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政治怀旧与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崛起
近年来，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在欧洲范围内明显上升，成为一种泛欧现象。在国家层面，法国国民联盟在2024年欧洲议会以及法国国民议会首轮选举中获得大胜。德国选择党也在2025年联邦议会大选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议席数量仅次于联盟党，成为主要反对党。当前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意大利、芬兰、捷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等国上台执政或进入政府。在欧盟层面，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同样抢眼。在2024年欧洲议会大选中，极右党团获得的议席数量大幅攀升。在欧盟委员会中，拉法埃莱·菲托（Raffaele Fitto）成为欧洲一体化史上首位来自极右翼政党的副主席。在以全体一致为主要决策方式的欧洲理事会中，越来越多的来自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在欧盟战略决策与议事日程确定上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极右浪潮相比，本轮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怀旧”(political nostalgia)特征，意图通过“回到过去”的方式对令人失望的政治与社会现状进行激进变革。这一“往回看”的特征提示学界需要重视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历史根源。在这一点上，殖民主义提供了一个适切的分析视角。虽然极右翼民粹主义是历史性与全球性的现象，但是殖民主义历史给欧洲带来了独特而深刻的影响。15世纪以来的帝国殖民历史与实践对欧洲进行了三重建构：首先，它塑造了欧洲的主体性认知，尤其是以“文明”为标准的自我/他者二元区分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其次，它建构了欧洲的世界秩序认知，奠定了两种世界秩序共存的合法性基础，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秩序以及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殖民秩序。最后，作为在思想上的映射，它也决定了学术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欧洲在历史上只出现过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国和丹麦九个殖民帝国，但殖民主义理念是欧洲文明框架下各国共享的特征。这一意识形态以“欧洲性”与“欧洲身份”为基础，通过殖民历史中确立的全球中心地位，试图垄断对民族和种族等核心社会身份概念的定义权。没有大规模直接殖民实践的欧洲国家也变相参与了各种殖民活动，如个人和有组织的探险、大规模移民、不平等贸易、土地掠夺以及明确提出建立殖民地的诉求。这些国家在理念层面也深受殖民主义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基于种族主义的优生学、欧洲认同与“文明任务”等概念的建构上，它们甚至还将成为殖民帝国看作“成熟”国家的标志。其殖民诉求不仅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更是为了确立自身作为“欧洲种族”一员的合法地位。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欧洲在本质上是殖民与帝国的产物。因此可在欧洲文明的框架下对本轮极右翼民粹主义进行探析、反思与批判。实际上，这一历史根源不仅深刻地塑造着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欧洲主流政治建制的思维取向。
二、文献回顾：建构一个历史与世界的分析视角
中外学者围绕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界定与现状展开了大量研究。部分学者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析，这些研究聚焦于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相近概念辨析、核心特征与具体表现等内容。还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出发，对极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现状展开国别与比较研究。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是相关研究的焦点，学者普遍关注制度和民众层面的原因。近年也有少量成果开始关注历史原因，然而这些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历史纵深，多为对当下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切片式”考察；二是缺乏全局考量，没有关注民粹主义兴起与宏观世界秩序之间的关联。
（一）关于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既有研究
首先，部分研究聚焦于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制度原因，具体又可分为外部制度因素与内部制度因素。外部制度因素主要是指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给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发展所带来的促进或阻碍作用。有学者关注政治文化，认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传统福利国家失能、主流左右翼政党合流以及资本主导国家等宏观因素刺激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范围的兴起；也有学者聚焦选举制度，考察了选举规则、政党资源分配、欧盟选举与国家选举关系等变量，认为这些相对微观的因素影响了国家内部的政党格局，促进或阻碍了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内部制度因素则是指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自身能动性。相关研究聚焦本轮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中的政党行为，分析该势力兴起的原因，主要变量包括卡里斯马型领导人对选民的魅力攻势、鲜明且极端的意识形态、简洁有力的宣传策略和多样的动员渠道等。
其次，部分研究旨在探讨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这类因素如同滋生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土壤，奠定了其起的社会与群众基础。相关研究沿着社会民众的经济不安全感和文化不安全感两条主线展开。经济不安全感产生于后工业化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挫败感，常见于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形成的经济失败者。学界从这一视角出发，进行了充分的定性与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再分配效应损害了民众的经济安全感。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生产和商品的跨境流动对全球收益进行了再分配，一体化进程则对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力进行了再分配。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再分配使社会群体越发极化，导致中产阶级滑入底层，并加剧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日益庞大的底层群体爆发出巨大的改变现状冲动，极右翼民粹主义因之而起。文化不安全感则产生于进步价值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无声革命中产生的进步价值（如多元文化、生活方式和性别平等）使持传统价值的人群感受到巨大冲击。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正是回应这一后物质主义大潮的应激性退行文化反弹或者无声的“反革命”。
