而恰恰是西方大国肆无忌惮的霸权干涉，导致中东地区热点频发，部分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多年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二）地区强国竞逐霸权加剧中东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

地缘碎片化导致中东地区群雄并立，地区秩序主导权始终处在“待争夺状态”。而中东地区长期浸淫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旧秩序之下，西方盛行的“丛林法则”和强权政治很大程度影响了中东国家的战略思维和行为方式。西方式的称霸思维加上战略诱惑，促使许多中东国家（埃及、伊拉克、沙特、伊朗、土耳其等）但凡实力相对强大，总是“国强必霸”，竞相参与地区主导权的角逐，对外政策带有明显的地区霸权主义色彩。

而一度风靡中东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加剧了地区大国干涉小国的趋势。二战后，中东许多国家兴起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在这种政治框架中，人民大众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可以被引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它既可以是类似苏联那样的“向内求”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是类似德国的扩张型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中东地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强调阿拉伯民族特性，因此更接近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体现在政治实践中，就是容易打着“阿拉伯统一”旗帜干涉和欺凌弱小国家，堕落为热衷对外扩张型的民族主义。例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就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密切相关。从最终效果看，中东地区强国竞相争霸，不仅给被干涉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使这些地区强国自身实力严重透支，使原本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转向国力持续下滑的恶性循环。

伊拉克是典型例证。伊拉克土地肥沃，加上丰富的石油资源，发展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自1958年费萨尔王朝被推翻后，伊拉克在国内实行土地革命和石油国有化，大力推进进口替代战略，工业化水平在阿拉伯国家中首屈一指。然而，1979年萨达姆上台后，伊拉克走上武力扩张之路。1980年，伊拉克在伊朗国内刚发生革命之际武力入侵伊朗，由此开启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这场战争共计给双方造成6000亿美元的损失。1990年8月，伊拉克又公然入侵科威特，企图将科威特变成伊拉克的行省。这一冒险举动为早就觊觎海湾地区的美国提供干涉口实。在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联手打击下，伊拉克发电厂的92%、炼油厂的80%、通讯中心（135个电话网）、桥梁（超过100座）及相当数量的铁路、公路被毁，经济损失达1900亿美元。遭受入侵的科威特，因油田、市政设施、军事设施和装备，以及农村的灌溉系统、暖房等都被严重毁坏，估计损失达到2000亿~3 000亿美元。从更大范围看，海湾战争耗费了阿拉伯国家6200亿美元，使21个阿拉伯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的沙特对外政策也很典型。沙特石油储量和产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同时还是伊斯兰教“两大圣地守护者”，加上与美国关系密切，沙特一直是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等多国出现政局动荡乃至政权更替，沙特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随着国力相对壮大，沙特的地区政策也从过去谨慎温和日趋转向激进冒险。这些年来，沙特不仅参与叙利亚、利比亚政权变更，还在2015年3月直接出兵也门。但沙特的进攻性地区政策效果不佳。一方面，沙特国力消耗巨大，财政负担日趋严重，干预也门内战的行动每年耗费数百亿美元。巨额军费开支直接影响国内民生领域投入。另一方面，也门战争并未带来预期效果。沙特联军未能如愿将胡塞武装赶回北部山区。2018年以来，胡塞武装多次用岸舰导弹攻击红海上的沙特军舰和油轮，并向多个沙特和阿联酋城市和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导弹袭击，沙特本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东地区大国竞逐霸权，最大受害者和牺牲品是弱小国家。这些国家处在中东政治生态链的最底层，其最终命运不仅取决于当政者治理水平和外交质量，更要看地区强邻的眼色和行动。也门悲剧就是中东地缘争夺导致悲剧的典型例证。也门是阿拉伯半岛生活水平最低、最贫困的国家。2015年3月沙特出兵也门，导致也门生存困境雪上加霜，出现了经济崩溃、食品和燃料短缺、人道主义灾难深重、基础设施被毁等一系列灾难性问题。

历史规律表明，穷兵黩武、追逐霸权只会消耗国力、加速败亡。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在中东体现得尤为明显。中东地区大国虽然相对强大，但中东地缘板块对称性破裂的特征决定了这些国家“谁也吃不掉谁”，谁都不具备地区称霸的程度。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部分中东地区大国一度热衷于追逐地区霸权，结果因野心超过实力导致国力透支，并极大影响国内经济发展。

