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至19日，第十二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论坛紧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守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探寻行之有效的冲突解决之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9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平行分组会议中就亚太安全秩序与亚太安全协作相关议题发言。 王义桅教授强调，亚太安全建立在亚太经济繁荣基础上的更包容更平等的安全秩序，是全球安全秩序的重要支柱，有别于跨大西洋的北约的扩张冲突对抗，带来战争冲突的秩序。亚太把中国和美国两大力量连在一起，亚太安全秩序是最有世界意义的安全秩序。 王义桅教授认为亚太安全秩序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殖民遗留的问题。“无论是不久前泰国和柬埔寨的冲突，还是印巴冲突，菲律宾（越南）和中国的领土领海矛盾，都有殖民主义留下来的后遗症。所以菲律宾要强调安全，最重要的是想增强它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附于前殖民地宗主国美国。”王义桅教授指出，最能够增强其安全能力的就是菲律宾自主的现代化，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引领经济发展。 亚太安全秩序要解决规则不匹配的问题。“今天亚太安全秩序，要去欧洲的殖民化，还要去日本的殖民化，还有今天美国的霸权主义，实现真正的平等有序多极化，而且要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之间取得相匹配的和谐的秩序，这就是我们讲的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体现。当然，这一切要建立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亚太秩序基础上，以发展求安全，以共同发展求共同安全，以可持续发展求可持续安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亚太安全秩序还要解决陆海联通的问题，不能把路上的规则搬到海上，或者陆地中心、海洋中心的二元对立。把南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的前提条件就是目前海洋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 9月19日，以“国际秩序与世界安全稳定”为主题的第3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国防武官、退役少将张力为主持人。发言嘉宾包括：联合国维和事务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纳米比亚国防与老兵事务部部长弗朗斯·卡波菲；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准将马吉德·伊本礼萨；白俄罗斯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参谋长、少将安德烈·马季耶维奇；斐济国防军代理司令、海军准将汉墨菲·塔瓦克；法国国防部国际关系与战略总局副总局长、中将艾瑞克·裴铁；澳大利亚国防部国际政策司南北亚副司长凯伦·米歇尔・拉德福德；伊拉克国防大学校长、中将阿奇尔·穆斯塔法·马赫迪·阿尔拉马；贝联国际关系协会主席，以色列前司法部部长、前外交部副部长约西·贝林，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教授。 王义桅教授指出，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其中，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要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就必须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是时代之问中国之答的又一典型例子。“西方学者、官员反复问，中国要推动的多极化是什么样的多极化？多极化一定好吗？因为按照他们的历史经验，多极化可能会带来不稳定甚至冲突。在他们心目中，和平只是战争的间隙，而多极化均衡只是存在短暂的、偶发的、例外的。而中国提出构建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就是因为西方主导的多极化并不平等、有序。” 王义桅教授进一步解释历史上的多极化“不平等、不有序”的原因。 首先，一神论的宿命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底色，塑造了西方国际关系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的文明形态。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基督教一神论的现代价值演绎。宿命论催生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秉持线性进化论，自以为是地宣扬“历史终结”。正因为以自我为中心，西方讲的国际政治并非真正的世界政治。发展到今天，西方政治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存在先发优势、规则锁定、路径依赖等现象，全球南方国家对此多有不满。西方的多边主义是美西方领导下的秩序，以联盟体系为基准，搞价值观排他性，近年更是鼓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试图在新国际格局里以所谓“规则”来弥补实力不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去年参加联大时抱怨“世界愈发多极化，但多边性却在减弱”，其意为多极化增加了中国，但挤压了欧洲国际影响力，且多极化未体现欧盟规范。 其次在于人性本恶的公理假定。基督教的原罪论，体现在人性层面就是认为人性本恶、权力本恶，于是以权力制衡权力成为西方世界的黄金法则。人性的自私推演出国家利益的排他性、无政府状态、自助国际体系。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推动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三十年战争又将国家性予以释放，催生现代国际关系理念。这就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起点：人性本恶，故权力本恶。人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性张扬，对外野蛮扩张、掠夺、殖民。这就产生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以权力追求安全，以实力争取利益。西方思维以自我为中心，决定了西方喜欢玩小多边或一超主导的多边。欧盟的口号是“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和我们中华的“多元一体”（harmony in diversity）形同实异。 此外，人类文明从工商文明走向数字和生态文明，西方表现出了一定的不适应性，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其中一个含义。所以中国不仅要应对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格局变化，而且还要承担更多引领人类文明转型的责任，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也是创立国际政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责任。一言以蔽之，西方所讲的国际关系主要还是西方内部的关系，无法摆脱历史周期。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他们喊出中国威胁论、大国政治的悲剧、修昔底德陷阱等言论。根本上是西方国际关系无法容纳非西方的崛起，以及与此伴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的国际关系发展历史周期造成的等级格局、对抗式不平等，是过去旧的文明形态的多极化。而我们今天要强调一种平等的、内敛式的、和平的国际关系，平等有序的多极化，符合由内而外的法则，即只有国内治理有方，才不会让麻烦外溢，产生负外部性。西方的国际关系是国内关系的一种逻辑延伸，那就是竞争，从原生的稀缺文明到近代扩张式的基督教文明，和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冲突而无序的多极化。 总之，“平等”要解决体系内不平等的依附问题，更要解决能力不平等导致的主权平等沦为空谈问题；“有序”要解决对战后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国际法为准则的国际秩序，更要解决占世界人口八成以上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代表性不足及联合国权威性、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以《易经》之＂群龙无首＂为旨向、坚持真正多边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
文字：人大习研院
排版：马赫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