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翟东升、李雪景：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多边主义进程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多样性是国际社会的本质属性与存续基础，而多边主义则是实现这一基础的重要途径。然而，传统多边主义长期受限于西方中心主义理念枷锁，忽视了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当下国际社会正经历着文明形态多样性与治理体系碎片化的双重挤压，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陷入困境，多边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转型。一方面，以美西方为中心的传统多边框架因单边主义回归、民粹主义浪潮和地缘竞争加剧而陷入效能危机；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探索差异化的多边路径。这种分化凸显了多边主义实践的地区异质性，但既有研究多从传统理论分析框架出发，难以解释特定区域语境对多边进程的深层塑造作用。这一背景下，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一级学科，通过多学科知识融合为解析多边主义的多元实践提供了新的跨学科视角和方法论借鉴。

一、多边主义困境与区域国别研究

多边主义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不同文明对冲突化解方式的思考。在古代国际体系构建过程中，区域性多边交往已经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古希腊城邦间建立的伯罗奔尼撒与提洛同盟，通过盟约形式规范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成为西方早期多边治理的实践样本。在东方，华夏文明中的诸侯会盟机制，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礼制会盟体系，通过“尊王攘夷”原则协调诸侯关系，其“歃血为盟”的仪式与“不协而盟”的机制，体现了东方文明特有的多边治理传统。

近现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肇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确立了主权国家平等与不受干涉原则，标志着近现代国际秩序走向规范化。值得关注的是，19世纪欧洲协调体制(Concert of Europe)所奠定的大国协商传统，以及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均势格局，为现代联合国安理会机制等大国合作框架提供了历史基础。芬尼莫尔(MarthaFinnemore)指出，19世纪的多边主义在应对共同威胁的战略层面实现了数量上的扩张，而到20世纪则在共享和协商国际原则的过程中，通过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的建立实现了质量上的提升。

现代多边主义治理体系的演进源于人类对战争与和平议题的深刻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影响，促使主权国家形成对制度性保障的共识需求，这种历史性转折使得原本局限于特定区域的协作逐步升级为全球治理维度。1945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不仅重构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且通过确立主权平等机制、安全保障体系及争端处理方法，实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2.0版本的全面升级。多边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从冷战时期受制于两极格局的有限合作，到后冷战时代对全球性议题的拓展，直至当前数字时代应对新型挑战的机制创新，多边合作理念始终与时代命题紧密互动。

如上所述，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历经长时间的演化，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国际组织践行多边主义的“契约”(contract)和“共识”(consensus)精神，全力应对地区及全球范畴各类问题。在合作主体层面，国际政治中的多边主义可被定义为“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通过协商和合作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一种国际关系实践过程。”。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一般化的行为准则(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着重突出国际公共事务的整体性特质以及集体行动的制度化模式，涵盖公平性、连贯性、尊重国际法等关键要素。二是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原则，其往往与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当参与多边合作的特定国家受到外部国家攻击时，将其视为对所有合作当事国的攻击。三是扩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机制，参与多边合作的国家不仅着眼于本国利益，同时追寻长期的共同利益。这种制度设计促使主权国家自愿接受协议约束，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承诺。

