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虹:“化剑为犁”,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性发展

作者简介

孟虹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化剑为犁”,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性发展

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一大主题。1618年在布拉格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因宗教纠纷、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一大主题。1618年在布拉格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因宗教纠纷、利益争夺和霸权博弈而激发,以德意志大地为核心战场。战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倡导以和平商议解决争端,要求必要时通过集体制裁来管束冲突方,由此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1814/1915年因拿破仑战争而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建立起了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欧洲新均势体系。在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协调各国之间的纷争,国际联盟应运产生,但这一机构初试并未获得良好的成效。1930年代日、德先后退出,日本举兵入侵中国和德国发起对波兰的侵略战争,很快导致一场新世界大战的爆发,先后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20多亿人被卷入其中,无数民众流离失所或失去宝贵的生命。战后创建的联合国旨在以史为鉴,化剑为犁,携手成员国采取有效的集体安全措施,共同应对国际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矛盾,促进各国之间以平等和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及合作。二战后德国一度被四大战胜国占领,并于1949年被一分为二。其中西部联邦德国以莱茵河畔的波恩为首都,积极融入西方民主社会,推进与东西欧国家的和解,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努力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1988年初秋当我获得卡尔·杜伊斯堡(CDG)奖学金前往联邦德国进修学习时,国际局势尚处于冷战之中,但已出现回暖态势。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二战后因外在矛盾冲突或内部战争所导致的国家分裂依然存在。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海峡两岸的沟通往来逐步开启。在欧洲中部的联邦德国,1970年代勃兰特政府引进“新东方政策”后积极促进与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两个德国于1973年同时加入联合国,东西德国和柏林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但统一大业何时能实现,无人能预测,似乎还遥不可及,联邦德国政府却始终未彻底放弃国家统一的宏大愿望。

(一)

1988年12月初,我应柏林工业大学副校长施泰恩米勒(Ulrich Steinmüller)教授的邀请从科隆飞往西柏林时,“柏林墙”依然横亘在东西柏林之间,像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明确地提醒着人们,这里是两个德国的“国界”。此时的西柏林,是民主德国中的一块“飞地”。生活在这里的德国人无需服兵役,且可以拿到联邦政府额外支付的工资补贴。当时临近圣诞节,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与欧洲中心之间的布赖特沙伊德广场上已搭建起了圣诞市场,节日气氛浓郁,无数彩灯将动物公园火车站与选帝侯大街一带装点得美轮美奂。因此,身处其中,又有柏林工业大学的同仁们的热情款待,并不觉得西柏林的特殊,反而被一派祥和繁华的景象所感染。

翌年春我前往西柏林工业大学进修学习后,逐渐开始感受到东西柏林和东西德国之间的差异。诸如驱车前往西德城市,民主德国在边界实施“双关”检查制:在第一关卡处让计划通行的人员上交护照,边防哨兵行注目礼三次后将审核后的护照放在一个数十米长的传送带上运至另一个关卡点,小车缓缓地在通道上挪动,至第二关卡口收回护照后方可继续奔驰,而民主德国境内高速公路的路面年久失修,车在行进时常常颠簸,速度受限。又如东柏林的物资供应明显不及我们国内大多城市,民众的面貌也显得颇为压抑。有一次我前往东柏林共和国宫参观,坐下喝咖啡时发现邻座的德国女同胞们大多面无表情,脸色苍白,颇感意外。不久,东德人民发出了“我们是人民”和“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呼声,开始自下而上和由东向西地推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联想起共和宫中的情景,觉得或许正是当时东德人民要求变革的一种先兆。

是年11月9日,“柏林墙”突然被官宣为“隐形”。记得获悉此消息时,我正好在施潘道地铁站内行走。一位中年男子匆匆走来,兴奋不已地告知说“柏林墙”被“打开”了,同时分享说道,他的妻子在附近的医院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小宝宝,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新生命。第二天傍晚,我好奇地前往勃兰登堡门一带,只见人群涌动,几近水泄不通。不少人步行通过腓特烈大街边检站来到勃兰登堡门的东侧,也有的前往专供小车通行的查理哨岗,热情地敲击着一辆辆缓缓驶来的特拉比轿车,并向车上的东德人递去巧克力和香蕉等东边同胞们平时难得吃到的物品。这一情景在2015年9月难民危机初期也曾再度出现,凸显了人性的善和美。

