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黄斐：E.P.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意蕴与审视

2025-02-22

E.P.汤普森是20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运动家，也是英国新左翼的奠基人。他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著称，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相结合，构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奠定了英国新左翼的理论基础，推动了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区研院研究员黄斐于《中南大学学报》发文，深入剖析了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核心意蕴，并审视分析了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作者：黄斐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P.汤普森(E.P. Thompson，以下简称汤普森)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运动家与英国新左翼的奠基者。汤普森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之一当属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各国社会主义者中出现了一股批判性思潮，一些西方左翼社会主义者试图恢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汤普森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尝试发掘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意蕴，将其与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等传统相结合，构建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正是早年对“道德”“人性”“文化”的深入思考使汤普森能以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和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术视角思考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实践途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奠定了英国新左翼早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则，并影响了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对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状况及经验教训。

一、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思想家成长历程的产物。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一方面内生于汤普森成长历程塑造的人生信念中，另一方面根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和英国国内环境的巨变中。

(一) 汤普森早期思想的塑造

汤普森踏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与其成长经历紧密相连。汤普森于1924年生于英格兰，早年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并加入英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CPGB)。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普森曾应征入伍，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作战。汤普森是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他对底层民众的同理心在年少时便已形成。在汤普森人生观的建立过程中，他的父亲和兄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汤普森的父兄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使汤普森自幼深受感染，这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奠定了基础。汤普森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Edward John Thompson)是一位深受激进主义和英国传统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早年在印度任职的经历使他对殖民地人民抱有同情，并对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产生了质疑和不满。汤普森父亲的身上体现了19—20世纪英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矛盾性”，既有对英国历史文化的热爱，也有对彼时国家现实的不满。他在政治上支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却未能脱离精英主义的窠臼，从未将工人阶级视为变革的潜在动力，而是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

如果说汤普森的父亲赋予了汤普森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特有的“矛盾性”，那么汤普森的兄长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则给予了汤普森共产主义的启蒙。弗兰克·汤普森是英国共产党党员，也是一名笃定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推行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s)政策使各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反法西斯主义力量得以合作，构建起了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在此期间，社会主义信念跨越了阶级和国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奉者和支持者。在英国，共产党被视为英国激进传统和文明精华的捍卫者，故而诸多年轻力量受其吸引而纷纷加入，汤普森和他的哥哥便在其中。受兄长的影响，汤普森于194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并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经历使汤普森对西方文明与制度的信仰幻灭，给他带来强烈的愤怒感，燃起了汤普森重构社会的壮志雄心。同时，各种各样的政治传统和新兴思想相互交融，产生出了影响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在往后数十年一直引导着汤普森的思想与活动。

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汤普森结识了诸多志同道合之友，他们一起踊跃参与左翼政治活动。20世纪30—50年代，牛津、剑桥一度成为英国左翼青年的聚集地，剑桥大学还拥有一个联合了工党和左翼各派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这为英国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积极投身左翼政治的平台。1948年，汤普森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教师。而利兹大学所在的西约克郡地区是英国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重要地区之一，在此地，汤普森萌生出对工人阶级的强烈热忱。1956年以前，汤普森已经成为约克郡地区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与和平运动家，并担任该地区共产党地区委员会委员。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参战经历及工作环境等共同塑造了早期的汤普森，使汤普森确立了此后坚守的社会主义信念。

(二)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引起的震动直接相关。当时，英国共产党领导层拒绝对苏共二十大涉及的历史和政治问题进行正面回应，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e)等人决定自行出版一份党内刊物《理性者》(The Reasoner)，以促进党内的自由讨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严重的道德空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他们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内核重新发掘出来，恢复政治生活中的道德目的，因此出版了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刊物《理性者》。在《理性者》第一期编者评论《我们为什么要出版》(“Why We Are Publishing”)中，汤普森和萨维尔明确提出，《理性者》的出版起因于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引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理性者》就是为解决理论危机而提供的探讨平台，它试图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与英国的传统相结合，从而推动具有英国特色的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一尝试的重要成果便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但《理性者》仅出版3期就被迫停刊，汤普森向萨维尔写信表示：“如果有必要，我们必须离开党，成立一个小型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同盟。”[1]《理性者》停刊后，汤普森、萨维尔等人退党并创办了《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杂志，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翼。若说《理性者》中出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新理性者》则更明确地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季刊”(A Quarterly Journal of Socialist Humanism)为名号，“试图恢复和发展共产主义传统中的人道和自由主义特征”[2]。萨维尔曾表示，出版《新理性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时代最需要的是一场新的超越党派壁垒的思想运动，在原则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1]。在《新理性者》1957年创刊号上，汤普森发表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一文，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并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不断完善了这一思想。