国际政治领域不同学术流派为剖析多边主义提供了多元视角。首先，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多边主义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而决定这些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基于国家利益和权力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并未将国际规范视为国家行为的独立变量，其主张国际规范约束力弱，容易被国家意志破坏。同时，国际规范本身正是为维护特定国家利益而形成的。自由主义则认为多边机构、公民社会、企业团体等多种主体皆为多边主义的主要行为体。这些行为体能够通过相互联系、相互合作解决问题。自由主义认可作为合作基础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对每个行为体所具有的影响力与约束力。除此之外，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及自由主义不同，认为多边主义行为体及其所创造的关系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因此国际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建构主义主张，国际规范与行为体的认同感及行动之间相互影响，并且国际规范在行为体之间形成认同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多边主义的演化映射出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系统性矛盾。一方面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与大国政治的现实需求存在结构性张力，另一方面是一般化的规范追求与区域特殊诉求之间的平衡导致多边机制设计困境。这种困境在21世纪逆全球化与全球权力转移背景下愈发显著。众所周知，全球化是一种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并与主导性霸权国的兴衰相伴而行，霸权国往往通过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推动全球化。上一轮全球化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之间，当时是大英帝国权势的鼎盛时期，英国以金本位、自由贸易等公共产品支撑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开放与繁荣。1914年至1945年是逆全球化的30年，不仅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而且整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浪潮。1945年至1979年，可以被称为“半球化”时代，形成以美苏为中心的两个平行世界体系，两大阵营分别推动自己的多边机制。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张，进入了“美式全球化”时代。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在美国主导下产生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诸多多边机制。但是如今美国内部的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背离，导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转，发生了特朗普胜选等政治黑天鹅事件。当下逆全球化时代，主导全球化的霸权国率先选择保护主义路径，全球治理体系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陷入瘫痪，多边主义面临新的挑战。

多边主义困境在一系列国际趋势中不断显现。首先，传统霸权国家回归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偏好双边主义，或选择性地接受基于本国利益的“菜单式多边主义”。长期以来，多边机构被大国用作追求本国利益的工具，当多边机制无法继续服务于本国利益时，部分国家开始出现脱离这些多边机制的动向。典型案例正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英国的脱欧，暴露其“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机会主义做法。其次，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传统多边机构在应对跨国问题时，出现合法性赤字与有效性下降等挑战。例如，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与多哈回合谈判破裂显现传统多边体系的决策机制缺陷。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ICC)的选择性司法质疑，折射出国际规范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从而引发对传统多边秩序的价值认同危机。最后，新兴经济体崛起与传统权力结构的冲突，使新兴国家与全球南方具有推动多边机制改革的诉求。这种冲突促使世界市场进入平行体系，新兴国家尝试通过区域合作机制重塑全球权力格局。例如，金砖国家扩员与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等制度创新。不过与此同时，随着多边机构数量的激增，出现各国根据自身利益在不同机构中进行分散合作的“论坛购物”(ForumShopping)现象。由此可见，当前全球多边主义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

在逆全球化时代逐渐开始出现多边主义萎缩和多边机制失灵，当世界重回平行体系，中国需要与不同区域多边组织进行合作，提供符合区域特征的公共产品，这时区域国别研究展现出其独特的治理价值。该研究通过整合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分析工具，揭示多边机制在特定区域历史传统、文化习惯与地缘格局中的生成逻辑与演化动力。早期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服务于殖民统治需求，如英国皇家非洲学会通过人种学调查为殖民统治提供知识基础，形成了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冷战时期，美国的区域研究则带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烙印，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外国区域研究项目”实际上是对抗性对外战略下的知识生产，强调定量研究和理论模型。苏联则通过莫斯科大学、苏联科学院等国家主导的学术机构，结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将区域研究服务于国家建设与国际斗争。当代区域国别研究已超越传统研究范式，突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家中心主义分析框架，关注次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机制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区域层面的制度创新推动多边主义的迭代更新。

区域国别研究能够有效赋能多边主义进程，一是全球治理实验，区域国别研究实践为全球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制度模板。东盟的“协商一致”原则，通过非正式对话机制化解成员国分歧，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提供渐进式改革思路。二是冲突预测功能，通过社会嵌入性研究识别潜在的地区风险。如基于部落政治、水资源分布、降雨量变化等区域变量，能够预测非洲社会动乱。这种预防性知识可弥补联合国等现有多边机构早期预警系统的不足。三是文化交流互鉴，区域国别研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通过深入研究各地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习俗，能够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减少文化误解和冲突，为多边合作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总而言之，多边主义困境本质上源于全球哲学社会科学与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失衡与失效。区域国别研究通过重塑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规则的关系，正在创造全球治理的“第三条道路”。这种知识革命不仅关乎学科发展，更是关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选择。因此，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使命是在文明多样性中寻找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恰是破解当下多边主义困境的关键。

