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武:如何研究非洲区域国别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的演讲

编者按

2024年1月9日,“展望2024: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秩序与地区动态”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秘书长、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受邀参会,并作了题为《如何研究非洲区域国别问题》的大会线上视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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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武教授受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仪式并作题为《如何研究非洲区域国别问题》的大会线上视频报告

大家好,首先热烈祝贺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向各位老师问好。今天,我想将结合长期从事非洲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些个人经历感受,及对2023年非洲地区局势和2024年非洲发展趋势的分析,就我国下一步如何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谈点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知道,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中国学者对世界上各个区域、各个国家进行系统性、综合性、集成化研究的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简而言之,即通过对各世界各区域、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综合的研究,来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世界,以此推动中国与世界上各区域、各国家更好地合作
关于非洲区域与国别文明的演进历程与特点

下面我首先就非洲这一区域国别的研究问题,谈几点个人想法。

非洲大陆面积约3030万平方公里,有中国的三倍之大,幅员辽阔,是一个相对自成一体的“区域”,历史上,这一大陆的区域内部,表现出复杂的联系性和多样性,目前,非洲共有54个国家,都属于发展中的南方国家。

从古至今,非洲大陆这一区域的54个国家,在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演化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特点与规律。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上,非洲这块区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例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拥有上下5000年左右的漫长历史,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非洲大陆也被视作人类最重要的起源地,诸多研究观点认为,由于各种原因,非洲可能是人类实现了全过程进化链条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区域。因此,我们也常说非洲大陆是人类的摇篮。

随后,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非洲大陆以其自身形态形成了若干个区域性文明。例如,西部非洲内陆地区,即萨赫勒地区以南到几内亚湾的广袤土地,是非洲黑人文明最早产生的区域之一,历史上诞生了诸如加纳、马里、桑海等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古代联邦式帝国,这些帝国或多或少在西非地区建立了一种区域性的文明形态,这些非洲本土的文明形态之下,还存在着许多次区域的聚合性的部族和地方性的王国等,如豪萨城邦等,也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形态,使得整个西非地区在多样的文明文化形态下保有着共同的特点。

东部非洲广阔的内陆到沿海地区,今非洲东部临红海与印度洋一带,历史上深受外部世界各种各样的影响,在内外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东非地区及沿海一带次区域与国家文明。如在古代苏丹,古老的库施文明、努比亚文明辉煌灿烂,古代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文明、阿比西尼亚文明也很有特点。现如今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等国沿海,古老的亚非文明混合而成的斯瓦希里文明延绵不绝。历史上,中国和这一地区的文明与国家也有一些往来,尤其在明朝时期,我们和东非沿海区域的文明交往达到了巅峰。

历史上,非洲班图人在向广阔的非洲东部、东南部和南部地区迁徙的漫长过程中,传播了冶铁冶金技术,推动东南非洲早期农业文明的发展,在该地区中建立了古代刚果国、隆达国、安哥拉王国、库巴王国、莫诺莫塔帕帝国等文明古国。

因此,总体上来说,非洲大陆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区域和地域的文明形态。虽然相对于欧亚大陆而言,它并没有形成高度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古代国家和城市文明,但依然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全球扩张,紧挨西欧的非洲大陆成为西方列强实行殖民扩张的第一站。自15世纪起,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南下探索新航路时,逐渐占领了整个非洲沿海地区。伴随着他们对美洲新大陆的掠夺,西方帝国也将整个非洲大陆慢慢掌控在其势力范围之下。

最初,西方扩张者们主要在非洲从事罪恶的奴隶贸易。这些来自欧洲的入侵者在非洲沿海地区建立了多个奴隶城堡和武装据点,他们也控制了非洲的商路,将武器卖给非洲的不同部族,挑起部族间的战争,并将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大陆。这场奴隶贸易持续了三四百年,给非洲大陆造成了非常深重的灾难和伤害。时至今日,非洲人仍在为曾遭受迫害的同胞抗争,在日内瓦还成立了非洲人后裔国际联盟,致力于维护非洲人权益,消除种族主义,并要求西方赔偿和承认历史上对非洲人犯下的罪行。

18至19世纪,随着西方向工业化社会转型,西方列强注意到,开发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非洲大陆对于推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扩张资本主义市场大有裨益。因此,西方逐渐推动废除奴隶贸易,并开始占领和瓜分非洲大陆。在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人派出非洲探险队、科考队等,对非洲东西南北各地区进行所谓的地理勘探,发现非洲内陆更加广袤、资源数不胜数的区域。因此,荷兰、英国等早期从事工业化革命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率先对非洲进行了实质性的侵占。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进程趋于完成,整个非洲大陆也相继被十来个欧洲国家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叶,一个以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为核心成员的瓜分非洲区域和国别的体系大致形成。

20纪初以后,整个非洲大陆已经被西方瓜分成若干个殖民区域,其区域边界也在西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中不断变化。一战至二战期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趋于衰落和非洲民族主义的萌芽,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在各区域逐渐兴起,非洲开始摆脱西方野蛮的殖民统治。大约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非洲民族主义者,他们不断推进非洲民族解放的进程,寻求非洲大陆的独立。二战结束以后,老牌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基本上土崩瓦解。在这一背景下,新兴的帝国美国想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推动建立了其主导控制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试图对全球各区域国别秩序重新加以瓜分安排。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地化浪潮结合在一起,一大批西方在非洲的殖民地或附属国逐渐获得独立。非洲国家的独立与建国进程非常复杂,部分通过武装斗争,大部分则是因为西方殖民者退出非洲并把权力移交给他们所扶持起来的非洲代理人,从而建立新的非洲政治实体。这些政治实体后来逐渐演化为当代非洲大陆上一系列新兴国家。总的来说,上世纪60至70年代,非洲先后有四五十个国家获得了独立。

