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嵇先白、翟东升：美式“科工复合体”剖析

为维系科技主导地位、纾解霸权衰落压力，美国政府与科技巨头达成战略契合、完成利益绑定，技术能力、产业资本与国家权力加速嵌合，催生出所谓“科技—工业复合体”（以下简称“科工复合体”）。科工复合体的出现，不仅影响美国国内，还溢出国界对世界构成严峻挑战。

作者

嵇先白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为维系科技主导地位、纾解霸权衰落压力，美国政府与科技巨头达成战略契合、完成利益绑定，技术能力、产业资本与国家权力加速嵌合，催生出所谓“科技—工业复合体”（以下简称“科工复合体”）。科工复合体的出现，不仅影响美国国内，还溢出国界对世界构成严峻挑战。

一

概念上，科工复合体承袭自冷战时期的“军工复合体”。二战期间，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与经济体系之间产生结构性关联，形成了由美国军队、军工企业、政界人士、科研机构等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1961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演说中直斥，国防工业与国家机器结成的利益集团极易对国家决策施加不当影响。时隔60余年，拜登在2025年初离任演说中沿用这一概念，对科工复合体在数字时代的崛起表达忧虑，指出其可能造成权力过度集中、虚假信息扩散等问题，进而冲击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此番警示，使科工复合体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结构上，科工复合体由三大关键行为体耦合构成。大型科技企业构成其“技术核心”，包括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平台企业和苹果、英伟达、英特尔、特斯拉等高端制造企业。SpaceX、帕兰蒂尔与安杜里尔等新兴防务科技企业，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SpaceX主攻航空航天领域，帕兰蒂尔精于大数据情报分析，安杜里尔则主要从事无人作战装备研发。上述各类科技企业依托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技术等领域拥有技术优势，掌控社交媒体、数据中心、海底光缆、卫星网络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集聚算力、数据与算法等战略资源，在科工复合体内承担技术供给与产业落地的职能。美国政府部门构成其“权力中枢”，主要涉及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及各类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这些部门掌握预算分配、装备采购、规则制定与行业监管等关键权限，既以国防订单为科技企业提供需求保障，又以政策工具调控技术演进方向，确保相关技术研发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风险投资机构、科研院所与智库网络共同构成其“支撑体系”：风险资本引导金融资源参与前沿科技创新布局；科研与智库机构则提供基础研究、战略研判与人才储备，为科工复合体构建话语与人才支撑。

机制上，三大关键行为体通过多重路径实现深度绑定。人员层面，政府高官、军方将领卸任后频繁进入科技企业与风投机构担任高管，企业管理者、风投合伙人也常被吸纳至政府部门与顾问委员会参与决策，形成身份交错、利益交织、决策共振的人际网络。资本层面，政府以国防预算、专项合同、战略科技计划等形式定向扶持特定企业；风险资本则先期孵化前沿科技企业，待技术与产品成熟后，借助政府订单实现规模化落地，进而完成资本增值套现，形成完整的利益闭环。议程层面，科研与智库机构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出席国会听证、炒作“大国技术竞争”等战略叙事，为政府扩大预算、企业获取订单、资本兑现收益制造舆论氛围，进一步强化各方利益绑定与认知协同。

俄乌冲突爆发后，科工复合体深度介入其中，如SpaceX的“星链”卫星系统为乌方的指挥通信、情报传输等提供重要支撑。

图为当地时间2023年2月16日，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巴赫穆特使用的“星链”卫星宽带系统天线。 

视觉中国供图

诉求上，科工复合体有五大倾向。其一，推动产业政策回归。科工复合体摒弃传统自由市场理念，以制造业回流与关键产业重构为核心目标，着力塑造国家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二，主导塑造国际经贸规则。一方面极力鼓吹数字贸易便利化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其控制他国数字生态、攫取全球数据、扩大海外市场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壁垒，严格管控前沿技术外溢，以此牢牢锁定自身科技领先优势。其三，呼吁放宽高技术移民限制，核心目的是弥补本土理工科人才供给短板，争夺全球高端智力资源，遏制竞争对手的技术追赶步伐。其四，抵制技术的严格监管。明确反对前置审批、强制审计、安全审查等刚性制度约束，认为此类监管会拖慢技术向市场与战场转化的速率；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数据隐私保护等新兴领域，更倾向于行业自律而非政府强制规制，同时对反垄断监管举措持抵触态度。其五，深化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目标的深度融合，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出台出口管制、海外投资审查、技术限制等举措，强化军民技术协同转化，谋求将企业技术优势转化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优势。

二

科工复合体的扩张在美国国内呈现出利弊交织的总体态势，并引发一系列深层张力与矛盾。

在经济层面，科工复合体既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在无形中重构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以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半导体制造升级与高端制造业回流为核心的一系列投资布局与配套政策设计，短期内加快了资本生成速率、提升了技术创新能级，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环节的主导地位。但是，这条以资本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发展为依托的增长路径，天然带有产业集聚与收入分化倾向。一方面，在政策倾斜与规模效应双重加持下，科技产业逐步向少数头部企业集中，市场竞争格局从多元竞争转向寡头垄断，既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也削弱行业整体创新活力。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分配严重失衡。科工复合体帮助科技企业高管与风投合伙人聚敛巨额财富，而普通劳动者却深陷工资增速滞后、就业稳定性下降的双重困境，使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受到侵蚀，加剧美国内在矛盾和经济失衡。