二、案例分析：区域国别异质性对多边主义的影响

不同区域和国家在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一般化的多边主义模式不能简单地适用于所有地区。欧盟的制度性多边主义、东盟的关系性多边主义、非盟的抗争性多边主义和拉美的灵活性多边主义进程，体现了多边主义在不同区域的多元化治理特征。以下通过欧盟、东盟、非盟与拉美的典型案例，具体分析区域国别异质性如何在国际事务中重构多边主义的实践逻辑与发展模式。

(一) 欧盟：制度性多边主义

欧盟作为高度制度化的超国家组织，其多边主义实践以制度规范为核心，通过法律框架和超国家机构的垂直整合实现了区域治理，拥有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等多层次管理机构，决策过程复杂而规范。欧盟的多边主义进程揭示了制度性多边主义需兼顾一致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其成败依赖于对区域与国别异质性的包容性制度设计。

在主权让渡方面，欧盟成员国在多个治理领域进行了超国家主权让渡。经济领域尤为显著,欧元区成员国将货币主权让渡给欧盟机构，通过建立统一货币体系、接受欧盟财政纪律约束及欧洲中央银行独立调控的方式，形成包含预算监督、政策协调等配套机制的区域性金融治理架构。贸易政策层面，作为法定代表机构，欧盟委员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及双边贸易磋商中行使统一决策权，这种制度安排通过《里斯本条约》等法律文件确立，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超国家规则。由此可见，欧盟的权力集中度较高，形成了复杂的超国家治理结构。

欧洲的多边主义通过经济整合、政治联盟与社会协同的制度化合作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在经济领域形成统一市场、共同货币、政策协调的机制，依托《稳定与增长公约》建立财政纪律，增强应对危机的政策协同能力。政治层面，构建超国家法律与政府间协作体系，同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通过外交决策权集合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社会政策层面，欧盟在贸易、环境等领域建立专门机构，推动碳边境税、ESG评价标准等协同立法。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在于超国家约束性，不过欧洲的地区一体化实践中也存在机制灵活性不足等问题。

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历史动因可追溯至二战后的制度创设，《罗马条约》通过机制化合作架构，将经济协同与政治互信作为遏制军事冲突的核心路径。欧洲大陆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两次毁灭性冲突，催生出对永久和平的集体诉求。通过主权让渡与超国家权力建构，欧洲逐步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区域治理体系。实际上欧洲一体化进程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底，基督教文明传统与启蒙思想遗产等历史记忆构成的价值共识，降低了制度整合的认知成本。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均衡为统一市场建设、货币政策协调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经济基础又通过市场一体化效应反哺政治合作，形成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良性循环。

(二) 东盟：关系性多边主义

与欧盟的强制度模式不同，东盟基于文化共识与协商传统，通过关系性多边主义实现区域整合。东盟的舒适度原则和非正式性决策强调主权平等与渐进合作，通过“东盟方式”(ASEAN Way)回避强制性投票机制，以维护成员国之间的和谐。东盟的实践表明，多边主义的合法性不仅依赖制度设计，更需嵌入区域历史文化背景因素，通过非正式性化解异质性冲突。

东盟在主权让渡问题上呈现出谨慎态度，秉持成员国主权独立与多样性原则，选择以协商共识(musyawarah mufakat)和非干涉机制推进区域合作。在经济领域，成员国在市场准入标准、例外条款设置等政策细节上仍保留高度自主权。东盟在安全与政治领域的合作不涉及主权让渡，争端的解决依赖非正式协商而非强制性司法裁决。这种轻制度化特征同样体现在灵活的组织结构上，表现为权力集中度较低，如东盟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主要承担协调与支持职能，不过其权威建立在成员国自愿合作基础上，缺乏超国家层面的强制执行力。

东盟的多边进程主要以建构区域安全架构、深化经济协同、培育社会共识为战略支柱。在安全领域东盟依托协商机制与冲突调解程序，有效管控成员国间的地缘分歧，其柔性治理模式虽因低效备受争议，却在应对南海资源争端、缅甸政局动荡等复杂议题时，展现出独特的矛盾缓冲功能。在经济领域通过东盟自贸区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驱动，持续推进关税减让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构建起亚洲最大共同市场。此外，为了增强区域认同感和互联互通，东盟优先发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文化合作等领域。

