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田文林:区域国别研究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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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成为当前中国域外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研究者有必要对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哲学基础进行再思考。区研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上发表文章,探讨了当前区域国别学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总体观点和战略方向、方法论和实施策略,指出中国学派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坚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


作者:田文林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新的一级学科, “区域国别研究热” 日趋升温, 构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随之提上议事日程。作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交叉学科, 区域国别研究自然需要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支撑和滋养。哲学作为元理论层次的学科, 对提升区域国别研究水平的作用不容忽视。大卫·哈维曾指出: “方法论没有了哲学就毫无意义。”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哲学观决定区域国别研究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
(一) 政治立场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立场对战略研究影响之大, 超乎许多人想象。这是因为,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 “人与自然” 的关系, 其研究成 果可以超阶级、跨国界, 结论具有唯一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则是 “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理论上说, 每个学者都可以各执己见,各说各话, 但不管人们愿不愿承认, 人是分阶级的, 有什么样的阶级立场, 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结论。所谓 “横看成岭侧成峰”,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区域国别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属性。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始于殖民时期英法开展的 “东方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刺探对象国情报, 并为本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 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有服务国家利益和殖民扩张的需要。萨义德曾指出: “西方大国对东方的兴趣本身就是政治性的。东方学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投射和统治东方的一种愿望。”二战后, 美国为争夺霸权和推行全球战略, 开始加大对新出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1961年的海斯报告提出, 用 “区域研究” (area study)取代 “东方学”。总体来看, “美国的东方研究遵循的是帝国主义欧洲诸强的范式。他们的东方研究的框架是政治性的, 而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北京大学的李强教授认为, 区域国别研究是 “帝国的产儿”。
因此, 区域国别研究不可能 “超越政治”, 反而是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为前提。研究者只有先确定 “身份” 和立场, 然后才谈得上选定研究议题和议程。在这方面,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说得非常坦率: “尽管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常常标榜自身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其背后对假定的选择从来不是客观的, 推动理论发展的价值观也不是客观的。所有的理论都包括重要的规范因素, 它体现在理论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概念、排除或固守的元素以及力图推广的价值观之中。”美国标榜 “自由开放”, 实则十分 “讲政治”。美国许多知名智库标榜 “客观独立”, 实则都有预设立场和价值倾向。如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华盛顿近东政策所、新世纪美国计划、赫德森研究所、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中东论坛、民主捍卫基金会等智库, 都是持保守主义观点, “支持以色列” 是这些智库的共同特征。那些与其价值体系不一致的学者, 很容易被边缘化。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汤姆·戴恩, 因观点不具足够的鹰派色彩和太过独立而被该委员会的主要捐款人撵走了。同样, 美国许多知名高校是私人创办的, 其基本理念就是捍卫资本主义的合法性, 大学教授看似思想自由, 实则被视为雇员, 其一旦与赞助人意见不合, 就会遭到随意开除。美国知名学者迈克尔·赫德森因学术观点偏 左, 长期被美国主流学界边缘化。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同样是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尤其是海外利益), 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只有先搞清楚 “为了谁、依靠谁”, 然后才能确定主攻方向, 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无立场则无战略, 无战略则无战术。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做前提, 研究者便可能敌友不分, 甚至认敌为友, 乃至出现 “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异化现象。举个例子: 研究者认定美国是战略对手, 自然对其高度戒备, 对其敌对言行高度警惕并设法防范; 如果研究者对美国抱有好感, 面对美国的敌对言行必然是有意忽略或低估, 从而由此给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正如当年孟子所说: “入则无法家拂士,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 
