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技术鹰派、技术-安全复合体
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与地缘政治的对抗相互叠加，围绕技术的较量已然成为影响中美博弈的核心内容，而美国技术鹰派的崛起则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技术鹰派是美国技术—安全复合体的产物，同时又作为美国对华“全政府”、“全社会”竞争模式的关键部分，主导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向。
美国的技术鹰派是指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要求在技术领域加强对华压制与脱钩，主张以强大的美国技术实力确保实现对华“竞而胜之”（outcompete）的群体。技术鹰派诞生于不断强化对华“科技冷战”两党共识的背景下。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帷幕，强调美国必须在研究和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拜登政府将技术视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等策略赢得这场“技术考验”，反映了美国方面从“跑得更快”到“拉大差距”这一对华科技竞争思维的重大转变。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技术鹰派的力量伴随着硅谷精英与特朗普走向台面的联合愈发壮大，与美国对华战略中的“经贸鹰派”“人权鹰派”“国家安全鹰派”等人士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日益加深。
美国的技术鹰派主要包括政界、商界、学界三类精英，三者借助旋转门、政治献金与选举、决策咨询等机制，形成日益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第一类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与国会议员，他们主张通过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措施，强化对华技术封堵，扩大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副国务卿肯思·克拉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等。这些政治精英或多或少都有过硅谷经历，或在离任后投身科技产业。第二类为美国智库专家和战略界人士，他们围绕如何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强化对华技术施压建言献策，在美国技术—安全复合体的构建中发挥重要的“凝结剂”作用。譬如，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的创始人罗伯特·阿特金森曾任政府要职，并在基金理事会中囊括多位政治要员与科技公司高管。第三类为美国科技界精英，他们信奉技术加速主义，认为美国的科技发展陷入了停滞，需要特朗普这样的人帮助美国实现技术创新加速。这类人士以“贝宝帮派”（PayPal Mafia）为代表，包括彼特·蒂尔、大卫·萨克斯、马克·安德里森等。上述三类技术鹰派势力之间存在着深厚联系，为美国技术—安全复合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美国技术鹰派的崛起既是美国推动大国战略竞争的反映，同时也是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在地缘技术时代的新变体。从历史上看，科技创新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紧密联系。冷战时期，诞生于“斯普特尼克时刻”背景下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推动了微电子、卫星、核能等多项技术的发展。此外，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的科学技术处（DST）引领了太空和地理空间、信息通讯等先进技术的研发。冷战结束后，国防部和科技界持续性的合作巩固了美国的技术霸权地位。例如，中央情报局在1999年成立的伊丘泰尔（I-Q-Tel）风投公司为大量高技术领域初创企业提供关键支持。
当前，美国技术—安全复合体不断发展，美国军事、情报与外交领域的国家安全机构与高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等之间的合作日益深化：在军事领域，美国国防部大力推动新兴技术与军事能力的融合，并推动各军种实施专项计划，促成与高技术企业的密切合作。同时，创新融资平台发挥了重要的粘合剂作用，为美国防务创新生态重塑提供金融支撑。在情报领域，美国政府制定相关战略文件，推进体制机制调整以适应技术变革，并联合高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等社会性力量支撑情报能力建设。在外交领域，一方面，美国政府以先进技术手段赋能外交行动；另一方面，构建多层次、相互嵌套的技术联盟，加大对华技术施压，以主导全球技术治理格局。在这一趋势下，传统与地缘政治相关的国际安全机制被注入了技术竞争功能，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框架下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
随着美国技术—安全复合体的持续深化，技术鹰派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预计将大幅增强。在“攻”的一面，特朗普将以“轻监管”与关税保护的方式支持美国高科技产业。在“防”的一面，特朗普或将搭建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制度，限制中美科技领域的人文交流，并推动美国盟友共同参与对华“科技冷战”。随着白宫科学与技术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奇奥斯与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政策“沙皇”戴维·萨克斯等人任命，特朗普第二任期更为强劲的对华科技竞争态势已经初步显现。
注：本期简报根据复旦大学赵明昊教授于2025年3月21日在第33期人大美研学术报告会上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本次报告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左希迎教授、刘丽娜老师担任评论人，李巍老师参与了报告会，另有五十余位校内外学生参与报告会。
供稿：张沈心媛
编辑：朱维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