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世界在多重震荡中前行，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凤凰周刊》刊登我院李巍教授特约文章，梳理出特朗普回归首年的美国时局报告：2025年的美国，处于由“特朗普2.0”政策推动的深层结构转型之中。对外经济方面，关税战和经济政策意味着新的利益再分配，本质上是一场美国的“革命”；国内政治方面，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均被共和党掌握，政治进一步失去平衡；中美关系方面，两国已转入在高端制造与技术领域正面竞争的新阶段，需要在动态博弈中寻找新的战略平衡和利益边界。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经济秩序遭遇重大变局
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引发连锁反应
关税战之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第二个主要经济政策是减税。减税政策的基本逻辑是：要重新点燃美国经济活力，首先要给企业和家庭减税，为经济主体“松绑”。
由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正是这一立法结果，它新增了一揽子面向高收入家庭和企业的减税条款。但减税反对者之所以众多，是因为美国存在庞大的依靠税收养活的群体和利益集团。
由此引发了特朗普第三个主要经济政策，即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政府的浪费和效率低下深恶痛绝，其“亲商”并非亲全球化，是亲国内商人的商业政策理念。
在当前美国经济低迷的背景下，用减税和压缩开支这种相对原始的办法来刺激经济，想法上没有问题。但任何经济政策都具有双重效应。减税和削减联邦预算一方面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削弱了政府的能力，直接影响到维持社会稳定的公共支出，例如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2025年4月8日，煤矿工人们在白宫聆听特朗普的讲话
当天，他签署了旨在复兴美国煤炭产业的行政令
由美国副总统万斯撰写的《乡下人的悲歌》和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撰写的《我们的孩子》这两本书展现了美国中下层社会的崩溃。与此同时，也将美国精英阶层的虚伪暴露无遗。
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又极有韧性，社会动荡并非现在才出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同样如此，电影《阿甘正传》呈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混乱与糟糕。可以说，美国社会始终保留着无序的一面，但在这种无序之中又孕育着有序，自动生成新的秩序结构。
关于特朗普的移民限制，我们可以透过其不妥当的做法，看到他所抓住的问题本身。至少在问题诊断上，他触及的是真问题，即试图回应美国内部的社会撕裂与秩序失衡。至于这些真问题能否被他治愈，目前尚难下定论。
此前许多美国总统热衷处理的往往是“假问题”，例如在海外不断展示民主的吸引力、寻求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权等。以反恐为例，它的确重要，但并非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核心，而精准找到问题是改变的前提。
移民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大量移民的涌入，一方面是他们主动选择来到美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需要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因为随着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美国人习惯“养尊处优”，不愿再从事低端工作。当社会保障足够，不工作也有收入时，就会导致福利主义陷阱，流浪汉问题正是基于此。
然而，当一些移民难以顺利融入，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使其更难认同主流价值，从而加剧了美国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移民比例不断上升，身份政治的矛盾更趋尖锐，叠加既有的社会问题，从而构成结构性难题。
PhoenixTailings公司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的金属制造工厂
这是一家试图打破中国稀土主导的美国初创公司
中国能否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
特朗普在对外经济上采取进攻，通过高压谈判谋求单边经济利益，但在安全领域总体上选择收缩，不愿承担过多国际责任。
从整体看，未来美国把安全重心优先放在本土和西半球，这符合特朗普的一贯逻辑。这种收缩也凸显出美国两党在世界观上的分野——民主党在安全议题上更倾向于国际主义，共和党则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传统。
特朗普成功动员了国内舆论，强调美国不应为国际事务支付高昂成本，不再为世界提供过多公共产品。这种动员之后，美国国内主张“减负”的力量十分强大，民主党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效仿共和党，对国际援助做出调整。
在国际组织层面，特朗普多次“退群”，包括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削减对外援助、退出气候变化协议、造成WTO瘫痪等，对制度化多边合作构成直接冲击。他本人对多边主义不以为然，这削弱了美国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
这一背景下，中国能否以及是否应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成为外界关切。作为大国，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确实需要作出一定资源投入，即便部分投入短期看起来“低效”，也是必要的，因为外交布局不能以商业逻辑来计算，而必须坚持长期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