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世界政治论衡 | 第六讲：“礼乐征伐何所出？”任锋教授探讨战争、和平与国家形态的历史政治学

任锋教授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国际秩序的交汇点出发，深入探讨了战争、和平与国家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对于秩序的思考必须在一个广域的、穿透时间与定见的尺度上进行。“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一古典的王道与和平理想在冲突与危机不断的当前世界秩序中具有强烈启示意义，世界大战时期的现代中国立国规划是我们思考当下秩序问题的起点。他指出，从天下国家的政治文明主体到现代国际关系秩序的自觉重塑者，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转变并非断裂式演进，因而有必要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将战争与国家形态的深层结构性规律重新解析。

任锋教授首先梳理了身处古今之变的中国现代政治和文化精英对战争与国家形态关系的思考，以其作为参照系。他重点分析了梁启超、吕思勉、钱穆、陈焕章等近代学者在大战争或源灾难时代下对现代中国的立国规划，深入探讨中国文明传统中“文治武功”的价值排序机理。两次世界大战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刺激源”，而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围绕“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的论断，则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文明特质的关键。面对从传统向现代更迭中的挑战，国家的应对应当从更纵深的文明传统角度思考。

讲座中，任锋教授讨论了二战后基于欧洲经验抽象出的“战争制造国家”现代性理论。他指出以战争为分析起点，在特定阶段对于国家建构的某一侧面是较为关键的，但中西方长时段、深层次的发展道路仍存在基础性不同。他指出，中国历史传统中“文治武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表述更贴合中国的国家形成与变迁，其中蕴涵了规范性秩序对武力运用的引导，以政治统合军事，以礼乐统合政治，构成一体化国家形态中政军关系的重要一环。从历史演变中观察战争、和平与国家形态，并追问共同体构建的基本逻辑，考察重大实践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因果机制，这不仅是大一统国家研究的中层视角，也推动了历史政治学与世界政治学的汇合，最终的理论目标是通过历史再解释寻求一个普适性理论。

“礼乐征伐何所出”追问了现代中国的双重性，即从“天下国家”到“现代国家”转型中的战争、和平与国家形态的关系。“于和平中进展”亦包含武功武德，中国历史经验不仅为当代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历史借鉴，也为构建一个良善的全球政治秩序贡献中国智慧。“礼乐征伐”的现代诠释，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论资源。

任锋教授将历史传统与当代问题巧妙结合，为在场师生提供了理解战争、和平与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全新视角，也为思考当代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历史维度的深刻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