1989年圣诞节前夕,西柏林的大小银行门前还出现了另一番特殊的景象:按照联邦政府的一项新规,所有来自东德的公民均可以领取100马克的“欢迎费”(Begrüßungsgeld)。于是,银行门口出现了一条条的长龙,井然有序,规模可观。至元旦,有人开始将个别城墙段挪位,以期通过之间的缝隙看到另一侧的同胞。也有的借东德边防哨兵的宽容,从西边一侧爬上了勃兰登堡门前的城墙。我也曾好奇地在1990年元旦登上这堵大墙,发现宽达两米,人挤人,但大家无比欣慰和兴奋,互相关照,互相祝福。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开始拿起租借来的小锤子,加入到敲打“柏林墙”的“啄石鸟”行列,将一块块击落下来的小石片视为珍宝,带回家中收藏。也有的小商贩开始将墙片包装起来,作为纪念品标价出售。

多年后我去波士顿游学时,曾前往贝聿铭大师设计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参观,看到那里收藏着一堵“柏林墙”,馆内橱窗中还展出了一幅象征东西博弈的毛泽东与肯尼迪下棋的图像。1963年6月25日,“柏林墙”建成近三年,肯尼迪来到西柏林舍恩伯格市政厅广场,面对50万躁动的市民大声说道:“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身在何方,皆是柏林人。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也为‘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而感到自豪。”这一极具感染力和共情的演说,焕起了不少战后曾获得“空中桥梁”救援的西柏林人的回忆,坚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后盾,可以另辟蹊径,找寻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

战后柏林曾先后三次出现危机,其中1948年美英法西占区引进“马歇尔计划”和施行货币改革时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为突破苏联对西柏林水陆交通的全面封锁,二战末期大规模轰炸柏林、使当时纳粹德国的首都沦为一片废墟的美英士兵,又开始通过空运,将煤、药品、面包和其他生活用品投运给西柏林居民,持续近一年,滕珀尔霍夫军用机场变成了德美友谊的象征。嗣后,西柏林的发展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包括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创建和柏林电影节的设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的观点也逐步发生着变化。尤其是1968年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子们率先开始反思越南战争、古巴危机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断博弈给世界和平造成的危害,开始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对强权政治提出质疑,并公开反对战争和呼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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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七叶香山

(二)

从“柏林墙”倒塌至签署《二加四条约》和《统一条约》,为时不到一年。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采取的方式是民主德国承认《基本法》和加入联邦德国。国家的和平统一给民众带来了无限欢喜,但也不可避免地派生出一系列问题。依据联邦制,德国各地高校经费由各州自行负责,而非源自联邦政府的拨款。在柏林,统一后因经费急缺,市政府很快出台了高校领域的“紧缩”政策,一方面要求东西柏林的三所大学,即洪堡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进行院系合并和调整,另一方面限定每年各高校最多准新聘教研人员人数。与此同时,大批外国留学生来到柏林,又有不少柏林大学生希望走出去观看大千世界。然而,德国高校并未将外语课程设为大学必修课,柏林工业大学的现代语言中心(ZEMS)教师规模不足三十人,供不应求,大多学生很难如愿地获得免费参加学校开设的公共外语课程的机会,这一窘境却也促发了一些教学改革项目得以顺利付诸实施。

1991年当我与其他三位柏林工业大学学生提出创建“语言交易所”教学改革项目时,很快得到了施泰恩米勒副校长和校现代语言中心负责人罗伦茨(Jürgen Lorenz)先生及校外办负责人等的大力支持。学校特批学生助理岗位,免费提供教室,由施泰恩米勒教授所在的教育学院外语教学法团队提供专业支持。语言交易所成立后不久,便更名为“文化和语言交易所”(SKB),来自20多个国家的大学生充当起本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者,其中负责英语教学的“小老师们”既有来自美国和英国、也有来自印度和突尼斯的大学生,大多结合自己的外语学习经验,采取跨文化交际教学法,颇受欢迎。除了“外语课”“语言伙伴”“语言角”外,“多元文化讲座”“跨文化工作坊”及自主性的“师资培训活动”也构成了项目的重点,每年参加项目各类语言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柏林高校学生最多时超过4,000人。这种促进不同国家的年轻学子之间跨文化和跨学科交流及自主外语学习和项目管理模式,也让我受益匪浅。迄今,这一“小联和国”式的中心依然作为保留项目得到柏林工业大学的支持,工作人员超过80人。