东盟治理模式的制度韧性根植于东南亚独特的复合文明生态。作为连接两洋四洲的地缘枢纽，这一区域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文明交汇与权力博弈的前沿，多元民族构成、宗教文化差异与域外干预交织，塑造了成员国对主权完整的高度敏感性。所以东盟的制度设计始终锚定主权平等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原则，在维系区域稳定与深化合作间保持平衡。文化层面马来群岛的海洋传统、南亚次大陆的宗教影响及华夏文明的历史遗产，共同构成东盟合作的多元文化基质。经济层面则呈现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与缅甸、老挝等欠发达国家并存格局，迫使东盟采取差异化整合措施。其经济合作框架虽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但同时确保成员国在产业保护、市场开放等领域保有充分政策自主性，严守经济主权让渡阈值。

(三) 非盟：抗争性多边主义

作为非洲大陆多边主义进程的代表性成果，非盟呈现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区域合作争取话语权的路径探索。非盟的困境反映了多边主义的区域特殊性，非洲的抗争性多边主义通过集体发声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但是财政资源匮乏与安全机制碎片化暴露了区域集体行动能力的局限性。非盟的实践表明，多边主义的包容性需以区域内部能力建设为基础，否则可能陷入实践性缺位的困局。

非盟的多边主义进程呈现出渐进式主权让渡与功能化合作并行的特征，成为后殖民语境下独特的区域一体化尝试。在经济领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通过统一关税框架推动贸易自由化，但成员国在关税政策、敏感产业保护等方面保留自主权。安全治理方面主要依赖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协调行动，不过维和行动需成员国自愿参与，并且存在资金严重依赖外部援助等问题。与欧盟的制度刚性、东盟的柔性协商不同，非盟的有限主权让渡反映民族国家建构未完成区域的多边主义困境，在维护国家自主性与提升区域整合效能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分歧。

非盟的多边主义合作目标在于推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及和平安全，促进非洲各国间合作，提升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在经济领域，非盟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推动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自贸区的本土化设计虽试图弥合法语区与英语区的制度差异，却因成员国发展水平悬殊而进展缓慢。主要合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冲突预防与解决等，以提升非洲大陆的整体竞争力。不过非洲的多边机制也存在困局，如非盟“消弭枪声”倡议因资金短缺陷入停滞，迫使马里等国转向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体现全球多边框架在区域安全治理中的资源错配问题。

非盟多边主义实践主要来自非洲独特的地缘经济格局，其广袤大陆空间涵盖55个主权实体，且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在非洲后殖民时代的结构性挑战尤为突出，新生国家普遍面临殖民统治留下的民族矛盾、边界争端，以及后殖民时代的主权侵蚀风险。历史文化方面，非洲多元民族群体、多种语言风俗与多元宗教生态，使其在推进共同立场文件时允许成员国附条件保留。此外，非洲国家总体面临基础设施薄弱、资源依赖度高、市场规模狭小等问题，因此采取差异化整合策略，在自贸区框架内，通过过渡期安排与例外条款设计，避免过度的权力集中，确保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在同一规则下实现互补性发展。

(四) 拉美：灵活性多边主义

拉美地区的多边主义在反殖民传统与民粹思潮交织的语境下逐渐发展，其制度逻辑呈现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与东盟基于文化共识的弹性机制不同，拉美区域合作以“主权至上”为根本原则，通过主权协调模式在外部干预与内部差异间寻求发展。可见多边主义的合法性不仅依赖于制度设计，还需考虑区域与国别的历史文化背景。

拉美地区的多边机制主权让渡程度较低，权力集中度同样较低，缺乏统一的超国家治理机构。南方共同市场虽设有秘书处等协调机构，但其权力十分有限，主要依赖成员国的主观意愿。其成员国在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建设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主权让渡，但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仍保持独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通过定期的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进行协调，但决策过程较为松散，缺乏强制性执行机制。该共同体更多侧重于政治对话和区域合作，不涉及主权让渡。太平洋联盟(Alianzadel Pacífico)聚焦自由贸易，与左翼主导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形成意识形态分界，因此拉美多边制度的权力分散于不同多边机构。