(三)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指向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诞生也与英国新左翼运动密切相关，它作为新左翼运动的理论旗帜，直接服务于新左翼运动的开展。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西方世界涌现出了新左翼运动浪潮。不同群体试图以自身的标准来批判和重塑社会，这些群体普遍有一个共识，即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正是这种反思催生了“新左翼”。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盛行的时期，当时许多激进的左翼都愿意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号。他们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青年知识分子，并将理论讨论的重心从阶级转向文化领域。这一阶段是新马克思主义兴起及其与其他思想相互碰撞的时期。在英国，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关于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危机则使人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加剧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苏伊士运河危机象征着大英帝国的终结，标志着英国从此在国际体系中沦为一个依附于美国的地区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和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引发了英国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进行批判性反思，英国新左翼运动由此而生。英国新左翼既希望革新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希望推动现实社会主义的改革，复兴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正是这一时代的思想缩影。作为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新左翼早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本质上指向的是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反思和道德批判，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道路。

二、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意蕴

可以从三个层次对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进行解读。第一，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论起点是批判现实政治中出现的“人性”空场和道德危机。第二，在批判的基础上，汤普森对“人性”空场和道德危机的根源以及如何全面、理性地看待道德困境进行了深入思考。第三，在反思理论和现实后，汤普森构建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图景。

(一) “人性”空场与道德危机

针对现实政治中出现的“人性”空场和道德危机，汤普森从“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反智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三重维度进行了批判。汤普森认为，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被机械化为纯粹的经济决定论；在现实层面，人的历史主体地位被忽视，表现出一种反智主义倾向；而理论与现实中的“人性”空场共同构成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异化形态。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在各国社会主义者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争议，英国社会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主要分歧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在汤普森看来，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中存在将“反映”和“上层建筑”概念机械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开，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然后将机械决定论庸俗化，人为地将其塑造为一种普遍真理。汤普森认为，马克思创造和毕生追求的不是绝对真理，而是思考、质疑和批判现实的态度和方法，并试图将之运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马克思主义的“反映”是能动的、动态的，而不是被动的、机械的。能动的思考体现了人的创造性，这种能动性一旦消失，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机械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汤普森还指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忽略了人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始终蕴含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互动，可是抽象的、机械的模型却忽视了这一互动过程。纯粹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不存在的，二者之间必须通过人来发挥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过程是同时的、动态的、相互的，而不是分隔的、静态的、单向的。但在现实中，“盲目的、非人的物质力量被赋予了意志，甚至是意识。创造性的人变成了被动的物，物则被赋予了创造性的意识。人的作用是为这些物服务，以产生越来越多的生产力”[3]。汤普森对这一现象持警惕性的批判态度。他强调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要素。如果忽视这一要素，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理论将难以成立。

汤普森将现实中轻视人类主体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的现象称为“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否定人的智性和道德性，过分强调外在于人的物，将经济基础视为外在于人的存在。在汤普森看来，对人的智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否定会衍化成对人民的蔑视，进而导致官僚主义的家长制作风，形成精英主义的体制化官僚—政治形式。汤普森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反智主义使物凌驾于人之上，使人的价值无法得到彰显。“对独立思想的恐惧，以及在民众中蓄意助长反智的倾向，是错误的；对无意识的阶级力量过程的机械人格化，对智力和精神冲突的意识过程的轻视，是错误的。”[4]反智主义否定了人在社会运行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埋没了人的创造性作用，否认了人类文化的连续性。一旦将其正统化，就有可能造就出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模型。因此，汤普森主张以理性对抗非理性、非人道与教条主义，塑造一种人性化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在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反智主义的基础上，“道德虚无主义”形成了。在汤普森那里，“道德虚无主义”是一种自我异化的形式。在此种异化中，意识形态高于人的地位，人被意识形态所支配，在抽象概念中忘却了自我。人的道德意识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道德符号，进而造成了个人意识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空场。但汤普森始终坚信，人类自身创造历史，这正是人不同于动物、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要素所在。“道德判断不能从抽象的戒律中得出，而只能从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从他们的痛苦或幸福、挫折和愿望中得出。”[3]而否定人的道德意识将会把人引向对自身本质的否定。合作、有爱这些德性不应在现实中被弱化，应重新将现实的人置于抱负的中心，恢复人的历史主体地位。