在政治层面，科工复合体强化美国国家战略动员能力，但也悄然改写美国政策的制定逻辑。借助大型科技企业的技术和资金优势，美国政府得以在关键技术攻关和国家安全议题上，更集中、更高效地统筹调度资源，进而在国际竞争中维持一定主动性。然而，随着科工复合体势力持续扩张，美国政策议程明显向科技与安全领域倾斜，经济均衡发展、社会福利保障、公共服务优化等民生议题被逐步边缘化。更为关键的是，公共权力与科技资本界限不断模糊，监管俘获问题日益突出。帕兰蒂尔便是典型案例。该公司自2003年成立以来，便与美国反恐需求深度绑定。其创始人彼得·蒂尔安插大量亲信入职现任美国政府核心部门：前高级顾问雅各布·赫尔伯格出任副国务卿；前情报主管格雷戈里·巴巴西亚出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首席信息官；前基金经理吉姆·奥尼尔先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后被提名执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前首席幕僚长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则出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这一人事布局的结果是，近年来帕兰蒂尔所获得的政府合同呈现爆发式增长，带动其营收与估值同步攀升。此类做法也被其他科技与风投寡头竞相效仿，充分暴露出科技资本对美国政治的深度渗透与强力操控。

在社会层面，科工复合体推动的技术迭代与平台化发展，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同时，也持续削弱着社会整合能力。首先，部分科技精英秉持“技术加速主义”理念，将民主议事程序视为提升技术效率的障碍，主张以技术治理模式替代传统公共治理模式。这不仅弱化了既有的社会制衡机制，更从深层动摇了美国社会赖以运行的民主根基。其次，科工复合体旗下的科技巨头掌控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为追逐流量收益与用户黏性，持续推送极端化、碎片化信息，催生普遍的信息茧房与回音壁效应，加剧公众认知割裂与立场对立。虚假信息与阴谋论借此快速扩散，侵蚀了公共讨论所必需的理性基础。部分科技企业还凭借算法与数据优势深度介入社会公共议题与选举活动，通过精准投放、算法操纵等方式干预舆论走向、影响选举进程，引发民众对选举公平性与透明度的广泛质疑。

三

科工复合体的影响已跨越国界，成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插手地缘政治冲突、搅动他国治理秩序、维护美国科技霸权的“急先锋”。

在科工复合体影响下，美国推行出口管制、技术脱钩、产业回流、离岸调整与投资审查等一系列举措，打破全球供应链原有平衡。这不仅降低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推高产业链运行成本，也对高度依赖国际分工的中小经济体造成显著冲击，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同时，科工复合体凭借技术壁垒与专利垄断，限制高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扩散，阻碍其工业化与产业升级，拉大南北发展差距，加剧全球发展失衡。上述行为削弱了全球分工体系的协同效应，扰乱资本与技术的跨境有序流动，使各国企业在效率与安全、成本与合规之间陷入两难。

科工复合体深度介入国际安全冲突，通过武器装备与数字技术输出牟取暴利、扩张势力范围。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及美以伊冲突中，它们大肆收割“战争红利”，借机削弱地区国家实力，变相强化美国地缘优势，破坏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例如，谷歌、亚马逊与以色列政府联手推行的“尼姆布斯计划”，通过云服务为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提供技术支撑，加剧地区冲突烈度，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在乌克兰战场，帕兰蒂尔的“梅文”智能作战平台深度介入情报分析与目标锁定，SpaceX的“星链”卫星系统则为乌军提供指挥调度、后勤保障与战场实时情报传输。科工复合体在多个战场上拱火递刀、鼓动对抗，推动战事持续延宕，加剧地区安全风险与对抗氛围。

凭借对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掌控，科工复合体在多国青年抗议本国政府的浪潮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美国社交平台推动抗议行动实现去中心化动员与跨国联动，组织效率远超传统社会运动。在尼泊尔、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等国青年对本国政府的抗议活动中，X、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关键动员枢纽，算法不断放大对立情绪，将零散不满催化为全国性抗议，剧烈冲击当事国治理秩序与社会稳定。德国、法国、巴西等国也曾就X涉嫌操纵算法传播、放大极端言论、干涉本国选举等问题展开调查，折射出国际社会对美国科工复合体干预他国内政的普遍警惕与担忧。

在国际科技秩序层面，科工复合体以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霸权为核心，全方位遏制潜在竞争对手。针对中国，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科技遏制策略，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端领域，运用关税壁垒、技术封锁、实体清单制裁等手段，试图封堵中国科技升级路径。为扩大围堵声势，还推动搭建“硅和平倡议”、“四方关键矿产倡议”、“芯片四方联盟”等排他性阵营，将跨国科技合作政治化、工具化，人为割裂全球创新协作网络，构筑针对特定国家的技术壁垒。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科工复合体则以“投资合作”为包装，通过资本布局、标准输出等方式，力图将全球南方纳入美国主导的科技分工体系，压制其自主创新能力，使其形成对美技术依附，进而巩固自身的全球霸权地位。

面向未来，国际社会要认清和抵制科工复合体的扩张及其负面溢出效应，以科技向善引领发展，以多边协作破解难题，才能更好让世界经济实现包容发展、地缘格局走出动荡、各国治理免受外部操控、全球科技秩序摆脱霸权垄断。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指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弥合产业失衡与技术鸿沟，实现普惠平衡；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安全，对冲地缘对抗风险；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价值霸权与制度强加；全球治理倡议推动体系变革，打破少数主体对技术规则与话语权的垄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科技合作、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共同福祉，才是顺应时代潮流、捍卫公平正义、促进人类持久和平与永续发展的人间正道。

网页编辑：朱维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