最后，少数研究关注到了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和历史的关联，特别是其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怀旧特征。此类研究以存在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的政治怀旧为起点，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对其社会心理功能（如修复认知与社会分类等）展开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学界考察了极右翼民粹主义与政治怀旧之间的关系，提出二者间具有双向建构的特征。一些研究认为民众的政治怀旧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指出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现状的不满不仅是民众政治怀旧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选民基础。另一些研究认为政治怀旧是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策略。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主动建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并向民众提供“回到过去”的承诺。此举不仅舒缓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同时为采取更加强硬的反移民、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提供了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研究注意到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怀旧特征，并关注到了历史因素的影响，但是依然把历史作为当下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举动员的工具或民众情绪的基础，对历史的具体指向、实质和权力关系缺乏深入考察。
（二）既有研究的局限性
中外学者已对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但在时间维度的历史纵深与空间维度的全局考量上仍留下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方面，从时间性的历史纵深角度来看，既有研究欠缺对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历史根源的观照，更多认为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在于当下，如全球化进程产生的经济与文化不安全感。这种“切片式”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如从经济不安全角度无法解释为何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而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表现更好；从文化不安全角度无法解释荷兰自由党、法国国民联盟和瑞典自由党等西欧与北欧国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何违背其传统价值，公开支持性别平等和性少数群体，甚至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和皮姆·富图恩（Pim Fortuyn）等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本身就是性少数群体。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可能源自既有研究对欧洲帝国/殖民历史背景的忽视。本文认为，殖民者支配性身份认同的断裂引发了弥散于欧洲民众间的本体不安全感。极右翼民粹势力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成功的情绪治理，从而实现了在欧洲范围内的崛起。尽管有研究零星提及认同危机导致了欧洲极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但只关注到认同因素中的民族主义侧面。本文则认为，本体安全的本质并非作为“法国人”或“德国人”的民族性认同，而是作为“殖民者”和“支配者”的权力性认同。
另一方面，从空间性的全局考量角度来看，需要从世界秩序演变的角度探究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既有研究大多将该现象看作欧洲国家的“内政”。无论是聚焦于制度、民众还是历史因素的研究，都认为民粹主义兴起是一种代议制民主内部发生的社会反应以及选民表达。然而，本文认为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世界秩序和帝国殖民世界秩序逐渐融合的反映。如果说民族国家秩序的扩散是被学界广泛关注的明线，殖民秩序从东西方之间向西方内部的扩张则是被忽略的暗线。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正是殖民主义不平等权力关系在欧洲内部强化的体现。因此相较于西方国家之间的民族国家框架，存在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帝国殖民框架似乎更适用于对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问题的分析。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不仅可以在微观层面更好地理解欧洲的右转以及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地缘政治回归以及在移民、气候、贸易等政策领域出现的泛安全化现象，同时可以在宏观层面校准国际关系主流研究中的方法论国家主义倾向，重构更加切中当代国际问题要害的世界市场与政治思潮等分析单元。
三、重返殖民主义历史：本体安全的断裂与政治怀旧
通过话语分析，可以发现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具有明显的政治怀旧特征。在国家层面，荷兰白由党领袖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呼吁回到荷兰的“黄金岁月”，德国选择党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倡议重新发掘纯正的（authentic）德国历史，英国退欧进程也以“回到故土”为主要宜传口号。在欧洲层面，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也意图通过联动的方式实现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且和大西洋对岸的特朗普政府遥相呼应，号召“让欧洲再次伟大”。尽管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且面临多样的现实需求，但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都充满了对历史过往（如战争胜利、经济繁荣和对外征服等）的迷恋。这一现象被学者定义为政治怀旧，它反映了一种“向后看”的逆潮流意识形态，通常希望通过恢复旧的社会、民族文化和政治确定性的方式彻底改变现状。