(二) 道德困境的辩证法

汤普森认为，“人性”空场和道德危机的出现，一方面源于理论演进中的变化以及后人在发展理论时的不同诠释，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精英官僚主义的制度背景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汤普森主张应该理性看待社会发展中“生产进步”与“人类进步”的平衡问题。

道德是思想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苏联的主导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汤普森主张在考察“被视为实践哲学的共产主义时，必须考察一切”[5]，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汤普森试图通过理论溯源分析问题的根源。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马克思在两种不同语境中使用了“反映”这个词语。“第一是作为唯物主义立场的一种表述：感觉—印象‘反映’了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的外部物质现实。第二是作为对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类思想和制度方式的观察。”[3]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反映”并非被动的镜像式的反映，但是对于人的思想如何形成、如何作用于社会存在，汤普森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并没有得到重点阐释，从而给后人留下了解释空间。另一方面，汤普森提出列宁对于物质现实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反映”的被动印象。例如，列宁将观念、意识、思想和感觉视为对物质现实的反映，强调物质现实是第一性的，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从而使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演变为“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的社会意识”。于是人类的任务就变成适应经济演进的客观逻辑，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作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之后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最终发展成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3]因此，在理论溯源中，汤普森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以更好地理解理论发展中的问题。

除了理论原因，汤普森也关注道德困境形成的现实制度背景。他通过对历史发展中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剖析，试图阐释苏联共产主义运动演变中的精英官僚主义风险与道德危机的关联。依汤普森之见，共产主义运动是具有深刻人文内涵的革命浪潮活动，它由无数英雄主义行径、自愿牺牲举动和无数的解放行为组成。十月革命及其引发的其他国家的革命实现了财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并大大激发了这些国家社会中的智力、文化和民主进步的真正潜力。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内外环境的极端压力或可使一些国家的革命精英主义蜕变为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健全的思想体系和限制性的制度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束缚。在较为紧张的环境之下，譬如冷战情形中，官僚主义有可能演变为某种军国主义，而这带来的后果可能是国家的严重危机，其中便包含道德危机。针对这一问题，汤普森主张必须遏制官僚主义的蔓延，调节冲突的利益矛盾，方能达至和谐共处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状态。在此种状态中，有“越来越多的完全自主意识和自愿的选择，人民的思想文化生活将迎来一个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时期”[6]。

如何理性看待实践中的道德困境？汤普森的研究视角是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意识形态，并分析提炼其主要特征与派生物。在汤普森看来，斯大林主义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些受剥削压迫的阶级中汲取养分，并在落后的俄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得以强化，最终形成了一套成型的意识形态。尽管斯大林主义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意识形态，具备自身的内在一致性和制度形式。在汤普森那里，苏联共产主义的胜利摧毁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财产和社会关系，提高了落后地区人民的教育和科技水平，实现了快速工业化。然而，落后的社会条件和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似乎又使计划和集权变得不可避免，从而导致了对“人”的忽视。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这既是理论的困境，也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困境，曾引发诸多争论。对此，汤普森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和道德两难的困境并非必然。“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很难找到在‘生产进步’和‘人类进步’之间简单对应的方程式。”[6]依汤普森之见，在“生产进步”和“人类进步”、“经济进步”和“道德进步”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在评估人类进步的问题上并无标准答案，应接受历史的客观性。发展与道德的两难困境并非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早已有之。“经济进步”和“道德进步”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不应仅从历史现实中抽象出几个标准就当作衡量的标杆。尽管汤普森提出了问题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他依然注重对现实进行反思，并坚持认为唯有不断反思，社会主义方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 彰显“人性”本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在反思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汤普森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恢复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在汤普森的思想中，对历史事件的评估不能仅依据文本或某些单方面的说辞，而需将其置于整体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剖析。对于苏联，他认为同样应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从历史中寻找根源，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托整体的历史背景。在汤普森看来，苏联的道德特征是将道德的标准归于权力和工业化的单一标准，从而降低了人类在创造道德中的作用，否认了人通过道德来影响政治选择的行为能力。想要克服此种困境，汤普森强调必须“重新获得一种道德选择的语言”[6]，即恢复道德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新评估道德在人类需求中的地位。同时需要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新左翼评论》前主编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曾评价，对汤普森而言，“社会阶层及其所产生的潜力主要不是通过经济过程来定义或实现的，而是需要集体认同的文化和政治建构”[7]。对汤普森来说，道德要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唯有当所有个体发挥出道德的作用时，人们才不会屈从于某种“历史必然性”哲学。