许多学者标榜 “价值中立”, 回避立场选择, 决意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 “纯学术” 问题进行研究。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萨义德曾专门阐释了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的区别。他认为, 关于莎士比亚或华兹华斯的知识是非政治性的知识, 而关于当代中国和苏联的知识则是政治性知识。研究莎士比亚或济慈不涉及任何政治, 是因为它对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现实没有直接的政治效果, 而研究苏联经济的学者所从事的领域则涉及政治利益, 其研究结果和所提建议会被政策制定者采纳。在现代学术研究中,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都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学科。
在 “价值中立” 前提下从事区域国别研究, 其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必然大打折扣, 其核心观点也只能是模棱两可的 “捣糨糊”, 尤其触及实质问题更是 “顾左右而言他”, 空谈 “超越现实”。事实上, 这种 “乡愿式学者” 就是马克思批判的蒲鲁东式矛盾人格。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专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批评这种类型的领导人: “在政治领导人当中, 最令人失望的是一伙抹稀泥的中间派。他们退让妥协、点头哈腰、握手寒暄、支支吾吾, 结果他们什么也不代表。他们意在取悦辩论的各方, 结果是谁也没有取悦。他们就像易卜生《彼尔·英特》一剧中的洋葱, 你一层一层地将它剥下去, 一直剥到中心, 发现里面是空的。”
就此而言, 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要义不在于急于贡献 “锦囊妙计”, 而是首先进行世界观改造。“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 先讲政治面貌 (观点、思想), 然后谈工作面貌。”中国古代将 “正心诚意” 放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前, 就是强调唯有先改造主观世界, 然后才能改造客观世界。研究者只有尽可能从国家和民族高度看问题, 才能抓住主要矛盾, 切中要害。这样, 学者个人才能进行有效学术积累, 防止 “体系性流产”; 为国家建言献策, 才能将问题看清、看透、看准,使国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二) 世界观改造离不开正确的哲学指导
世界观改造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从直观现象来看, 个人主义价值观更符合人类天性, 更容易引发民众共鸣。然而, 这种个人优先于群体的价值观肤浅而荒谬。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属性, 而不是自然属性。马克思说过: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社会和国家, 个体不可能存在。
区域国别研究事关生死存亡, 如果那些为国为民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也满足于为 “人性论” 和个人主义张目,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逻辑上是荒谬的, 在行动上更是危险的。像习近平总书记比喻的那样: 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 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苏联异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人士索尔仁尼琴笃信 “普世价值”, 自诩 “道德良知”, 其创作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等, 对瓦解苏联意识形态危害甚大。他在目睹了苏联解体的种种惨状后, 幡然悔悟, 重新肯定苏联和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但一切都太晚了。
“理论上清醒, 政治上才能坚定。”哲学是对世界的总体看法, 它不仅为研究者提供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也是改造世界观的理论武器。在笔者看来, 哲学流派林林总总,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算 “真经”, 才是改造世界观、提升研究水平的 “总阀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并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利益。而立足人民立场, 等于无形中遵循了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发展道路自然会越走越宽。1964 年, 毛主席在谈及美军在朝鲜战争使用细菌武器时指出: “凡是相信自己是受到人民拥护的, 相信他们的阶级是长命的人, 就不会搞这一套。”因此, 衡量一国是否有希望, 关键看精英阶层; 精英阶级是否有希望, 主要看其与劳动人民结合程度。
对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唯有大境界, 才有大学问。马克思主义广受景仰、生命力至今不绝, 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矢志为多数人服务。研究者信奉马克思主义, 自然会站在人民立场思考问题, 因而站位更高、视野更广、洞察更深, 研究成果更有穿透力。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成为传世名著, 就是因为实现了阶级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鲁迅的作品之 所以有生命力, 同样是因为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过: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 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 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怕什么的。”
