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鲍同、张崧卓译：日本广播研究的沿革与课题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日本广播研究

1925年，在日本第一家无线电广播电台—社团法人东京广播局成立后不久，室伏高信便发表了一篇题为《无线电广播文明的原理》的文章，其中指出报纸是评论“昨天”，而无线电广播是评论“今天”，并宣称低级文明已逝，以无线电广播为代表的“高级文明”已经到来。日本的广播研究似一开始就将无线电广播这种媒体视为新文明加以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无线电广播研究的主要阵地是日本广播协会（NHK）出版发行的《调查月报》（1928—1931）、《调查时报》（1931—1934）、《广播》（1934—1941）、《广播研究》（1941—1943）等期刊，其刊载了许多综述类文章。例如，东京大学报刊研究室的小山荣三在文章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无线电广播媒体的特点，即“时间上的同步性”和“空间上的同位性”，提出了无线电广播是“尽可能减少或克服时间和空间差异化的最佳文化手段”的观点，并认为无线电世界是一个结合了时间和空间的“四维世界”。同一时期，小野秀雄通过对无线电与报纸的比较，论述了前者的电波特性特征。从上述《调查月报》《调查时报》《广播》等期刊刊载的早期文章来看，内容包括无线电广播在新闻、艺术、农村、学校广播及播讲等方面的多项理论研究。权田保之助提出了有关无线电广播的大众娱乐理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广播研究已经形成了很多论点。

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从侵华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部分的讨论都转至“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无线电”这一方向。特别是当时的期刊《广播研究》（1941—1943）刊载了如《战时广播宣传》《战时广播节目的各种问题》《“太平洋战争”与广播规划》等文章，这些题目令人感到恐惧，甚至出现了以“决战与广播”为题的特辑。彼时，小山荣三也开始专注研究无线电广播的宣传战略和对日本国民的教化作用。他认为，此前的无线电广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娱乐形式”，但“现在的电台则被看作延续侵略战争时可被利用的最强大、最重要的设备”。1942年，小山还撰写了专著《战时宣传论》（『戦時宣伝論』），宫本吉夫撰写了专著《广播与国防国家》（『放送と国防国家』），并在其中用较大篇幅阐述了所谓的广播的国防使命和政策。

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无线电广播的研究已有诸多观点产出，但在战争结束后基本消失了。正如长谷川如是闲所担心的那样，无线电是“管制时代的工具”。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电视的研究正是始于对此前无线电广播研究的反思。

1953年2月，NHK（日本广播协会）在东京开设了第一家电视台；同年8月，日本电视广播网作为首家民办电视台开始运营。此后，日本各家电视台相继成立，广播研究的重心也相应地从无线电转向了电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支撑相关研究活动开展的重要研究机构是NHK广播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和东京大学报刊研究所（以下简称“东研所”）。

文研所成立于1946年6月，当时的日本处于驻日盟军总司令（GHQ）的管控之下，时任NHK会长的高野岩三郎提议设立了文研所，在1996年出版的专著《“文研所”50年的历程》中将其功能记述为NHK通过广播促进和平的文化社会的建设与进步。为此，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研，以便了解播放什么样的节目为宜。此处的“和平的”既是文研所成立的背景，也包含对侵略战争时期广播研究中谬误的反省。1951年，文研所创办《文研月报》（后更名为《广播研究与调查》），开展了多项收视率调查和节目调查。其中也包括满怀诚意的关于“儿童与电视”的实证调查。例如，分别于1957年和1959年进行的两次“静冈调查”，调查对象为静冈市的3700名儿童，调查包括“观看电视的时间是怎样取代了生活中部分时间的”“电视如何影响了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等内容。

于1949年5月成立的东研所也是类似的机构。其前身是东京大学文学部所设的报刊研究室（1929年成立），而后在东大内部成立研究所的计划的提出下，东研所在南原繁担任校长时创建完成，其第一任所长是小野秀雄。在东研所的纪要中，首篇以电视为主题开展研究的论文《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调查报告》出现于1957年，作者就电视与观众心理、电视内容的观看效果与消费时间之间的关系、电视对家庭生活习惯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调研。此后，高桥彻等人发表了题为《电视与“孤独的群众”》一文，对日本皇太子婚礼游行的报道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前述由文研所和东研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展的电视研究，侧重于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的“功能性”。无论是短期研究还是长期研究、直接研究还是间接研究，相关研究都以调查电视的“效果”或“影响”为前提，其目的在于分析电视是如何通过大众传播塑造“社会舆论”的，以便科学地阐释观众的“接受过程”。这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研究”，而是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实证来研究大众传播的方法。

