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地缘动态时代的经济发展：迈向一个关于/为了全球南方的新国际政治经济学
从历史上看，1500年到1789年第一波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地缘竞争推动经济追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法国赶超英国相关。二战之后，传统帝国主义的崩溃带来“去殖民化”浪潮，全球南方在帝国的灰烬中成长起来。冷战期间，美苏竞争孕育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崛起，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而中国的崛起应当被放在亚洲崛起的整体背景中进行理解。由此观之，地缘政治竞争在塑造这些（次）大陆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诚然，国际体系不能决定一切，但能够限制全球南方追求发展的方式以及最终取得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当前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未能对地缘政治竞争给予足够重视，二是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上世纪，缺乏历史纵深。
当今国际局势，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新性质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
其一，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家是从1500年到1989年历史上出现的非西方主要经济体（尽管可能18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就是世界第一），这是此前几个世纪从未有过的。中美竞争显著区别于曾经的美日竞争。美日竞争是在西方体系内部的竞争，而如今中国不属于西方。中美竞争也不同于冷战的美苏竞争，因为苏联的经济能力一直和美国具有很大差距。而从GDP数据上看，中国与美国经济差距正在前所未有地拉近，尽管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外，目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具有外溢效应，例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加上特朗普2.0，旧的国际秩序已经基本解体，而新的秩序却尚未建立。不仅西方世界正在变得更加碎片化，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不再愿意服从西方的说教。
其二，未来的全球南方将具有更加强大的主观能动性（agency）。在第一波现代化中，全球南方的主观能动性非常薄弱，几乎没有参与全球化进程。第二波现代化中，拉丁美洲开始学习法国大革命，初步形成有限的主观能动性。到第三波现代化，全球南方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增强，例如轰轰烈烈的中国的五四运动、二战后的去殖民化浪潮等。主观能动性需要国家能力作为支撑。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国家建设，全球南方的国家能力逐步得到培育。因此，虽然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规则，但全球南方的独立性正在逐渐增强，未来可能会对现有体系形成剧烈冲击。
而全球南方与中美竞争也是相互作用的。如今，全球南方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十分密切，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他们与西方世界的密切程度。2022年以来，中国与全球南方的贸易总额已超过中国与全球北方（OECD国家）的贸易总额。从长远来看，世界可能出现中美两大贸易体系，这两大体系彼此在贸易、资本、技术和人员等方面仍将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全球南方在两大体系之间具有广泛的选择空间，这背后的政治逻辑比经济逻辑更为重要，而当前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未能给予足够关注。
第三，当前科技发展的社会影响相比历史上的科技革命具有显著的区别。一方面，当前的新兴技术能够广泛赋能其他产业，而此前的技术则大多局限在特定行业。另一方面，前沿技术不再完全由西方主导，东亚的崛起为全球南方提供了另一个资本和技术来源。尽管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在科技革命中成为弄潮儿，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或许难以发展尖端技术，但它们可以受益于新技术的使用。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未来可能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面临新的机遇。在经贸投资方面，中美贸易战对国际经贸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全球保护主义声势浩大，这一趋势不仅来自全球北方，也来自全球南方。当前中美投资关系几乎完全破裂。在基础设施和金融方面，全球南方对基建需求较大，然而由于地缘政治原因，全球南方国家在获得全球北方国家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的援助上愈发困难。此外，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放缓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基建形成一定压力。在能源与绿色发展方面，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而经济发展依赖传统能源的全球南方国家在未来或将面临巨大挑战。在知识生产和交流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应当将关注点转向全球南方。此外，全球南方内部的思想交流有待进一步加强，当前南北交流仍然比南南交流更加密切，这导致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民众彼此并不了解，甚至产生误解。
唐世平教授认为，迈向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转变思维方式，破除对经济学的迷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以方法和工具来认识世界，经济建模意味着将事物高度简化和抽象，势必难以反映真实世界的图景。国际政治经济学应当更多地将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视野。
其次，未来应当将研究重点转向最重要的问题，即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国际体系的约束下推动经济发展。而唐世平教授此前所提出的“新发展三角”（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经济（产业）政策），再加上国际政治影响，能够为以上研究问题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
再则，在具体的方法论问题上，唐世平教授强调，混合方法是一个大趋势。
就具体的研究问题，至少可以包括以下问题：后发国家想实现经济发展就需要成为发展型国家，而全球南方的主要挑战则在于能否成为发展型国家，这其中具体可能遇到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方面，国际动荡给全球南方带来了哪些具体挑战，是否会导致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经济停滞是否会继而带来国内政治的不稳定？为应对经济挑战，全球南方能够采取哪些措施？国际秩序方面，全球南方能否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减轻国际动荡带来的痛苦？在此过程中，全球南方组织在塑造国际规则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从全球南方内部看，全球南方内部冲突的来源是什么，能否制定更好的规则来解决利益冲突？从外部干扰因素看，如果美国和欧盟都支持保护主义，这对全球南方意味着什么，又应当如何应对？等等。
记录、整理：张思薇
网页编辑：朱维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