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咏梅｜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中涉外文物与城市意象的思考

2023-10-28

文章作者：北京市委党校国际交往与世界政党教研部高咏梅

文章内容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都北京有丰富的对外交往历史和文化资源，比如圆明园遗址、外国驻华使馆、外籍友人旧居、外籍传教士墓地、教堂等。这些建筑遗址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涉外性”，是独特的城市名片，是对外交往的话语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动力。近些年来，这些涉外建筑或文物的维护、复建和对大众开放，反映出了在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中首都北京城市治理能力的国际化视野和文化的包容与远见。

一、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兼修“内”“外”双环境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最早提出“世界治理理论”，并把国际关系主体分为主权和非主权主体，或者国家主体和次国家主体，为研究城市等非国家主体和城市外交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北京作为中国首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国际事务，成为最大、最活跃和最典型的参与中国对外交往的次国家行为体。

2017年9月29日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东北部地区即朝阳区东部、北部地区，将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国际科技文化体育交流区、各类国际化社区的承载地”。这是中国发展的需要，是北京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可以说，网格化管理促进了区块功能定位，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关键。“十四五”规划将北京每个城区的国际交往功能进行细致而具体的定位，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突破和进步。然而，兼顾“散布于”首都城市区域“网格”中涉外文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长远来看，更能展示古都北京的文化包容和历史温度，拉近东西方间的距离，为我国对外交往的总体战略营造更积极的外部环境，创造更多元的与世界各文明沟通的空间和可能。

城市国际化正成为今日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首都城市越来越成为国家国际化的重要窗口和载体。“一座开放的城市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封闭的国家里。”建设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要义在于它的双向性，即它是联通“国内”和“国外”的枢纽，旨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吸引各种可能的城市，在彼此联通中获益，进而“反哺”各自的城市发展，实现交往城市之间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

二、国际交往中心的特殊媒介：涉外文物

文物，作为人类历史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存，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是对全人类智慧的尊重，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我国文物保护的公开法律文献与国际同步，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1935年，北平市政府编辑出版《旧都文物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重视文物的保护工作。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91年，国务院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所以，涉外文物自然成为城市国际交往历史的组成部分。

虽然“涉外文物”一词，在学术上没有专门的定义，但不难看出这里有两个侧重点。“涉外”，是指与外国政府、外籍人士有紧密的联系；“文物”，是蕴含了强烈的历史、人文、科技等价值的实物和场所。从而，涉外文物体现了大众教育和国际交往的桥梁功能。对内，涉外文物有利于教育本国公众了解相关的国际交往历史，提高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对外，涉外文物便于加强与相关国家、地区或城市的联系，是跨国来往的交流平台和资源。

国内较早使用“涉外文物”一词的城市研究，出现在重庆市文旅委的相关活动报道中，重庆地方史研究的周勇等学者给予了相应的学术支持。“渝中区和南岸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将不断完善使领馆建筑旧址在内的涉外文物旧址的保护利用方式，保护一处就要利用一处，和业主单位保持协商，提升文物公益性展示效果。”重庆市把涉外文物分为使领馆建筑、名人旧居、商业机构、烈士墓地等四类，按照“一处一策”的原则进行保护和利用。

相比较而言，北京涉外文物资源更加丰富多样，保护和利用的工作更加艰巨和复杂。据了解，国际惯例是将100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称为文物。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保护文物的国际公约中，对“文物”的表述是两类：Cultural Property(可移动)和Cultural Heritage(不可移动)。从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角度来说，北京涉外文物中不可移动的文物以建筑古迹为主，资源丰富。李芳在《老北京的洋建筑》中，做了宗教、教育、金融、商业、住宅、其他等六部分的详细描绘和介绍。自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颁布以来，北京城市规划和治理得到改善，许多涉外古迹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如东交民巷使馆区、北京四大天主教堂、北京协和医院、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利玛窦传教士墓地群等等。2020年11月1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次审议通过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使得涉外文物保护有了政策的保证。

三、涉外文物与北京的城市意象——开放和包容

城市意象，即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和静止的元素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影响。同质化的城市场景给人们的感官带来的刺激，综合而成某种符号性的城市记忆，它可以是愉悦的、昏暗的、危险的、开放的等印象。城市记忆与城市特有的物质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整体生动的物质环境能够形成清晰地意象，同时充当一类社会角色，组成群体交往活动记忆的符号和基本材料。”好的城市意象是“可读的”，即通过视觉便可捕捉到的认知城市特性的系列符号，如街区、教堂、道路等。好的城市意象是“安全的”，即让人有“归乡”的感受和联想。好的城市意象是“跨文化的”，即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可以借助它促进交流和理解，达成共识，实现认同。比如著名的圣城耶路撒冷。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指出，保护建筑遗产“要有敬畏之心，要有跨界思维，要有文化遗产服务当代社会的新策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与发展建议书》（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六条建议，特别强调“20世纪建筑遗产是中国社会巨变的见证物和载体”“是百年中国建筑智慧的结晶和文化写照，应在新建筑设计中注意与其保护工作方针相协调，与城市发展一致；20世纪建筑遗产乃文化发展脉络的重要结点，应敬畏遗产、守护地域特色，以全新理念作保护与更新之时代行动”。

文物保护是一项功在后代的城市文脉“留痕”工作。北京涉外文物不仅记录了城市对外交往的历史，也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塑造城市意象，推动人文城市的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深远意义。2011年11月2日，北京市公布了“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提出的“包容性城市”概念相契合，包容性是北京国际形象和城市特征的重要的一个方面。“世界城市的出现标志着有机成长时代的结束和无机的、漫无节制的无限堆积过程的开始。另外，如今还出现了那种人工的、数学的、完全与土地隔离的产物，即城市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城市，它们纯粹只是一种心智的满足。”虽然这是对现代城市发展或扩张的一种消极的评价，但也可以理解为城市规划在现代城市意象塑造中的积极意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的核心区和中心城区集中了大量而独特的涉外文物建筑和遗址。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举办，为北京涉外文物的挖掘和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为北京的国际化增添了动力。近些年，在海淀区、西城区和东城区，一些涉外文物陆续开展复建、维护、修复工作，如东交民巷一带的街道、教堂和医院，北京城区四大天主教堂，党校院内利玛窦等传教士墓地群及口字楼和山字楼，正福寺天主教堂，贝家花园，中国铁道博物馆、清华大学老校区建筑等的保护和对外开放，这些都是较好地展示出“北京精神”的个案，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塑造了积极的城市意象。

进入新世纪后，北京国际交往呈现快速增长。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都北京有丰富的对外交往历史和文化资源，近十年来，国际交往的领域越来越集中在城市管理和建设，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同时，城市“包容和开放”的意象更加突显。

四、结语

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根本要义就是向世界打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让其他国家的人们找到“相亲、相近”的认同和接纳感。涉外文物就是一把开启这扇大门的钥匙。梳理和挖掘北京涉外文物的工作，也是在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实践中宣传和推广北京精神，提高北京在国际交往中新的话语影响力。

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中重视涉外文物，不仅体现对人类历史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存的尊重和开阔的精神境界，还会赢得相关国家和大众的喜爱和好感。当然，北京涉外文物的挖掘和保护带给我们的城市意象有积极而愉悦的，也有压抑而伤痛的。比如，圆明园遗址、东交民巷等所带来的就是伤痛多于愉悦，但是这些遗址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再比如，贝家花园和利玛窦及欧洲在华传教士墓地群、协和医院和清华老校区建筑等带给我们的就是积极的、开放的和国际人道主义的意象。无论哪一种城市意象，都会唤起人们对城市历史的敬意和对美好城市生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