迄今为止的广播研究基本上都是对“当时的广播”进行的研究。随着广播自身不断演进，广播研究也在更新方法论。自21世纪开始，广播研究开始对“广播史”进行验证。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互联网时代，广播开始在历史维度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讨论。

自2000年前后，无线电广播史的研究逐渐兴盛。吉见俊哉的《“声音”的资本主义》（『「声」の資本主義』，1995）、黑田勇的《广播体操的诞生》（『ラジオ体操の誕生』，1999）、山口诚的《英语讲座的诞生》（『英語講座の誕生』，2001）、水越伸的《媒体的形成》（『メディアの生成』，1993）等著作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和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史重新进行了验证，特别是追问了日本无线电广播史与侵略战争行为之间的关系；竹山昭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战争与广播》（『戦争と放送』，1994）、《史料记述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广播》（『史料が語る太平洋戦争下の放送』，2005）、《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无线电广播》（『太平洋戦争下その時ラジオは』，2013）等著作也相继出版。此外，还有许多围绕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而进行的无线电广播史研究，专著如竹山昭子的《玉音放送》（『玉音放送』，1989）、小森阳一的《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天皇の玉音放送』，2003）、佐藤卓己的《八月十五日的“神话”》（『八月十五日の神話』，2005）等。特别是“玉音放送”作为日本广播史与战后史的节点，成为历史学的考证对象。近年，大森淳郎发表了题为《战争与广播》的连载论文，日本学界也对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广播协会于中国东北部地区、朝鲜、中国台湾地区、南亚地区等被侵略的区域从事的广播工作进行了史料分析，通过挖掘新材料验证日本无线电广播史中的负面内容。这类成果可参考贵志俊彦、川岛真、孙安石于2015年合著的《增补改订战争、无线电、记忆》（『増補改訂戦争·ラジオ·記憶』），书中有详细梳理。

在无线电广播史研究兴起之时，2009年，日本大众传播学会在其主办的期刊中组稿专栏“特辑：‘无线电广播的个性’再考”，小川博司撰文回顾历史，覆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广播协会的“单一频道无线电广播”到民办无线电台创立后的“多频道无线电广播”，再到“听众参与式交流”节目兴起的各个阶段。在文章中，小川还提及了无线电广播研究内容的现状，即“研究者对无线电广播的关注，目前仅限于对其初创期的历史或区域性广播等方面的研究，但关于听众较多的AM或FM广播的研究却寥寥无几”。21世纪开始蓬勃发展的无线电广播史研究更多集中于广播初创期，特别是战争期间在被日本侵略地区的相关活动，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广播研究并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对相关历史进行梳理。

21世纪兴起了关于电视史的研究。2003年，日本大众传播学会在其主办的期刊《大众传播研究》第63期中组稿专栏“特辑：电视50年的光与影”，此后，相继出现了电视史研究的专著，如长谷正人、太田省一合著的《电视！全员集合》（『テレビだョ！全員集合』，2007）、佐藤卓己的《电视的教养》（『テレビ的教養』，2008）、有马哲夫的《电视就这样开始了》（『こうしてテレビは始まった』，2013）、饭田丰的《当电视曾为稀罕物时》（『テレビが見世物だったころ』，2016）、村上圣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广播制度》（『戦後日本の放送規制』，2016）、木下浩一的《跟着电视学习的时代》（『テレビから学んだ時代』，2021）等。

特别是2010年以后“电视档案研究”正式开始，这是电视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在此背景下，电视台完善了节目管理及信息公开制度，如2010年NHK节目档案的试验性学术研究开始启动，让许多研究者有机会从初创期开始考证电视史。2009年，《大众传播研究》组稿专栏“特辑：围绕广播档案进行媒体研究的可能性”，丹羽美之撰文指出，完善档案管理将为今后的电视研究带来重大的变化。

此前，节目一旦播出后便无他用，电视台鲜有保存资料的意识，但若以史料的形式合理使用这些沉睡于电视台的节目，将会成为电视研究变革的契机。此后，研究人员与广播机构相互合作，电视档案研究蓬勃发展，形成了如NHK文研所编辑出版的《广播媒体研究》第8期专刊（2011）、早稻田大学新闻教育研究所与公益财团法人广播节目中心于2012年共同出版的《通过广播节目解读社会记忆》（『放送番組で読み解く社会的記憶』、丹羽美之的专著《NNN实录·编年史1970—2019》（『NNNドキュメント·クロニクル1970—2019』，2020）等成果。可以说，这是广播研究的新尝试，研究人员与广播从业者通过合作尝试向广播行业反馈信息。