对政治怀旧的既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实证层面，间或有将政治怀旧作为政治和治理体系失能标志的价值性研判，但鲜有探索其具体诉求和本质的研究。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怀旧仍是一种被忽视的话语现象，有必要重新考察这一现象折射出的意识形态内核。本文认为，欧洲民众本体安全感的缺失是政治怀旧的深层原因，并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沃土。本体安全的概念首先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源于社会心理学对自我与他者以及周遭客体世界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从本体论意义上追溯了认同、社会规范及其影响的心理根源，揭示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与本体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体安全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被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旨在将个体的本体安全作为起点，同时超越单纯的个体心理需求，探索社会认同动员与认同竞争的结构性原因，揭开社会认同背后的权力关系与制度特征。近年来，本体安全已成为研究安全两难、民族主义、地区认同和移民问题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要视角。
本体安全是相对于物质性安全而言的认同性安全，是个体生存所需安全感的基础，来源于行为体对自我身份连续性以及周围社会物质环境稳定性持有的信心，是关于“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心理追寻与观念，强调的是一种基于认同的身份安全即对自己是谁的主观感受。本体安全对社会化的主体能否自主地设定目标、定义利益并实施战略行动具有决定性作用。维持本体安全的核心在于持续性，因此仪式、惯例和习俗等因素至关重要。它们提供了认知功能与情感功能，前者使个体得以了解外部世界以及可被接受的行动方式，后者使个体克服面对不确定未来混乱无序状态时的存在性焦虑。总之，本体安全既是人类面对现实生活时控制焦虑的心理调适机制，也是保持生存希望、勇气与创造性的原始心理动力。
持续性是维持本体安全的关键因素，但经济全球化、去殖民化与欧洲一体化使欧洲民众同时失去了对认同与权威的掌控，在剥夺本体安全感的同时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兴起。首先，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不稳定性因素，在范围、速度和认知上冲击着人们的认同。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层面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商品、服务、技术、理念和人口流动性大幅增强的同时，资本不受限制的增殖、信息泛滥失业以及被迫性移民等负面效应逐渐浮出水面。在物质与认知的迅速流动面前，民众的无根之感空前强烈，本体安全感极大降低。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逐渐崩溃，美苏两极格局继之而起。欧洲不仅从世界支配性力量降格为地区主导性力量，而且面临被全面崛起的全球南方超越的压力。下降的实力伴随着失落的“荣耀”共同加刷了欧洲民众的认同断裂。最后，欧洲一体化加速了政治与经济权力从成员国向超国家机构的转移。跨欧政治网络和利益代表机制形成并不断发展，官僚行政体系的作用大幅加强，但民意代表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相对滞后。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欧洲”项目使国家所承担的经济社会责任退化，三方对话等集体谈判机制遭到削弱，造成了经济政策与民主监督脱嵌，成为市场逃离民主的快捷通道。这种政治与经济权力双重失控的局面成为欧洲民众本体不安全感的放大器。
同时发生在认知与物质层面的断裂不仅使殖民主义西方中心叙事失效，同时形成了权威真空、文化真空与认同真空。个体感到失落和孤独，缺乏心理支持和传统环境提供的安全感。失望、沮丧、焦虑、恐惧和愤怒的社会情绪随之而起，并在处于同一认知框架之下的欧洲民众中广泛传播。有定量研究和社会调查表明在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冲击之下，大批欧洲民众对社会发展方向感到悲观。这种悲观情绪并非单纯源自政治境遇和经济机会衰退等客观因素，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民众认为西方社会发生了难以驾驭的变化、旧有确定性受到侵蚀的主观认知。面对无法接受且难以理解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人们期待“去现代化”（de-modernnmize），希望通过回到过去的方式对政治与社会现状进行激进变革。由于殖民历史提供了一个对欧洲民众来说具有坚实基础且安全、稳定又简单的答案，有助于在个体与社会层面重建本体安全，因此成为强有力的历史锚点。研究发现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民的历史自豪感显著高于其他意识形态政党的支持者，极右翼政党迅速把握和呼应了这样的情绪。例如，荷兰自由党领袖维尔德斯被问及想要回到哪段荷兰的“黄金岁月”时，他直言不讳地说出是1850年荷兰殖民帝国的全盛时期，并进一步表示“我们曾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我们拥有一个强大、自主而骄傲的国家，没有人可以打败我们”。类似的将殖民时期作为历史锚点的话语策略是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特征，在德国选择党和法国国民联盟等的政治动员中也有体现。
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怀旧无疑体现了殖民主义历史的遗留，一些研究将该现象称为“后殖民忧郁症”（postcolonial melancholia），认为它是对殖民权力丧失的集体悲鸣。这种怀旧不仅被用来投射对政治建制、经济开放、文化宽容与多样性政策的强烈抵制，从而成为“非自由主义”政治的温床，还借由帝国主义殖民历史提供的“宏大”自我形象填补了失落的认同内核。从个体层面上看，殖民记忆重新确立了身份认知：在连续性受到威胁的时候，通过建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接，个体得以重建起稳定的自我认同。在社会层面，共同的历史是社会认知的基础，因此集体怀旧可以重构群体成员间的联系。殖民记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自我与群体病态认同的内容本身。因此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操作政治怀旧成功地治理了民众的本体不安全感。它们善于制造紧迫感，主动塑造关键节点（如“我们处于危急之中”）并将其安全化为对生存的威胁（如“对我们生死的考验”），最终以此作为立即采取严厉措施、避免过去与现在之间断裂的合法性依据。与此同时，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回归殖民历史的社会变革愿景，试图对急剧变化的时代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回击。这些政党通常追求彻底改变政治和社会现状，力图恢复旧的社会、民族文化和政治确定性，对那些因处于动荡变革中而对未来充满迷茫的欧洲民众极具吸引力。
四、“纯粹” “优越”与“支配”的自我意象：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怀旧锚点