知识阶层原本就是劳动者一员, 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从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 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因此, 知识生产者不应沉迷于 “象牙塔” 里的自娱自乐, 而要扎根现实, 揭示真理和规律, 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理论, 最终服务现实需要。正如毛主席所说: “这些人不生产粮食, 不生产机器, 只生产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因此, 搞好区域国别研究, 不仅需要从浩瀚 历史中总结经验, 借助理论方法登高望远, 更要站在国家和人民立场思考问题。唯此, 研究者才能扎根更稳、观点更正、力道更足。即使面对艰难困苦, 也能保持 “让子弹飞一会儿” 的淡定从容, 而不会成为随风摇摆的 “墙头草” 和朝秦暮楚的机会主义者。
二、哲学观决定区域国别研究的总体观点和战略方向
(一) 培养和提升战略洞察力离不开哲学思维
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区域国别中的特殊性知识, 最终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规律。揭示客观规律绝非易事, 这是因为, 客观规律 “看不见、摸不着”, 是隐含在具体事件背后的运行逻辑。“真理往往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如果只是眼睛可以见到的现象就是真理, 那就不需要科学了。本质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 现象的东西是可以看得见的。本质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够认识到的。”因此, 能够洞悉事物本质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是最稀缺、最难得的。中国治史讲究 “才、学、识”, 其中以 “识” 最难。这里的 “识” 就是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
而提高认知水平必须借助理论工具。列宁讲过: “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曾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不是高屋建瓴, 势如破竹, 没有说服力, 没有吸引力”, 并认为, 如果缺乏哲学家的头脑, 很难写出好的经济学著作。陈云同志也多次强调 “学习哲学, 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 终身受用”。
从技术层面来看, 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与外部世界无限性的矛盾, 决定了理论指导的必要性。人类的知识积累和知识更新会随着时代发展呈现几何级增长态势。在18世纪之前, 知识更新一倍大约需要90年时间, 20 世纪90年代则是3~5年翻一番。这种信息爆炸对人类认知系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对研究者来说, 在给定时间内, 其所能获取的信息量总是有限的, 尤其是研究当代国际关系者, 没有内部档案, 公开信息真假难辨, 指望收集完所有信息后再做研究, 实际是不可能的。因此, 研究者总是面临 “信息不完全” 的问题。与此同时, 研究者加工处理信息能力有限, 当前近乎海量的信息远远超出人类吸收能力, 研究者无论多么勤奋, 总会 “挂一漏万”, 面临 “信息过剩” 问题, 即 “艾斯特综合征”。
研究者要想摆脱 “信息不完全” 和 “信息过剩” 困境, 必须借助理论工具。高度简约的理论就像“奥卡姆剃刀”一样, 可以删繁就简, 对浩如烟海的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和提炼, 最终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真理。世界上没有比例尺为1∶1的地图, 进行理论概括是从事学理性研究的必然要求。而研究者提炼观点、取舍信息的过程, 也就是理论发挥作用的过程。
区域国别研究更是离不开理论和哲学武器。从事资料梳理和 “就事论事” 为主的基础性研究,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的形而上学思维或许够用, 但要研究以深邃宽广著称的战略性问题, 并将问题看透说清, 乃至达到老子所讲的 “不行而知, 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 境界, 必须掌握理论思维, 并借其把握事物的运行规律
(二)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 区域国别研究才能接近真理
国家间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博傻游戏”, 谁的战略思维差, 战略水平低, 谁就容易遭遇 “战略忽悠”, 犯下颠覆性错误, 最终成为大国博弈中的输家。因此, 国家间竞争实际上是战略境界即哲学思维方式的竞争哲学作为 “理论的理论” 和 “原理的原理”, 目的就是为其他研究提供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者总是从某种 “理论之网” 出发看待世界, 过滤掉那些不能论证自己观点的材料, 保留那些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小约瑟夫·奈指出: “我们的选择显然受到我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偏好以及理论等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显而易见,也可能是朦朦胧胧的。”理论上差之毫厘, 行动上必然谬以千里。如果用来观察世界的理论体系本身有问题, 那么研究者观察到的客观世界便是扭曲变形的, 基于这种观察结果得出的最终决策, 必然是缘木求鱼, 误国误民。这就像汽车的导航系统, 一旦导航系统出了问题, 汽车性能再好, 也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就此而言, 研究者以何种理论为引导, 直接决定学术研究水平和政策实践水平的高低。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 是衡量哲学思维优劣的首要标准。在客观世界中, 它体现为物质与精神何者 “第一性” 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中, 它体现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争。尤其在人类社会认知上, 许多人人物传记读多了, 很自然地就将帝王将相、英雄人物当成历史主宰者, 不自觉地变成唯心史观的拥趸。