拉美多边主义实践围绕经济整合、社会包容与战略自主性展开制度设计。通过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构建关税同盟，提升谈判能力并降低对北美市场的依赖。社会政策方面依托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推动减贫协作，既改善民生又强化区域认同。新兴领域通过太平洋联盟试图在中美竞争中构建战略中间地带。拉美多边框架内贸易自由化等机制化程度高，而安全政策协调保留国家自主性，这种选择性制度供给形成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路径，实现制度效能的同时保证主权弹性。

这种多边合作范式的形成与拉美独特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拉美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殖民统治和外部势力干涉，且受美国经济政治影响较大，地缘政治发展空间相对受限。这种文化背景使得拉美国家在多边合作中，既强调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又保持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与此同时，拉美地区还受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历史的影响，内部也存在着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社会不平等问题。另外，拉美地区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依赖资源出口和初级产品加工。近年来拉美国家通过多边机制，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然而，由于各国在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上的差异，拉美地区的多边合作在经济政策的协调上相对有限，更多地侧重于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

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解决区域和全球问题

多边主义从相互合作与约束的特征来看，似乎能够实现理想且平等的国际秩序，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建构以承认美国霸权为代价。各国必须遵守由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法和制度，同时在此框架下追求自身利益。这实际上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一种制度性协议，亦即美国能够持续维持其国际霸权，同时通过多边主义秩序维护其他国家利益。例如，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体系下，美国确保其核武器绝对优势，并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秩序。又如，美国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绝对影响力，向全球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经济运行原则。然而，随着美国绝对霸权的衰落以及全球多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传统多边秩序迎来了新的变化。新兴国家对由美西方主导设计的现有多边体系提出变革需求，推进挑战现有制度的新多边框架，国际社会迎来新型多边格局。

(一) 排他性多边主义

排他性多边主义实际上是主权国家等行为体围绕制度规则主导权的博弈，其核心在于多边机制创设与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这时原有规则或惯例备受挑战。中美战略竞争已从传统经济实力或军事对抗转向制度性竞争，双方通过构建新型多边体系实现价值理念与利益诉求，重塑国际秩序演进方向。

从当今世界的国力对比来看，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二者同其他强国的差距正在拉大。如果分解到具体的国力指标来看，有很多指标中国已经或者正在超越美国。比如制造业的增加值、商品和服务的总出口量、汽车年销售量、智能手机产销量、线上经济B2C的规模等等。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众多国家加入到由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框架范围之内。美国作为守成霸权，对中国的崛起十分警惕，采取制度对冲与规则围堵策略。特朗普以WTO改革为名发动贸易战，在其第一及第二任期皆对华加征关税，破坏既有规则，并声称WTO体系加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且无法有效约束中国获取巨额利益和违反规则的行为。其间，拜登政府不断提升对华遏制力度，制定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CA)、《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and Science Act)、《通胀削减法案》(IRA)等。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增强，仅凭美国一己之力无法有效压制中国的发展，因此美国着力创建能够联合其盟友一同对抗中国的排他性多边制度。

在安全领域，美国突破传统的双边同盟，开始扩大多层次的排他性小多边安全网络。在区域层面，美国扩大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日菲等三国安全架构，并且加大“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联盟”(AUKUS)等三国以上参与的小多边安全制度。其中，2020年重新启动的QUAD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机制，由美国的核心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新的安全伙伴印度组成。表面上，QUAD仅仅是促进国家间和区域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多边制度，但实际上其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近期，美国还讨论了将荷兰、韩国、越南等纳入QUAD+的方案。而AUKUS则直接针对中国海洋战略，其作为北约在印太的延伸，通过核潜艇技术转移和军事协作，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军事存在。