（三）地区军备竞赛导致“安全两难”和发展投入不足

中东地区小国林立，且动辄诉诸战争，导致中东地区始终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政府状态，“丛林法则”极为盛行。在这种恶劣外部环境下，中东各国为确保自身安全，竞相把提升军备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必然选择，由此导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

冷战时期，阿拉伯国家因面临来自以色列的威胁，常年保持很高的军备水平。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埃及厉兵秣马，军事投入巨大。1968~1973年间，埃及为备战共支付80亿~90亿美元的巨额军费开支，导致埃及经济增长低迷。1970~1973年期间，埃及国内生产年增长率不到1%，农业增长率1971~1974年期间仅为1.7%。纳赛尔总统首次做出了进行师一级军演的决定。有人对高昂的演习费用有意见，纳赛尔的回答很简单：“失败代价更高。”叙利亚的情况也很典型。作为抗击以色列的“前线国家”，叙利亚安全环境极为恶劣。自以色列在中东建国以来，叙利亚分别于1948年、1967年、1973年和1982年参与了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冲突。1966~1975年间，叙利亚年均军事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

地区冲突和局势紧张是导致中东国家武器需求旺盛的直接原因。确保国家安全、赢得特定冲突、扩大地区影响力、服务意识形态目标，以及巩固执政精英权力，是中东各国地区政策取向的关键动机。尤其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空前激烈，地区国家军费和安保费用水涨船高。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统计，2014~2018年，中东地区武器进口比2009~2013年增加87%，占全球武器进口的35%。沙特是全球最大武器进口国，武器进口量比前五年（2009~2013年）增加192%；埃及是第三大武器进口国，比前五年增加206%；以色列武器进口增加354%，卡塔尔增加225%，伊拉克增加139%。美国国会研究中心（CRS）提供的数据也表明，西亚北非地区的军火合同总额呈现逐年递增之势。从数值看，2004~2007年为200亿美元，2008~2011年增至1 152亿美元，2012~2015年再增至1 562亿美元。从比重看，2010年以来，中东国家武器进口占世界总量的1/4，2016年这一比例占到世界将近一半。2023年，中东国家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2%用于军费开支，这一比例为全球最高，其中军费负担最重的是黎巴嫩（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9%）、之后是沙特阿拉伯（7.1%）、阿曼（5.4%）和以色列（5.3%）。

理论上说，提升军备与经济发展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环。但具体到中东地区，军备竞赛和军费增加丝毫无助于经济发展，而只会迟滞和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因为，中东国家工业化水平普遍有限，军备竞赛所需的武器装备难以实现国产化，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从国外采购。这就使军备提升与经济发展成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军备采购开支越大，发展投入相应就越小。费用高昂的军备竞赛挤占了原本用于发展的投入，由此使相关国家面临“不能承受之重”。

沙特是典型例证。沙特是世界最大军火进口国，而且沙特军费开支占比越来越大。1985年，沙特国民生产总值的227%用于军费开支。到1990年，该国60%政府开支用于军事相关领域，其中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军火。1985~1990年间，沙特军火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量28%~39%。据美国国务院报告，2002~2012年，沙特年均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8.2%。2011年阿拉伯剧变以来，沙特军费连续增长：2013年为670亿美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31%；2014年军费预算为808亿美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35%，2015年国防支出为819亿美元，占预算支出总额的36%。即便沙特是石油富国，巨额军费开支也令其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

伊拉克的情况更为典型。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由于国内安全形势恶劣，伊拉克反恐维稳费用居高不下。伊拉克1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事和安全部队。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拉克倾其国力反恐，打击“伊斯兰国”每天大约花费1 000万美元，每年大约36.5亿美元。长期战乱与沉重的军事负担导致伊拉克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严重不足。据伊拉克计划部长称，剿灭“伊斯兰国”后，伊拉克在被解放地区的重建费用至少需要1 000亿美元。仅费卢杰重建就需要100亿美元，摩苏尔需要200亿~250亿美元。发展投入不足导致伊拉克民生愈加艰难。

总体看，中东各国竞相参与军备竞赛，实际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双输竞赛”。从安全角度看，一国为实现相对安全而加大军费开支，对其他国家则意味着威胁增大，因此不得不相应增加军费开支，以抵消对方的军事优势。追求绝对安全最终却导致都不安全，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安全两难”。从发展角度看，中东国家消耗大量财力增强军备，实际是把本该投向经济社会领域的资金用于军事动员和装备方面，造成社会经济政治和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这不仅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还挤占经济和民生领域投入，使相关国家日趋偏离发展的主航道。