前文辨析了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何通过政治怀旧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回到殖民主义过去的选项，从而成功地对民众的本体不安全感进行治理，并完成了自身在欧洲范围内的崛起。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是，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为何将殖民历史建构为政治怀旧的锚点？或者说殖民认同中的哪些特征可以重塑欧洲民众断裂的认同安全？本文认为，殖民主义中“纯粹” “优越”与“支配”的自我认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欧洲民众而言，该自我意象是稳定、富足、安全并值得骄傲的。同时，由于具有历史与文化参照点，这一“回到过去”的方案也是清晰、简单并易于理解的。
（一）“纯粹”自我认知的建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殖民主义的核心正是存在于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不可调和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区分，在此基础上将自我视为具有话语权与历史能动性的主体，将他者降格为完全依附于自我的客体。他者同时失去了主动性与多样性，只是作为自我认知的对立面而存在。在二元区分的基础上，极右翼民粹主义得以对自我与他者做出基于文明概念的本质主义界定，塑造了“纯粹” “优越”与“支配”的三重自我意象的同时，也构成了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基础。
极右翼民粹主义对于自我意象的第一重建构是以文化和生物种族主义的方式对民族的概念进行本质主义的解读，从而构建起一个“纯粹”的自我认知。在其看来，民族是拥有共同、古老、不间断且未被“污染”的纯粹历史的共同体，具有文化意义上的一致性。同时，极右翼民粹主义以人种的不同来看待人类的多样性，据此认为民族成员应该是同质的，具有生物意义上的一致性。纯粹的自我认知需要明确界限的保护，因此极右翼民粹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对固定边界的过度执迷。领土性成为民族建构中的核心要素，它不仅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边界以及权力、团结与主权等概念的基础，还决定了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划定了自我与他者的固定界限。可以说，领土保障了本体安全，是民族生存环境与自我认同的双重表达，即同质的民族本应生活在固定的边界内。在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语境中，主权的重点不在于治理能力，而是一种排外性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一权力不可被委托、无法被超越，保证了社会在面对持续性外部挑战时得以保全其独特性。
“纯粹”的自我认知弥漫于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中。例如，维尔德斯表示“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我们拥有主权，是自身边界和领土的主人……荷兰是荷兰人的荷兰”。又如，弗拉芒利益党菲利普·德温特（Filip De Winter）提道，“安特卫普、根特、圣尼古拉斯、克特里克、布鲁日……属于弗拉芒人，属于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上溯数代依然如是，弗拉芒只属于弗拉芒人”。此外，奥地利自由党领导人赫伯特·基克尔（Herbert Kickl）所说的“维也纳血统”以及英国退欧成功后民粹政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Paul Farage）庆祝的英国重回英国人手中的“独立日”等表述同样是这种认知的体现。极右翼民粹主义由此建构起了其政治怀旧的第一重自我意象，即由同质民族在固定边界之内行使排外性绝对权力的政治单位，这是实现自治、自主和自尊的载体，在给“本地人”提供本体安全感的同时，不断再生产着内部成员的一体化与同质化。
（二）“优越”自我认知的建构
极右翼民粹主义的第二重自我意象是相对于他者的优越地位。这一意象的历史根源是殖民帝国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以“文明”为边界的两套世界秩序，即欧洲国家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秩序以及欧洲与外部世界的帝国主义殖民秩序。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秩序中，欧洲人、现代国家和主权世界秩序相伴相生并互为映射。受启蒙信念与自由主义理论影响，欧洲人被赋予“进步与现代性”的标签，是统一、自足且自治的实体，即“普遍自我”，而将能动个体整合为统一整体的结构性安排就是现代国家。国家以个体为参照点，共享启蒙特征，成为以主权性、领土性、垄断暴力手段、非人格化的权力与合法性结构为特征的理性行为体。启蒙个体构成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间的互动形成了以平等为原则的主权世界秩序。
然而，另一套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也在同一历史时期开始形成。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奠定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秩序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了两个非正统命题：其一，在公共权威领域，国家可以获取并代行原本属于其他国家的主权；其二，在私人个体领域，在某些情况下，个人有权利占有未被占领的土地。这两个命题与主流国际法中“主权无法在领土范围内分割、个人不具备任何国际人格”的原则格格不入，昭示着另外一套世界秩序的存在，其主要特征则是主权的选择性应用和产权的强制性占有。
“文明”的概念成为这两种世界秩序同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随着这一概念的引入，多元地区性国际社会彻底被“文明-野蛮”的二元世界取代。“文明”在国际关系思想与实践中标定了两种世界秩序的边界，自此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成为优与劣、对与错、善与恶、先进与落后的价值标签。在西方世界内部，国际政治和法律秩序的主要原则是尊重国家或民族之间的主权平等与独立，促进文明社会中不同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包容；然而在“文明国家”之外，世界秩序的终极目标则是促进“堕落、落后、残暴和野蛮世界”的“开化”。正如伯特兰·巴迪（Bertrand Badie）所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秩序和帝国的诱惑二者共同构建的”。
时至今日，这一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实践历史遗迹的文明与野蛮、支配与服从二元区分依然影响着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体系。虽然与主流国际道义格格不入，但他们还是以文明优越性来审视自我与他者。在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塑造的“被围困的欧洲”叙事中，欧洲受到攻击的原因恰恰在于其相对于他者的优越性。反复引用罗马人和蛮族来类比白我与他者便是一种普遍做法：“罗马文明远远优越于野蛮人，但是依然陷落了，原因就在于人们失去了对其文明的信仰。当下欧洲也面临陷落的可能性，如果真的发生，原因同样在于我们不再相信我们文明的优越性。”
（三）“支配”自我认知的建构