1995年我获得柏林洪堡大学教职后,感受到统一后的改革给这所始创于1810年、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高校带来的冲击变化。统一后不久,这所大学的全体教师便经历了一次全面政审和学术资历的重新评定。凡曾为斯塔西(Stasi,民主德国国安局)服务过的老师全部被免职,凡在原苏联或民主德国获得副博士学位的老师普遍被降级,教授们的工作合同被改为有期限,不少民主德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被分流到洪堡大学,工作合同也非长期。高校领导和各院系负责人大多换成了来自西德,这些变更尤其对于一些年过五十的知名学者打击颇大。在联邦议院,1990年代曾对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SED)政府和斯塔西的作用与影响先后成立了两个专业调研委员会,成员一半为联邦议员、一半是特邀的专家学者。与此同时,由原统一社会党改革而成的民社党(PDS)也积极展开调研,出版专著和论文集,围绕民主德国的历史争取话语权和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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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率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厚重人才成长支持计划团队前往柏林联邦议院参观交流

从“柏林墙”建造到官宣东西柏林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历时近28年。从人为建造的“反法西斯主义城墙”被拆除到现如今,也已逾三载。如今,柏林已从一个“孤岛”发展成为一个德国新首都,从一个“建筑工地”转化为欧洲大都市,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柏林工业大学的“六月十七日大街”经“胜利柱”至勃兰登堡大门,再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可以一直通达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统一后,联邦政府与柏林市政府签署多项协议,获得权限,开始对柏林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使得昔日“真空地带”的波茨坦广场及菩提树下大街发展成为了一个繁华的文化、经济、政治和商务区,国会大厦群和政府部委大楼及总理府、新影剧院和博物馆得到建造或修缮,各文化设施持续对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优惠票价,努力促进和维护“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拓展。

(三)

1988年柏林建城750周年之际,东西柏林分别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邀请美、苏两国首脑前来参加。其间,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西侧庆典活动的讲台上,面对“柏林墙”的另一侧向苏联领导人喊道:“戈尔巴乔夫,请您来把这堵墙推翻吧”。而在柏林东侧的庆典活动上,这位日后为德国统一大业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苏联最后一任总统也指出:“谁行动晚了,谁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1985年上任伊始,戈尔巴乔夫便大胆提出“新思维”,要求改革和对外推行和平主义方针,修正东欧政策,改善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之间的平等和自主性,并于1987年与里根总统在华盛顿签署了决定全面放弃中程和中段程导弹的《中导条约》。这一系列举措大大缓和了东西矛盾,改变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局势,促进了德国的统一,但同时也促使了他自己的国家开始分崩瓦解,15个原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其中俄罗斯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

1991年,首先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宣布脱离苏联,现加入欧盟、欧元区、申根区和北约,实现全面西化。在东南欧,南斯拉夫也于同年解体。首先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嗣后是波黑和马斯顿,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南联盟,科索沃作为塞尔维亚共和国中的一个自治省。1999年3月因当地阿尔巴尼亚人和塞族人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军事冲突,导致大批难民出现。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决定军事介入,德国联邦议院也以阻止“种族大屠杀”为由同意派遣联邦国防军参与。这也是联邦国防军首次参加境外战争,标志着德国摒弃原“军事克制主义”原则,联邦国防军的任务从原国土的防御扩大到“适度而有效地参与解决国际危机”,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而这次军事行动使得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和造成人员伤亡,留德学子纷纷前往柏林的美国驻德国大使馆抗议。科索沃战争并未给这个地区带来长治久安。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摆脱联合国的托管宣布独立,迄今并未获得塞尔维亚和中国及部分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承认。

统一后东欧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夏我曾去意大利德语区的博岑参加一个国际青年学子会议,前来参会的人员中有两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会后还曾联名给我寄来水晶杯。然而,不到三年,他们的国家随着东欧解体也和平地分离,成立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主权国家。2004年,这两个国家又同时加入欧盟,开始在欧盟层面携手合作和发挥作用。