走出“中东之困”的路径选择

当前，“中东之困”面临前所未有的恶性循环：霸权体系扩张导致安全赤字问题突出，安全赤字进一步加剧中东的发展赤字。反过来，中东的发展赤字又加重中东安全赤字。而中东安全局势的混乱无序又为外部霸权干涉提供了借口和契机。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阿盟总部时曾指出：“中东是一块富饶的土地。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这里迄今仍未摆脱战争和冲突。中东向何处去？这是世界屡屡提及的‘中东之问’。”习近平就“中东之问”给出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中国答案：化解分歧，关键要加强对话；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道路选择，关键要符合国情。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与中东地区具体情况，中东国家要想摆脱“中东之困”，主要有3条突围路径。

（一）反对霸权干涉，加强战略自主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中东地区安全赤字问题不解决，该地区的发展赤字问题也将长期存在。而霸权主义是导致中东安全赤字问题的根本原因，美国则是全球霸权主义的“领头羊”。美国作为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超级大国，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就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足以威胁美国既得利益的全球性或地区性势力。尤其在中东这样一个兼具能源与地缘重要性的地区，美国更不可能允许阿拉伯世界联合自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一致对外。从实践看，美国在中东一直推行“分而治之”“拉一派、打一派”的帝国主义战略。主张阿拉伯联合的埃及纳赛尔政权，以及后来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都是美国不同时期的打击重点。苏联解体后，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中东，并在中东发动“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由此使中东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同时加剧。

可以说，正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蓄意破坏，使中东国家实现安全与发展无从谈起。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威胁依旧存在的背景下，中东国家要想缓解安全困境和发展困境，摆脱“中东之困”，关键切入点就是如何消解霸权干涉威胁。邓小平曾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具体到中东地区，“超级大国要争夺那里（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它们希望阿拉世界一片混乱，以便可以在混乱中插手。因此，中东同样面临着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中东国家要想摆脱“中东之困”的宿命，前提就是反对霸权主义，谋求战略自主。

近年来，美国在中东加紧战略收缩，这为中东国家实现战略自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过去这些年来，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造成中东政局动荡、热点频发，民众流离失所，因此中东国家反美情绪不断上升。随着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加快和地区影响力下降，中东国家越来越敢于对美国说“不”，外交自主性明显增强。在近年来爆发的重大国际事件中，如乌克兰危机、油气增产等问题上，中东国家拒绝站队美国，谋求政治自主的倾向明显。与此同时，中东地区近年来出现了难得的“和解潮”，许多地区宿敌（如沙特与伊朗、土耳其与埃及、伊朗与埃及等）双边关系都得到明显缓解。中东地区“和解潮”实际是要通过团结合作谋求战略自主，进而实现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推动经济发展。新形势下，美国要想阻止中东国家“去美国化”倾向，必须改变既定霸权政策，并在中东保持相当程度的战略投入。但美国既不肯改变自身政策，又不愿增加投入力度，由此决定了中东国家“去美国化”进程仍将持续。

（二）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通过加快发展摆脱发展困境

经济发展好坏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发展战略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从哲学上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原则体现到发展道路选择上，就是各国应根据自身国情，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国情不同，所遵循的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这些年来，中东国家发展赤字之所以突出，除了安全赤字带来的负面冲击外，还与中东国家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直接相关。数十年来，中东国家为实现富国强兵，病急乱投医，几乎尝试了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但仍未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和本地区的、公认的成功发展模式。最典型的就是阿拉伯剧变后，许多国家尝试将西式民主制度作为摆脱困境、实现复兴的发展道路，结果却事与愿违，导致相关国家出现政局混乱、经济停滞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阿拉伯之春”最终变成“阿拉伯之冬”。

时至今日，中东国家仍需继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总体来说，中东国家要想摆脱发展赤字，首先要树立“发展优先”理念，将经济建设而不是权力斗争放在首要位置；其次是将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作为主要政策目标；最后是兼顾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当政者只有具备坚忍不拔的战略意志、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筚路蓝缕的艰辛付出，尤其是依靠多数民众共同奋斗，才可能摆脱发展赤字，实现自主性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加强国家间团结联合，通过集体安全机制消减安全赤字