在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自我认知中,“文明”的概念不仅标定了自我/他者认知和两种世界秩序之间的界限，还确立了欧洲文明国家的终极目的，即以压迫和强制的方式“教化”非西方国家接受“普适价值”。欧洲文明并不会“独善其身”，而是会通过殖民的方式输出自身的认知与实践。然而，这种所谓“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只是欧洲国家对外进行掠夺与剥削的合法性依据，实质是支配与被支配的自我-他者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在形式上，所谓“文明的标准”被等同于政治民主与经济市场化等自由主义欧洲的规范，并成为非西方政治社区进入国际社会的入场券。然而在实践中，文明的概念并没有得到清晰界定，这使得这些标准成了满足欧洲国家利益的“移动靶”：首先，欧洲国家并未明确界定文明的具体内容以及与义务相伴生的基本权利、保证措施和使用条件。其次，欧洲国家自身也没有完全遵守这些标准，对经济的干预、非民主的政治实践以及对人权的剥夺贯穿欧洲殖民历史始终。最后，欧洲国家并未充分考虑他者的文化与政治特异性。由此可见，西方并没有与非西方共享文明进程的所有权。所谓“文明项目”并非邀请而是闯入，且这一过程永无完成之日。殖民者从未在实现“文明使命”的任务后选择主动离开，其退出只是在去殖民化过程中被驱逐或帝国之间权力格局变化引发的被动之举。在这一过程中，被殖民者被剥夺了理性与权力的主体性，被禁锢在无法走出的“历史候车室”中。
由此，“文明的标准”成为一种政治控制机制，甚至最终成为满足欧洲利益的世界秩序的合法性依据，西方国家在其掩护下得以实施系统性的支配与剥削：一是资源单向流动，如将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土地/矿产/农产品）、人力资源（廉价/强制劳动力）、财富（通过税收/贸易剪刀差/利润汇回）源源不断和最大化地输送到宗主国；二是经济结构扭曲，如通过强制单一经济和贸易控制，将殖民地经济塑造成完全依附于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扼杀其木土工业化和内生发展能力；三是政治文化控制，如依靠暴力机器维持统治，并通过文化压制和社会等级制度使剥削制度合法化及减少来自被殖民者的抵抗。在此过程中，殖民地不仅没有实现所谓“文明的标准”，反而受困于长期贫困、社会撕裂、环境破坏和文化断层等负面影响深远的桎梏。
在后殖民时期的当下，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仍将本体安全感系于帝国荣耀种族优越性与投身文明使命的参与感上。发生的变化不过是剥削与支配的对象从欧洲之外的非西方他者转变为欧洲内部的移民群体，即后殖民时代的“内向殖民”。支配关系依然建立在文明与野蛮的框架上，作为他者的移民被“定罪化”（criminalizing）、“劣等化”（inferiorization）与“卑贱化”（abjectification）。 相较于历史上野蛮落后的被殖民者，移民还被赋予了终结欧洲文明辉煌的“仇敌”身份。因此，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认为，欧洲国家需要更加严苛的移民政策，因为“船已经满载了”，并且移民是“我们文化的威胁”，是“偷走我们就业的人” “伪经济移民” “来自外国的罪犯”和“福利蛀虫”。
在这个被重建的“文明-野蛮”二元区分框架下，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将“公民”这一同政治经济权利资格相关的概念与“民族”这一同社会文化特征相关的概念进行绑定，通过本土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的方式对移民群体进行政治与经济剥夺。与此同时，这些政策层面的措施伴随着理念层面上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对内向殖民关系的建构。
五、殖民主义进入欧洲：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重建
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欧洲从世界秩序的中心退位：帝国的政治权力逐渐式微资本脱离控制并流向新的中心，在知识生产上也从支配者降格为竞争者。与此同时两个世界秩序间的边界逐渐被拆除。从世界秩序的角度观之，20世纪全球化的本质是两个有着迥异规范原则、法律规则和机构设置的世界秩序的合二为一。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国际关系研究或有意或无意地认为全球化是相互承认主权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全球范围的单向扩展，从而把前被殖民国家纳入先前的“欧洲俱乐部”。但这些研究忽视了世界秩序的全球化是双向过程这一重要事实。基于支配性权力关系的殖民主义秩序已悄然进人欧洲政治系统内部，本部分旨在揭示殖民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两个层面的重建。
（一）殖民主义理念在欧洲内部的延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进程使得西方与非西方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失去了殖民主义时代的合法性：对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而言，直白的殖民主义表达意味着其政治参与和存在合法性的终结；主流政治建制更是主动构建了普遍平等的话语体系。但殖民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解构这些概念，揭示支配关系在理念层面的延续。往往被视为相反两极的极右翼民粹主义与欧盟在不平等权力关系认知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差别在于极右翼民粹主义只是主流立场略微激进化的延伸而已。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不仅代表着与民族主义引致的战争历史断绝的努力，也是殖民主义自我与他者不平等关系的延续。这一后殖民主义欧洲试图以“欧洲性”与“欧洲身份”为基础，借助历史中的全球中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和种族等核心社会身份概念，再次确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一意识形态不仅希望找回前殖民帝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时意图延续意识形态层面的殖民认同，使欧洲摆脱受损的民族自豪感、国际威望以及被“低等种族”击败的羞辱，重新将国家身份建立在帝国自豪感、种族优越感以及共同的欧洲文明使命上，以此换取一个在“新欧洲”中的“新目标”。
在后殖民时代，欧洲政治人物试图用“世界主义欧洲”（cosmopolitanism Europe）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来弥合自我与他者认知之间的张力，这两个概念看似中性，实则延续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世界主义欧洲”强调身份认同中的共性，认为欧洲在实践与价值两个层面上提供了人类的共同框架：前者体现为重塑了国家、公民身份和爱国主义的定义，由此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后者则集中体现在人权与尊严、民主与法治、包容与公正等价值特质上。世界主义背后仍然隐藏着权力关系。在欧洲的核心叙事中，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和市场力量等理论概念构成了“世界主义欧洲”的核心认知,但这些认知都带有明显的霸权色彩，其核心均为通过输出自身的制度、规则、规范和价值来改变其他行为体，以保全自身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例如，民事力量欧洲理论认为“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外交政策的角色和行为应该与自身的目标、价值、原则、影响形式与权力工具进行绑定，并以'启蒙国际关系’（civiliz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为目标”。其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非对称性忽略”（asymmetric ignorance），即以“欧洲例外”的“黄金标准”作为衡量非欧洲世界的标尺。这种做法不啻于在后殖民时代复制“进步帝国主义”（progressive imperialism），即通过同化启蒙文明边界之外的“后进社会”等他者创造于已有利的世界秩序。