西方国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表现突出, 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则存在明显的唯心论倾向。 “西方历史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历史, 因为西方所依赖的是, 根据理论所建立的模型。 在《理想国》一书中, 柏拉图运用与现实完全无关的神话与想象, 构建了一个理想中的政府, 一旦架构完成, 这个理想的政府模式便会在现实世界中付诸实践。”毛泽东指出: “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好的预见, 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例如,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盛行的三大理论流派中, 现实主义具有明显的机械唯物论色彩, 而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则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用唯心主义哲学观察世界, 看似与客观世界无限接近, 实则是本末倒置, 基于这种错误认知认识世界必然是南辕北辙, 只会使国家由盛转衰。“9·11” 事件后, 美国小布什政府在中东推行的“反恐战争”与“民主改造”战略, 就是基于唯心主义哲学制定的。这种哲学的最大弊端, 就是从主观认知出发, 完全忽视了意图与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最终结果就是使美国从权力巅峰跌落下来。
相比之下, 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基础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国家来说, 其要想生存发展乃至长治久安, 前提就是要满足能源、粮食、领土等物质要素的基本需求。新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工业国, 乃至成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原则, 将发展工业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判断的哲学基础就是唯物主义立场。
区域国别研究者的主要价值是 “立言”, 进而通过 “立言” 来 “立功”。研究者能否取得重要学术成就, 乃至形成 “自主学术体系”, 除了依靠研究者的天分和勤奋外, 关键是看其基本观点能否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观点站不住脚, “学术体系” 再庞大, 也不过是 “泥足巨人”, 乃至遭遇 “学术流产”。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杜林的全能哲学, 鲍威尔等的 “神圣家族” 都是如此。正确的观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睿智的哲学可以帮人夯实根基, 厚积薄发; 肤浅的哲学则使人认知错位, 走火入魔。毛泽东一再强调: “学问再多, 方向不对, 等于无用。”而辩证唯物主义是使人聪明的学问, 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擦亮眼睛, 夯实根基, 进行有效的学术积累。
三、哲学观决定区域国别的基本方法论
(一) 改造客观世界离不开科学方法论 
研究区域国别问题最终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就像马克思所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更重要, 难度也更大。这就涉及方法论问题。事实上, 几乎所有哲学流派都暗含了 “怎么办” 的方法论内容。以中国诸子百家为例, 儒家强调 “克己复礼”, 道家强调 “无为而治”, 法家主张 “严刑峻法”, 墨家强调 “兼爱非攻”, 杨朱主张 “及时行乐”。西方哲学史中的不同流派, 改造世界的 “药方” 也截然不同。毫无疑问, 只有掌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
衡量方法论是否 “科学”, 关键不是看其是否符合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 而是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照此标准, 只有唯物辩证法包含了真正的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 矛盾 (尤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 矛盾依照辩证逻辑运动 (对立统一、否定之否 定、量变引起质变), 不断走向自身反面。形象地说, 矛盾 (事物) 的运动过程, 就是一个从“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的表层境界, 深入到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的中层境界, 再到 “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的深层境界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列宁说的 “真理向前一小步, 便会成为谬误”, 以及中国哲学强调 “过犹不及” “反者, 道之动” 等, 都是强调事物运动的对立统一特性。因此, 掌握辩证法就等于掌握了事物的运行规律。
“理念引领行动, 方向决定出路。”这种认识论体现在方法论上, 就是遵循 “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发现规律并按规律办事, 最终实现改造世界的目标。在具体方法上, 遵循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次序: 发现问题是第一步, “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 哪里就有问题”;分析问题是第二步, 主要是通过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 洞悉事物本质和规律, 唯此才能 “纲举目张”; 解决问题是第三步, 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注意把握 “时、度、效”。毛泽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改造客观世界的典范。