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美国通过排他性策略重塑多边秩序，其核心载体是2022年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作为拜登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安全架构，IPEF突破传统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边界，聚焦数字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等21世纪议题，试图构建由美国标准主导的“友岸外包”体系。该机制刻意排除中国的制度设计，凸显美国通过规则霸权对冲中国依托RCEP形成的经济影响力的地缘战略意图。在技术领域，美国推行技术民族主义多边协作模式。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以供应链安全为名，联合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通过出口管制清单、研发补贴绑定、产能布局调整等手段，构建起对华技术遏制网络。美国的这种“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伪多边主义”反映了霸权国在权力转移期通过制造制度性分裂维持主导地位的典型行为逻辑。而这正体现当代多边主义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当全球治理需求与霸权私利发生冲突时，制度工具的公共性与排他性成为难以调和的矛盾。

(二) 真正的多边主义

近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文件中常用“reciprocity”,这一词汇除了“互惠”,还有“报复”或“回报”的意思。现实中这种“以牙还牙”策略的运用十分复杂，假如双方都采取以牙还牙策略，一旦由于误解进入了相互惩罚的恶性循环，就将永无解脱，而国际关系领域能够利用多边主义解决该问题。由于在多边框架下背叛成本较高，双边关系中的“reciprocity”一旦放进多边关系中操作，不少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多边主义外交能够有效降低风险。

不同于美国的排他性多边主义，中国践行的多边主义植根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东方文化基因，更具包容性、平等性、多样性。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起，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多边外交伦理，为发展中国家合作提供规范性原则。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逐步参与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开放后通过加入APEC、WTO等，完成对国际制度的逐步融入，并通过遵守规则赢得国际信任。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多边主义进程进入新时代，逐渐形成中国主导的多边“统一战线”。在既有多边框架内，中国通过东盟+3、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等平台深化区域安全对话，在上海合作组织(SCO)框架下创建“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制度创新层面，中国构建覆盖全球的多边合作网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突破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金融治理垄断，“一带一路”倡议则以软规则合作为中心，构建包含3000多个合作项目的跨国合作网络。中国还创建了针对不同地区一对一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

如上所述，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践行者，始终致力于通过真正的多边主义解决区域和全球问题，其实践过程中始终以区域国别学视角，为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多样性和需求给予充分关怀。这种结合问题导向与区域特点的合作方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边规范供给体系。中国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的本质在于坚持多边主义不是少数国家牟利手段的立场，在主权平等原则基础上推动发展维度与安全维度的合作。对比美国以地缘竞争为导向的选择性制度供给，中国更注重通过有效的公共产品与包容性合作规范，提供更加公平的合作平台并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多边机构的监督。这种做法延续了万隆会议的历史基因，并通过主动承担义务、提供非霸权性制度，为当代多边主义困境提供了“和而不同”的解决方案，展现出责任型多边主义的实践可能性。

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一种文化，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深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以国际机制为坚实依托，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思想指引。中国引领的多边主义将通过提供互利共赢的全球性与区域性公共产品，走向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与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需立足区域和国别特征，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合作框架：对欧盟国家推进多边合作，注重一体化特征与多边传统；对东盟国家强调经济合作，以发展红利增强战略互信；对非洲国家侧重发展援助，助力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对拉美国家推动反霸权共识，共同抵制外部干预。这种差异化合作策略，在多边舞台上既避免过于简单化的“一刀切”,又通过精准对接区域需求提升多边外交效能。

结语

《尚书》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天命思想”, 精炼地说明了人心向背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一国之内如此，国际社会亦然，因为全球性大国之间的竞争必然在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秩序和全球地缘格局中产生广泛影响。只有赢得世界人心的国家，而不是搞小团体耀武扬威的国家，才能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互利共赢才是人心所向。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理论价值层面以共生理念替代零和博弈；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在地化的智识支撑；在实践层面推动国际体系从“中心-外围”结构向平等有序的多极化转型。将文明多样性转化为治理韧性，方能在竞争加剧与风险叠加的时代，实现多边主义从霸权工具向合作纽带的实质变迁。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包容性多边主义进程，不仅突破了美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垄断，更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内核，为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秩序转型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