在这一实践中，殖民/被殖民的关系被重建，他国的主体性、利益和价值将像历史上发生过的一样再次被欧洲的“文明使命”所消解。在欧洲学者和政治人物那里，“世界主义欧洲”甚至成为“常识”乃至讨论的前提，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欧盟是朝向全球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欧盟是明日世界的预演，并将启蒙全球化进程”。因此与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以降的欧洲哲学传统相一致，“作为一种实践的世界主义”必须发生在欧洲境内，“作为一种理念的世界主义”则必须发源于欧洲的智识传统。因此，法拉奇在英国退欧后参与的最后-次欧洲议会演讲中声称“我们爱'欧洲’，我们只是恨'欧盟’”。虽然诸多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欧盟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政治机构与经济政策多有微词，但唯独对欧洲认同及其支配性地位情有独钟。
如果说“世界主义欧洲”的概念意在建构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共性，多元文化主义则被用来消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在政治科学语境下，多元文化主义本来是指承认、尊重且倡导社会内部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框架”。这一概念看似带有倡导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特征，仿佛欧洲终于要把平等地位赋予非西方文明中的他者。但必须注意，政治精英、知识分子与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均认为多元仅应限于西方内部的不同文化，而非西方文化在欧洲生存的唯一出路是放弃自身主体地位的“同化”，且标准由欧洲制定、结果由欧洲衡量。如德国前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 2010年便指出德国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人们快乐地肩并肩生活在一起的多元文化概念是无效的。移民应该更加努力地同化，包括学习德语等”。又如，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信条之下，我们实际上鼓励了不同文化之间割裂的生活，他们之间远离彼此，但更重要的是远离了主流。我们在提供一个共同社会愿景的努力上失败了，我们甚至容忍了这些分裂的社群，这与我们的价值完全相左。”为跻身政治共同体的一员，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群体不得不以其东道国的普遍价值为导向，放其母国的语言与文化。极右翼民粹主义在这一点上更加激进，如在泛欧极右翼会议上提出的反移民总体规划中，被驱逐的对象不仅包括外部移民，甚至还包括本国“未同化”的合法公民。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欧盟主流建制和意见领袖虽然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右翼民粹势力，但却对其通过激进非法手段减少移民的政策取向保持缄默。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指出的，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充其量是一种“带有距离”的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者对他者特殊的尊重只是作为肯定自身优越的恰当形式而存在”。
由此，西方与他者的二元对立逐步被重建，殖民主义从未真正离开过欧洲，其思维方式与权力等级结构被延续至今。欧洲国家甚至欧盟在极右翼起面前“瘫痪般”的反应与自身的不断右转在这一视角下得到了解释，原因或许并非完全出于对极右翼民粹票仓的绥靖，反而恰恰体现了双方共享的认知。
（二）殖民主义实践在欧洲内部的重建
殖民秩序的边界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进入西方内部后，欧洲民众自我认知的连贯性受到冲击，本体安全遭到严重削弱。移民作为“外来” “落后”和“被支配”他者意象的继承者，自然成为打破欧洲“纯粹” “优越”与“支配”自我认知的“罪魁祸首”。因此，对移民的内向殖民成为本轮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虽然当前欧洲面临乌克兰危机延宕、经济停滞不前、产业创新不力以及美欧关系遇阻等多重危机，但移民问题仍被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置于核心议程，并被建构为欧洲所有困境的共同根源。这一现象呈现的三重矛盾值得深思：首先，纵观欧洲历史，流入欧洲的移民现象已经存在数个世纪之久，当前的移民在来源地和规模上都没有与历史上的移民潮表现出显著差异。其次，从横向比较而言，以叙利亚危机为例，欧洲接纳的难民数量和周边国家相比可谓微不足道，却唯独在欧洲国家中发酵为移民“危机”。最后，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反而是在移民数量保持稳定甚至逐渐降低的背景下发生的，如在极右翼民粹势力集体迅猛崛起的2024年欧洲的移民人数较 2023 年下降了1/3。
造成这些矛盾现象的原因正在于移民对欧洲“纯粹” “优越”与“支配”殖民主义自我认知的冲击。针对移民的内向殖民因之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其剥削对象是内部的移民与少数族裔群体、多元文化主义者以及本国和欧盟政治建制。移民是这三类群体中的核心，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对本国（欧盟）政治建制与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反对瞄准的正是两者对移民群体容忍妥协的态度与软弱无力的政策。通过无差别的反移民政策，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试图在欧洲重建殖民主义自我-他者支配性不平等权力关系。在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初期，排斥对象主要是文化与宗教双重异已且被视为潜在恐怖袭击者的穆斯林移民，其后这一拒斥扩大到针对受国际法保护的叙利亚战争难民，甚至在面对同时享有欧洲认同与具备战争受害者身份的乌克兰移民时，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也开始基于“非常规移民”（irregular immigrant）和“混合战争”（hybrid warare）等理由提出大规模遣返的动议。虽然移民来源不断变化使得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从道德阵地上节节后退，但其反移民的政策立场始终强硬。