近代以来，英国的知识阶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持续交融，形成了“知识贵族”，对英国近现代的经济、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汤普森深受英国本土民族传统的熏染，而他本人既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亦是一名学者。故而在他的理论中，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推动者。“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世界一股有效的知识和政治力量的出现，也为重新点燃我们工人运动中的道德和知识激情创造了条件。这一力量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中。”[8]汤普森相信，知识分子群体有能力摆脱现实与道德两难的困境。这一群体若能在共产主义内部和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即可引领人们投身战斗，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申明对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必须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团结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8]汤普森主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应当保持对共产主义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生命力的信心，协助开展西方劳工运动，重新唤醒东西方劳动人民建立社会共同体、统一社会主义运动的愿望。汤普森坚信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辩证法”的运用，即“了解相互矛盾的因素在同一历史事件中共存的方式以及对立的倾向和潜力在相同的传统中如何相互渗透。因为历史过程本就充满矛盾，人类进步的矛盾性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6]。汤普森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关怀，但他将社会革新的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群体，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也体现出伦理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在其思想中留下了较为浓重的痕迹。

依据汤普森的分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目的是破除人与物之争，使人主宰物，而非反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对待人与物的关系上。它试图通过克服“自我异化”的形式，将现实的人置于社会主义的核心。在汤普森看来，对英国工人阶级而言，其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思想、人道主义志向和工人阶级观点等的结合体，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的引导下，英国工人阶级曾经取得诸多成绩，但始终缺乏强有力的思想引领，没有明确的方向指引，因而其发展停滞不前。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变革意志不够坚定，他们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性，但又安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为某些特定的原则和利益而斗争，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物而非人。汤普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要“将人们从物的奴役、追求利润和屈从于‘经济必要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3]。人具有理性和意识，不仅能创造新的观念，也能创造物，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使人类能够利用自身的主体性主宰物，成为物的主人，由此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机构和选择——针对批评的回应》(“Agency and Choice-1: A Reply to Criticism”)一文中，汤普森进一步提出，“人的需求是评判社会制度、经济和社会规则的唯一有效标准，应当是这些来满足人，而不是要人去适应这些‘环境’或所谓的‘历史必然性’”[6]。

三、对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审视

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汤普森勾勒出了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图景。这一思想曾在理论界引起广泛讨论。对其高度评价者有之，例如保尔·布莱克雷治(Paul Blackledge)认为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能够被视为以规范性地批判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有用资源，而21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的人能够从这些讨论中获益匪浅”。[9]审慎评价者有之，例如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认为“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在对本国激进理论的运用、对个别主体及道德自主性的简单强调、对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致性的坚信，都存在问题”[10]。如今，对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进行审视，其价值与问题依然值得深入思考。

(一) 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出重启了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这一思想力图在人的价值维度上丰富并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内涵。有学者指出，新左翼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争论为社会主义者拓展出一个空间，使他们得以挽救出马克思作品中所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东西。[9]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是在对“人性”空场进行抗议的基础上产生的，他在批判资本主义和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道德性。汤普森试图对社会主义在现实中面临的道德困境进行分析，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传统，回应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质疑，为马克思主义正名并捍卫社会主义的理想。他通过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反映”等概念，重构了以道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回应消费资本主义时代的问题。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提出后成为英国新左翼早期的价值取向。汤普森的尝试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留下了丰富的理论生长点。