毛泽东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 “与天斗, 其乐无穷; 与地斗, 其乐无穷; 与人斗, 其乐无穷。” 我个人理解, 这里的 “斗” 并非 “好斗” 之意, 而是发现矛盾、分析矛盾、克服矛盾的斗争过程, 这个过程当然其乐无穷。在实践中, 毛泽东正是凭借这种直面问题的现实问题意识, 以及对唯物辩证法的娴熟运用, 领导共产党军队屡屡以弱胜强, 先后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为了更好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制定内外战略时更要遵循科学方法论, 尤其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所谓主要矛盾, 体现在政治制度上, 就是国家 “依靠谁、为了谁” 的国体问题; 体现在生产关系领域, 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所有制问题; 体现在对外政策上, 就是首先要确保地缘政治安全。
区域国别研究者要想建言献策, 实现改造世界宏愿, 思维方式必须 “升级换代”, 从形而上学思维转向辩证思维。缺乏辩证思维, 必然面临巨大思维盲区, 既无法洞察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和本质, 也难以理解战略与策略等不同层次范畴的区别, 更多陷入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的表象联系。例如, 我们倡导 “愚公移山”, 主要是强调战略层面要直面挑战, 发挥主观能动性, 但形而上学论者会以为真的是让人搬山。此外, 因思维维度低, 形而上学论者很容易被肤浅荒谬但表面合理的学说所蛊惑(如看重表面联系, 热衷数量比较等), 用这种思维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 很容易形成 “傍大款”、“傍大腕”、“傍大国”, 以及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 的依附性观点, 用这种思维指导实践, 必然会误国误民。
(二) 缺乏科学方法论,势必导致烦琐哲学和 “学术加密” 
没有真问题, 就没有真学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 就是强调现实问题导向。研究者水平高低与成果大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路径的正确程度, 以及所研究问题的重要程度。只有抓住要害问题, 并能高屋建瓴地洞察和揭示本质的学者, 才可能取得更大成绩。研究不从现实问题出发, 或忙于研究枝节问题乃至伪问题, 最终成果必然是有限的, 甚至可能会空忙一场。
这种方法论差异直接体现在学风和文风上。倡导 “实事求是” 精神, 强调问题意识, 势必形成健朗质朴、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风和文风。语言风格也会平易近人、生动形象, 尤其懂得利用多数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思想。这既是在感情、思维和作风上 “以人民为中心” 的体现, 也是国家 “走上坡路” 的征兆。相反, 研究者脱离现实, 文风和学风必然出问题: 或是缺乏问题意识, 成天谈些 “不打粮食” 的话题, 玩弄 “高来高去” 的理论游戏, 以及探讨 “针尖上站几个天使” 之类的伪问题; 或是抓不住主要矛盾, “下笔千言, 离题万里”, 出现 “博士买驴”, 却 “三纸无驴” 的 “学术注水” 现象; 或是一味追求辞章华美, 强调文字雕饰, 讲究四六对仗。这些做法看似 “有品位”, 实则是缺乏科学方法论的体现。
这种不良文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同样存在。相较其他学科, 国际关系研究似乎门槛极低, 但凡关心时政的普通大众 (如出租车司机) 都能侃侃而谈, 有时还颇有见地。许多学者急于与 “出租车司机” 区别开, 因此人为进行 “学术加密”: 著书立说以玄而又玄为荣, 研究过程以烦琐复杂为耀, 遣词造句以拗口生僻为好。别人越是看不懂, 越能体现自己水平高超。但正所谓 “道不远人, 远人非道”, 学术规范不能搞过头。理论是用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而不是用来吓唬人或装点门面的。“为理论而理论”, “为方法而方法” 的烦琐论证和 “学术加密”, 实际是缺乏问题意识和思维洞见的体现, 也是反人民的精英意识作祟 (试图垄断知识话语权)。它只会使研究者走火入魔, 离真理越来越远。用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 只会误国误民。因此, 文风问题看似细枝末节, 实则体现认识世界的能力差距, 因而也是衡量区域国别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准, 乃至国家兴衰的晴雨表。那些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 无不将文风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强调。
 回到区域国别研究这个话题。从终极意义上看, 得出怎样的结论和观点, 远比论证过程更关键。这是因为, 观点和结论是对策建议的基础, 一旦研究结论出错, 据此开出的改造世界药方自然会跟着出错, 国家很可能由此犯下颠覆性错误。就此而言, 区域国别研究者没必要介意与出租车司机 “所见略同”。出租车司机是劳动群众的代表和缩影, 他们对热点问题的总体看法, 主要是基于经验和常识, 因而更接近事物本质。学者的研究结论与劳动群众直观体验吻合是件好事, 而不是坏事。
余论:新时代呼唤新理论
当前,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接近国际舞台中心,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 因此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中国兼有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文明古国三重属性, 这类国家的崛起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 因此, 中国崛起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 也无法照搬西方理论。新时代呼唤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 他还特别强调: “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已经成为新的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同样面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任务。中国学者只有自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立足本国, 面向世界, 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诱惑, 守得住底线, 才能提升水平, 创建中国学派,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文章来源: 收录于《国别和区域研究》2023年第1期,该集刊于2025年4月出版。

网页编辑:朱维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