这场在很大程度上被建构出来的移民“危机”逐渐发展成一场欧洲范围内的“逐底竞争”。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将代表权利、义务和归属感的“公民”与“移民”进行严格的二元区分，把移民排除在国家或地区的合法成员之外，并进一步通过本土主义与“福利沙文主义”政策对移民群体的政治与经济权利进行系统性剥削。其中，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本土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本土居民利益、排斥外国人或外来文化的政治理念，核心在于认为国家应该只由特定本土人群（通常是指特定历史或文化背景的群体）所独占。在此理念的驱使下，其“再移民”（remigration）政策同此前基于承认与接纳的移民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再移民”是欧洲极石翼民粹主义势力创造的居民清洗概念，指大规模驱逐或促进非白人移民及其后裔（无论是否出生于欧洲）离开所在国的政策措施，在此过程中完全忽视了这一群体的公民身份或法律地位。例如，在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推动下，意大利设在邻国阿尔巴尼亚的移民处理中心已投入运营。这一机构旨在对移民进行资格审查、阻止其进入意大利境内，并方便对其进行遣返。与此相似，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执政多年的匈牙利也是驱逐移民政策的强烈支持者，甚至早在十余年前就不惜承受欧盟制裁而坚决执行反移民政策，这一极端政策取向如今已从例外成为不少欧洲国家的“常识”。截至 2024年年底，挪威、瑞典、丹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法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等十余个欧洲国家重新引入临时的边境管控措施，虽然名为“临时”，但其中多国已将边境管控延期数次实质上已经形成（半）永久性的物理边境。在2022年欧洲国家之间的实体围墙便已增至 2048千米，几乎两倍于美墨边境的围墙长度(1050千米)。
本土主义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是“福利沙文主义”，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福利沙文主义”是一种将社会福利与公民身份严格绑定的政治理念，主张社会福利资源应优先甚至独占性地分配给“本国人”（通常是指本土出生的公民或特定文化背景的群体），同时限制或剥夺移民（尤其是非欧洲裔移民）的社会福利权利。“福利沙文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内部包容与外部排斥的双重逻辑：对于移民或“不可同化者”应延长福利等待期、降低金额或完全剥夺福利权，同时强制进行语言文化考试，甚至制造福利等级制，推动“再移民”进程。例如，在马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国民联盟推动下，法国在近两年连续修订旨在减少移民福利的《移民法》，禁止未就业的非欧洲移民在5年内获得包括住房和育儿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奥地利自由党也推出了福利捆绑身份政策，主张“奥地利人优先”的福利分配方式，要求申领失业救济者须通过德语B1考试，否则补贴将逐月递减。该党还推动“家庭津贴本土化”，将非欧盟公民子女津贴金额降至本土家庭的50%。甚至一向在福利政策上相对包容的北欧国家也在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推动下，对移民的福利进行了更为严苛的限制，将社会福利资格与公民身份进行严格的绑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策不仅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如《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欧盟法（如《欧盟人权宪章》），并且缺少对人权的基本保障，将移民置于危险的境地。
当前，这一极端无差别的反移民政策不仅已嵌入欧洲多国政策，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主流化的关键跳板，还深刻塑造了欧盟层面的理念与政策。欧盟的移民政策在其影响下出现明显的右转势头。经过十余年努力，欧盟《移民与庇护协议》在2024年6月获得通过并将在2027年正式实施。该协议授予欧盟成员国包括关闭内部边境在内的更多限制移民权限。此外，欧盟试图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包括与埃及、突尼斯、土耳其、毛里塔尼亚等周边国家签署了价值数十亿欧元的协定，用经济援助换取周边国家更加严格的边境管控政策。欧盟还在尝试采取更为激进的移民遣返政策，包括成立设在欧盟境内防止移民在欧洲自由移动的移民中心和设在欧盟境外的用以驱离潜在移民的遣返中心。在移民数量逐渐下降的情况下，欧盟国家 2024年强制驱离的移民人数较2023年翻了一番，这些政策同样违反了相关国际法和欧盟法中对人权安全的基本保障。欧盟对移民的框定已从享有国际法和欧盟法保护的合法难民变为发起破坏欧洲稳定的“混合战争”的非正常移民。对移民的态度从默克尔时代的“我们可以做到”转变为“再移民”。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移民政策只是极右翼民粹主义影响欧盟其他政策的“特洛伊木马”。除移民政策外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气候变化政策、贸易政策、数字政策、工业与社会政策等领域也开始形成统一的立场。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对欧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并已部分融入欧盟主流叙事，对极右翼势力的防火墙开始出现事实性坍塌。
把公民和移民进行对立从而对后者进行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剥夺是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对殖民历史的回溯性清理，也是在责任和义务之间进行的选择性记忆。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将移民塑造为殖民时期之后移居到欧洲的人，而不是在长久殖民历史中和欧洲连接在一起的群体。这一对公民和移民的狭隘框定是非历史的。在公民这个概念形成之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帝国，在欧洲范围内的移民现象亦非与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相伴而生，而恰恰相反，这一现象已持续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之久，在英联邦框架下持续数个世纪的人口流转以及法国与其北非殖民地之间的移民迁徙等便是典型案例。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范围内的移民现象也是多向度的，其中既包括从前殖民地向前宗主国的流动，也包括来自全球南方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流动。在这一欧洲边境与人口持续流转变动的背景下，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认为文化之间不相容日欧洲认同是静态同质的观点很难立足。
这深刻地体现了前文论及的帝国殖民主义与主权民族国家两种世界秩序合并引致的困顿，我们正寓居于二者极端不稳定结合的世界。战后世界政治的特点就在于将两个在规范原则、法律规则和机构设置都存在深刻差异的秩序进行合并。然而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提出的解决方案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并最终引发新的危机。本土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的解决方案与殖民主义别无二致，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忽视了产生移民问题的历史背景，希冀用基于本质主义排斥关系的民族国家取代基于等级结构和种族包含关系的帝国。通过把文化和种族含义的民族与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含义的公民进行关联，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把移民排除在国家或地区的合法成员之外，同时剥夺其主体身份。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依然试图用殖民主义的权力关系解决当下的问题，用“后殖民拟仿”(postcolonial mimicry)的方式，依赖殖民历史构建敌意，同时虚构新的他者作为永恒威胁以维持政治动员。这种用新的“本土-移民”取代传统“殖民-被殖民”二元对立的理念与实践不啻于发生在后殖民欧洲的新殖民主义现象。极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历史走向上出现谬误，依然采用二元对立的剥削关系来处理多元世界中的问题。然而，当今世界已经不是“欧洲与他者”的世界，而是“作为他者的欧洲”的世界，正因如此，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欧洲的兴起并不是发生在欧洲的危机(crisis in Europe)，而是欧洲本身的危机(crisis of Europe)。