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匈牙利,冷战后期也如同民主德国,经济日渐陷入困境,物资匮乏严重。在两德统一进程中,这两个国家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当1989年春夏大批东德人通过免签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有的躲进了联邦德国驻布拉格的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有的涌向匈牙利,欲借道转往奥地利后再进入联邦德国。6月奥匈两国外长宣布消除障碍,开放边境,由此为打破东西德之间的壁垒提供了契机。2015年,匈牙利曾再度成为欧洲难民危机的前哨。在近现代史上,这个国家一度与奥地利组成奥匈帝国,1914年因奥地利王储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害后在德国的支持下发起反击。当时,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摆脱“迟到的民族国家”之命运和争取更多的“阳光下地盘”,不惜点燃起世界大战的炮火,最后国家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败北,《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出台苛刻条件,变相洗却1871年德意志帝国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称帝给法国带来的屈辱。而战争的失败、巨额赔款和割地以及新型民主共和国诞生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希特勒得以顺利地以民主的方式篡权,并为了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再度引燃世界大战。匈牙利在一战后曾因《特里阿农条约》丧失72%的领土和64%的人口,1941年加入德─意─日轴心国集团,三年后被德军占领,1946年4月被苏联红军解放,战后成立共和国。在1990年代,我曾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旅游和参加国际会议,观看施特劳斯笔下的蓝色多瑙河及其两岸“布达”与“佩斯”的不同风光,不由地联想到电影《茜茜公主》中美丽的巴伐利亚女公爵、奥地利皇后为了促进奥匈帝国的诞生而做出的不惜努力。

“欧洲的未来何在?”2022年8月29日德国新总理朔尔茨以此为题,在捷克布拉格大学发表演讲,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欧盟改革倡议,提出要将欧盟进一步扩展至30个或36个成员国,包括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主张改革欧盟决策机制,将欧盟打造成一个“具有全球政治能力的地缘政治欧洲”,并逐步建设起一支独立的欧盟武装部队。捷克在2022年下半年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而布拉格大学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于1348年创建的第一所德语大学。作为一个德意志民族和欧洲重要的记忆场所,德国总理的这一演讲和呼吁建立起一个更为强大独立的欧盟,意义非凡。

(四)

记得1980年代末我刚到德国的前半年,也曾在萨布吕克肯和博登湖畔拉多夫契尔的卡尔·杜伊斯堡语言中心进修调研。当时,《申根协定》尚未实施。从萨布吕克肯到法国有直达的公交车,但外国人若无签证便不能利用这个便利前往。在博登湖西端的康斯坦茨设有与瑞士接壤的边防站,卡尔·杜伊斯堡语言中心曾组织我们去那里参观和购买巧克力,但也不能越界半步。

战后成立的欧洲联盟由最初的六个成员国经多次扩展,尤其是2004年一次性增加10个东欧和南欧国家后,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7个国家的重要地区性政治联盟。2017年英国脱欧,造成欧洲大陆政治力量的分化,但欧盟扩展进程并未中止。2022年6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被欧盟接纳为候选国。进入21世纪,拥有申根签证的外国人已可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自由旅行

然而,2020年突发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人员流动和面对面的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障碍。而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战争,更使得欧洲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迄今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先后七轮对俄实施制裁,并未产生预期中的效果,反而给自身的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影响。期间,德国也再度打破“永不再战”戒令,开始扩大军备,并为乌克兰战乱地区提供重型军事武器。二战后的冷战因俄罗斯派兵进入乌克兰实施“特殊军事行动”而突变为热战,甚至变成了一场特殊的“替代人战争”。

诚然,人类社会的进化并未使战争的硝烟离我们远去,始于2014年的俄乌冲突未能借鉴德法和解之宝贵经验,冷战后北约也未如华约自行解散,而是不断东扩,多种因素的叠加发展造成今日俄乌军事对立。戈尔巴乔夫生前曾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和对话,才能解决最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欧洲的和平格局如何及何时得到重新建构,联合国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又该如何借鉴和牢记德国自身从战争走向和平,从分裂走向统一,从种族歧视和迫害走向开放包容社会的经验教训及建构起的记忆文化,探寻一种更有效的通过和平手段来化解矛盾和避免武装冲突的新国际体系和治理模式,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项新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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