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是当前中东国家同时面临的两大棘手问题，这两大问题处理不好，国家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长期从事中东问题研究的英国学者尤金·罗根（Eugene LRogan）曾提到，根据奥斯曼人的治理观念，好的统治是4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平衡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公正的循环”。首先，国家需要一支庞大军队来行使其权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巨大的财富，而税收是国家唯一的常规财富来源。为了征税，国家必须促进国民生活的繁荣。为了国民生活的繁荣，国家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这就回到了国家的责任上来，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遗憾的是，当前中东国家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军备落后导致发展环境恶化；发展滞后反过来影响国防能力提升。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东国家频频遭受大国武力入侵的苦难遭遇，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东国家要想摆脱安全与发展的两难困境，首先要进一步明晰解决“挨打”问题优先于“挨饿”问题，将增强国防自主能力（尤其是掌握战略性威慑武器）作为重要事项。“篱笆箍得紧才有好邻居”，对西方国家来说，打不败的对手才配成为朋友。中东国家只有先实现国防安全，然后才能保障政治独立，进而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东国家要想真正实现战略自主，首先必须增强安全自卫能力，确保国防安全，由此才可能在政治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自主制定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外长王毅指出，中东由乱向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摆脱大国地缘争夺，以独立自主精神，探索具有中东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于排除外部施压干扰，以包容和解方式，构建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安全框架。

理论上说，解决安全困境主要有3种途径：集体安全、外部结盟、安全自助。这3种方法各有利弊，具体到中东这一地缘板块碎片化的地区，建立集体安全机制是确保自身安全最经济、最理想的政策选择。对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来说，要想抵御外部欺凌、实现战略自主，最为关键的就是加强内部团结，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进而建立集体安全机制。正如当年邓小平所说：“中东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阿拉伯世界的团结。”

结 语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中东地区的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尤为突出，二者相互作用，导致中东地区的“中东之困”问题日趋突出，并极大影响了中东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导致“中东之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霸权干涉无疑是导致中东“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的最主要原因。中东国家要想摆脱战略困境，首先就是要反对霸权干涉，谋求战略自主，中东国家只有具备国家自主性，才可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本国长远利益的大政方针。与此同时，中东国家要想摆脱“中东之困”，还要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安全与发展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没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实现发展自然无从谈起；没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注定是“沙滩上的大厦”。反过来，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的安全注定难以持久。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 

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国家实现集体安全绝非易事。首先，阿拉伯各国各自为政，导致地区安全机制流于空谈。中东地区24个国家，其中18个是阿拉伯国家。因此，中东地区安全机制能否形成，关键取决于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团结一致。理论上说，阿拉伯国家同文、同种、同教，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都具备团结联合的客观条件。遗憾的是，阿拉伯国家因国情和政策各异，始终未能像欧盟和北约那样，形成紧密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以及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看似是包含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地区性组织，但其集体行动能力极为有限。其次，非阿拉伯国家的观望乃至阻挠导致地区集体安全难以落实。在中东地区，除了阿拉伯人为主体的诸多阿拉伯国家外，还有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波斯人为主体的伊朗，以及突厥人为主体的土耳其。这些非阿拉伯国家各有盘算，对建立地区安全机制非但不热心，乃至竭力阻挠和破坏。尤其对以色列来说，阿拉伯世界越是团结强大，以色列越缺乏安全感。因此，以色列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安全体系，并声称有权保留全方位的军事优势。对伊朗来说，最理想的地区格局是沿着教派界线形成亲伊朗的“什叶派新月地带”，而这一地缘目标的实现恰恰是以阿拉伯世界的深度分裂为前提的。土耳其作为突厥民族的国家及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继承者，其核心目标是在阿拉伯世界“填补权力真空”，扩大地区影响力，最终实现“新奥斯曼帝国梦”，因此土耳其也不希望阿拉伯世界“抱团取暖”。对美国来说，在中东这样一个兼具能源与地缘重要性的地区，不可能允许阿拉伯世界联合自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一致对外。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秩序重组，这既为中东国家摆脱“中东之困”提供前所未有机遇，也使许多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面临前所未有挑战。就此而言，当前中东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形势下，中东国家唯有顺应时代潮流，树立新安全观和发展优先理念，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才能缓解中东安全赤字、发展赤字与现代化道路困惑，并最终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

文章来源： 《西亚非洲》，2026年第2期，本文已获出版单位及作者本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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