已进入繁荣期的电视档案研究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节目类型史研究”，即考证电视播出的综艺节目、纪录片、新闻、广告、电视剧等发展历史。例如，石田佐惠子、小川博司合著的《智力问答文化的社会学》（『クイズ文化の社会学』，2003），NHK文研所编辑出版的《创作电视纪录片的人们》（『テレビ·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を創った人々』，2016），丹羽美之的《日本的电视纪录片》（『日本のテレビ·ドキュメンタリー』，2020），井上裕之的《新闻访谈节目的结构之综合研究》（『ニュースの談話構造の総合的研究』，2 0 2 1），高野光平、难波功士合著的《电视广告考古学》（『テレビ·コマーシャルの考古学』，2010），濑崎圭二的《电视剧与“战后文学”》（『テレビドラマと戦後文学』，2020）等。

另一个方向是“主题研究”，即借助电视节目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社会诸相。有关“战争”的如樱井均的《电视是如何刻画战争的》（『テレビは戦争をどう描いてきたか』，2005）、水岛久光的《如何继续讲述战争》（『戦争をいかに語り継ぐか』，2020）、米仓律的《“八月媒体”与战后日本》（『「八月ジャーナリズム」と戦後日本』，2021）等；有关“水俣病”的如小林直毅的《“水俣”言论与表象》（『「水俣」の言説と表象』，2007）等；有关“震灾”的如伊藤守的《电视是如何报道核泄漏事故的》（『テレビは原発事故をどう伝えたのか』，2012）、丹羽美之与藤田真文合著的《媒体震撼》（『メディアが震えた』，2013）、小林直毅的《核电站震灾的电视档案》（『原発震災のテレビアーカイブ』，2018）等。电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对比过去的各种节目可以读取社会记忆。

然而，节目档案的公开还不够充分，目前只有NHK和一部分民营广播公司以仅限研究使用的方式公开其节目信息。纵观整个广播行业，这些信息不过是冰山一角，公众甚至很难准确获悉地方电视台档案保存的真实情况。如果进一步推进包括无线电广播在内的广义上的广播档案的管理与公开，今后的广播研究便可确立一套成熟的方法论用以阐释广播档案。

基于前文，我尝试梳理了今后日本广播研究的两个方向。

一是有必要从广播文化的整体性角度系统论述无线电广播或电视是怎样的媒体。无论是无线电史还是电视史，研究成果与庞大的节目数量相比仍远远不够。无线电广播研究应跳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维度，详细考察AM波段、FM波段、radiko（用手机、计算机免费收听的无线电广播服务）等方面的广播史；电视广播研究则要详细考证公共广播电视网、有线电视、卫星广播、数字广播、互联网同步播放等领域的历史。2025年将迎来日本广播开播100周年，如此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众传播究竟是怎样的，应从节目、观众、产业、制作、制度、节目创作人员等多个维度尽力挖掘并考证广播史。

二是充分研判在现代社会中充斥着的“类电视内容”（テレビ的なもの）。在如今繁荣的互联网时代，有人认为可以放弃电视了。的确，从观看形式来看，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家中有固定的时间看电视，即便欣赏电视节目，观众也更乐于借助电视台的网络播放（TVer等），或观赏互联网的原创视频内容（如Netflix、YouTube等）。但每天在网上传播的诸多“类电视内容”，质量良莠不齐。比如，很多网上的新闻是将电视节目的内容“抄录”下来再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进行传播的。在无线电广播中，如果有艺人透露参与电视节目的幕后情况，相关内容便会成为热点，其中的某一片段还会被制作成短视频上传至Twitter或Instagram上。即使不再实时收看电视，观众的智能手机中每天仍会不断出现大量的“类电视内容”。如今日本多媒体娱乐的主要载体仍为电视，但作用在逐渐消退，“类电视内容”则在加速涌现。今后，电视文化将与Netflix、YouTube等新平台文化共存，互联网时代“广播”的概念正在重构，包括无线电广播在内的广播研究的方法也应进一步明确。

最后，我想谈谈未来广播研究的课题。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多次提及了“广播实践”与“广播研究”之间的脱节问题，即实践忽视研究，研究亦忽视实践。今后的广播研究，应通过建立学术团体等方式让两者有机会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广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别是处于后电视时代，更需要让互联网的视频平台（如Netflix、YouTube等）与各国研究者、节目制作者充分交换意见。正如我所在的广播研究室，其主要目标便是让研究与行业实践积极开展交流，并向海外传播研究成果，这或有助于看清广播研究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