六、结论：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
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体现了弥散于欧洲的“悲观”情绪与回避态度，更代表了从精英传导到民众中的“智识怠惰”与“想象力匮乏”，意图通过简单地回到过去来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国际机制逐渐确立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跨国合作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流。然而，正当我们以为人类已经全面迈入全球化新纪元的时候，21世纪以来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全球性危机却展现了一幅极为动荡的地缘政治图景，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高昂的代价。自由世界秩序远未带来预期的开放文化，人们反而走入极右翼保守主义闭塞排外的意识形态堡垒。曾几何时，欧洲以“面向未来”的心态建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但随着国际权力的结构性转移，这一世界秩序的合法性与存续备受挑战。在这个世界秩序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时刻，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却宁愿无视变化、照旧行事，仿佛一切与过去没有区别，试图制造仍生活在欧洲主导世界的殖民主义“黄金时代”中的幻象。这一重建殖民主义权力关系的努力不仅会阻碍其走出危机的想象力，而且会增加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可以说，这种政治怀旧正是西方文明优越性及其制度性霸权发生断裂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反映。
克服这一困局意味着欧洲主流政治建制需要远离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极右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与压制，并提出可行的多元叙事，还他者以真正的主体地位。然而现实的发展并不乐观：在实证层面，2010年以来，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欧洲国家普遍崛起，逐渐进入政府甚至上台执政，在欧盟中的影响力也明显上升。虽然当前欧盟仍由建制派主导并将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作为对立面，但其整体右转的趋势不可忽视。这不仅体现在欧盟在极右翼民粹主义影响下在移民政策、气候政策和产业政策中出现明显转向，更体现在中右翼与右翼党团结盟的倾向性变化上。在理念层面，欧洲主流政治建制在自我-他者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认知上与极右翼民粹主义并无本质差异。规范性力量、市场力量和民事力量的主流叙事背后难掩“启蒙/被启蒙”的身份建构。
跨大西洋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间的联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着欧洲的右转，这一联动逐渐呈现出高层化、频繁化和机制化的特征。双方在个人、双边与欧盟层面都展开了日益密切的互动。与此同时，这一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间的联动也呈现出殖民主义的特征。例如美国副总统詹姆斯·万斯（James D. Vance）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中表示，“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并不是国家项目，而是一个“文明项目”，是一场通过回到基督教根基来保卫整个“西方义明”的政治文化“圣战”。2025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直言不讳地认为欧洲面临文明消亡（civilizational erasure）的风险。该报告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指出重塑欧洲的意图：通过支持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来压制移民、破除言论审查并惩罚欧盟政治建制，最终将欧洲从“文明沉沦”中拯救出来。跨大西洋关系甚至世界秩序似乎正在重归以文明为边界的保守主义一侧，有必要对这种趋势的特征、影响与应对展开进一步探究。
极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及其折射出的欧洲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给欧洲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挑战。战后欧洲一体化的主流理论路径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折学基础、将欧盟视为类国家政治体系、将欧洲一体化看作“政治正确”式的单向线性过程。这些观点本质上都是解释并倡导一体化向前发展的去政治化问题解决理论，然而它们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欧洲一体化并非天然正确的单向线性进程，因此更有意义的讨论应该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符合谁的利益，并建立在谁的损失之上？其二，“去一体化”趋势难以得到有效解释，尤其是21世纪欧盟面临主权债务危机、英国退欧、难民危机、新冠疫情以及极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等多重困境，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逐渐出现政治现实和理论研究之间的鸿沟。
鉴于此，以后殖民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批判一体化理论对于打开“另一个欧洲”、帮助我们理解多重危机下的欧洲（欧盟）有所助益。这些理论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话语路径、实践路径、批判地缘政治学和后结构主义等，其共同点在于对研究主体进行了扩展，不再局限于国家-超国家的视角，而是对更广义的权力关系（或者说作为关系的权力）展开研究。同时这些理论重视历史背景，采取长周期视角，从而避免了将历史切面作为应然的问题。欧洲一体化的理解起点不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来国家间和平的叙事，其认知框架应该追溯到更长的历史进程中。
由此可见，面对新的世界形势提出的新的研究问题，民族国家并不总是最适切的分析单元。在世界政治研究的议程中，我们需要重视文明路径的相关性和重要性，这一视角是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中破立的有力工具：其不仅有助于纠正国际政治研究的方法论国家中心主义倾向，揭示并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更是对实现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