其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的思想传统相结合，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汤普森强调本土的民族性与特殊性，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英国的激进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故而主张构建一种有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霍尔曾评价汤普森等人“发展出了对英国历史的高度独立和独创的理解，并形成了一种与英国大众激进主义有更多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形式”[11]，肯定了汤普森的本土化努力。在现实政治层面，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为“新兴的新左翼的主要纽带之一。这也被证明是第一代新左翼与第二代新左翼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汤普森看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涉及社会主义传统以新的道德术语进行的解放与重建……他通过强调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元素来寻求在道德层面上复兴社会主义：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生活……他认为，这些方面从一开始就构成了英国劳工运动的特点，并深深扎根于英国的民族认同之中”[12]。此后，在汤普森的著述中都能看出对人、道德和经验的关注始终是他所关心的主题。例如在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强调了人的主动性、信念和道德在工人阶级身份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大大推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最后，汤普森对“人”“道德”“文化”等要素的强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汤普森重视历史和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发展了“文化主义”的思维范式。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提出：“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13]“文化主义”方法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例如汤普森强调对工人阶级的分析不应在文本中构造，而应从工人阶级自身生活的真正紧张和冲突的实际观察出发[2]。汤普森认为，社会存在、经验与人的观念相互依存，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正是这一理念的典型表现。这种“文化主义”方法为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建立在战后西方社会大变革的基础上，当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遭遇质疑时，文化马克思主义试图从大众传媒、消费异化、社会意识等角度将文化置于社会分析的重要位置之上。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左翼思想始终与英国的文化社会变迁密不可分，新左翼思想本身就代表了战后英国新兴文化中的多维表达。他们依据战后西方消费资本主义流行背景下的社会形态，推动了激进社会意识的塑造，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丰富和拓展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分析维度。

(二) 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第一，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立论主要是通过现实批判完成的，与西方诸多左翼理论类似，这一思想也存在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作用于现实时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例如，对于如何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化和道德导向转化为具体的现实计划、如何使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深植人心、如何以道德手段实现道德目标等问题，汤普森并未做出充分的阐述。同时，汤普森虽然强调道德的地位和作用，却缺乏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缺乏基石的道德革命难以在实践中发挥实质影响。因此，汤普森也被冠以“浪漫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称号。而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凸显了大众政治与知识精英的矛盾。尽管汤普森力图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新左翼运动的旗帜，但这一思想浓郁的知识精英主义色彩难以吸引工人阶级和其他中下层阶级，阶级基础的缺乏反过来也影响了新左翼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对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意志的强调使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呈现出“唯意志论”倾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综合自由主义传统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社会主义对平等公正的追求，它既强调社会主义，又突出人道主义的关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有一典型的思想特征，它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反对历史决定论，强调人的自由选择意志，具有唯意志论色彩”[14]。这一色彩或许源自伦理社会主义对汤普森的影响。汤普森继承了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传统，推崇英国本土的伦理社会主义。他认为莫里斯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15]。对伦理社会主义的推崇或多或少地与汤普森的卫理公会宗教背景有关。“汤普森的目标是创造具有伦理道德的主体，这些主体不会成为官僚或政府机器的一部分，也不会盲目地跟随意识形态共识，而是根据自己的良心做出决定。尽管新左翼活动分子并不认为自己是宗教人士，但他们的许多言论和世界观比如强调良心和个人道德责任似乎受到了他们自身的宗教背景的影响。”[12]汤普森强调意识的重要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以及革命政党的作用。正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者所言，汤普森没有清楚解决目的与手段的问题，对目的思考太多而对手段思考太少，建构了一个理想的道德王国，却对通往理想王国之路谈之甚少，其思想本质上还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伦理社会主义[16]。

第三，融合性的研究路径造就了汤普森独具一格的学术方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汤普森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与英国本土的理论传统相融合，这种融合化路径赋予了汤普森独特的研究特色，但也使他受到了所谓“英国性”的局限。例如，汤普森站在“英国性”立场上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汤普森的方法着眼于人的主观因素和文化要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注重细微个体，但缺乏基础性、整体性和理论性的把握，容易陷入民族主义和狭隘主义的窠臼，从而招致了批评。“过于强调道德、主体性活动和主体性，以及简单地把经济主义和决定论认定为斯大林主义的来源，后来这些都受到安德森的批判。而且在更早些时候，它们就被认为是有问题的。”[17]基于此，第二代新左翼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人引入了欧洲大陆的理论学说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从整体性和科学性的角度批判了汤普森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

总之，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西方左翼研究者为我们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提供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视角，然而由于其内在固有的局限性，我们应以审慎的态度加以鉴别和扬弃。

文章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网页编辑：朱维肖

精品学术 | 黄斐：E.P.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意蕴与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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