在独立之初,由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是从西方原殖民地演变而来,国家能力比较弱小,各方面建设欠完善。西方在撤出对非洲大陆实质性殖民控制的时候,也不想放弃这块大陆,所以根据自身利益、势力范围大小给非洲划定边界、移植西式的所谓宪政,基本上是不顾非洲国家国情而设定各种各样的分割式政治体制。和新中国是通过推翻“三座大山”、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建立了现代新政权相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去殖民地化反抗运动,和西方达成妥协后走向的独立。所以东西南北各个次区域的大部分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仍与原来西方宗主国之间保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国家依然长期控制着这些独立后的非洲国家。

尽管如此,上世纪60到70年代,一大批非洲新兴民族国家独立以后,也曾尝试建立本国的政治制度,探索非洲大陆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其中一些非洲国家,看到了像当时的前苏联、新中国等所展示出来的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于是,马里、贝宁、坦桑尼亚、加纳等非洲国家曾以各种形式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做出了实质性的探索和尝试。这些国家通过向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建立了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较为有效的国家政治制度。当时,中国大力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非洲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为非洲国家建设提供帮助,援建坦赞铁路等基础设施。直到今天,在东南部的一些非洲国家,包括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马拉维、纳米比亚、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国,都存在一些社会主义倾向的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它们为非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持续性的探索。

20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美国发动的全球冷战的逐渐兴起,非洲在东西方之间面临艰难选择。冷战时期西方大国在非洲的争夺,给国小民穷的非洲国家带来很多的困局。那些一度想走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由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在不具备相对独立的条件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比较困难的。随着苏东瓦解,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新格局,曾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尝试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推动国家发展的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放弃原来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90年代初,旧的冷战结束,新的冷战开始,美西方国家如日中天并开始主导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推行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党化,导致整个非洲大陆普遍倒向西方国家。

因此,冷战结束后整个非洲大陆基本上成为由美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的外围成分。当时,美西方国家其实并不太重视非洲,加上苏联瓦解,中国本身没有太多的力量关注非洲大陆,所以非洲不得不搞多党政治、选举制度,政治上陷入多党轮替、选举冲突不断、政权频繁更迭的动荡局面,部族冲突、恐怖主义此起彼伏。因此,从整体上看,在八九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的发展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这种情况到90年代后期逐渐有所变化。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南方国家逐渐恢复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中期开始,我们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向非洲国家。另一方面,当时的中美关系总体上处在一个相对稳定与合作的时期,美国也推动中国融入西方世界。而中国在90年代后进入市场经济改革的阶段,发展迅速。所以从那时起,中国在加大对外开放、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时,并没有一头倒向西方世界,放弃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而是同时也开始重视推动与亚非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交通基础设施、矿产资源、能源市场等方面建立多元合作平台。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当中加快了与非洲大陆合作的进程,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
关于二十世纪以来的非洲局势和中非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发展空间。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将近24年的时间,一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努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加速了自身发展。但我们在融入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时候,在政治上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始终坚持有中央统一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加大了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因此,实际上我们是在“两条腿走路”“两个方向发力”:即面向发达国家的开放与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同步推进。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后,中国企业开始加大走进非洲的进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和市场容量,加上中国制造业、贸易在全球逐渐崛起,中国将自身制造业、贸易投资的力量逐渐外溢至非洲国家,及随后今天的“一带一路”国家。所以我们看到,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的时间中,中非贸易投资额获得快速增长。

这实际上是为今天西方开始围堵我们的时候,中国能有个较大回旋余地创造条件。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刚刚成立的时候,中非贸易额只有100亿美元左右,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经济体量。随着中国于2000年入关,我们的制造业在全球崛起,中非贸易额得到快速提升。2008年中非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实现高速增长。到2014年,中非贸易额突破了2000亿美元,给非洲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动能,进一步拉动了非洲的矿产、资源、市场,和中国的发展有机融合在一起,非洲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也开始改变。

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洲大陆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GDP总量是四五千亿美元。但从2000年开始,非洲大陆的经济体量得到快速提升。到2010年,非洲的GDP总量升至2万亿,并一度达到2.5万亿美元的峰值。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从5000多亿美元增加到2万多亿美元。所以整个20世纪的前15年,非洲差不多有20个国家是当时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投资在快速增长,中国体量发展迅速,拉动了非洲国家经济总量翻番增长。所以我们也常说,20世纪的前十年是非洲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是非常有希望的。英国的《经济学人》曾在200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将非洲描述为“绝望的大陆”,但在2010年,它又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说非洲是“希望的大陆”,那非洲的希望来自什么地方?我想是来自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合作、中非合作。

然而,在2010年前后,“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这实际上是“阿拉伯之冬”,西方国家强力干预北非国家,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一直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2010年北非的巨变打乱了非洲2000年以来较好的发展势头,也让中非合作陷入了起起落落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西方遏制中非合作的一种外部干预手段。但阿拉伯变局总体上局限于北非地区,并没有全面蔓延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对非合作自2010年后还是逐渐向前推进的。

此外,西方的金融危机也给非洲和世界造成巨大危害,到2014年,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至今也没有像20世纪的头十年那样大规模的提升,非洲发展相对乏力,但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让西方对非洲的干预力度减弱,所以,在过去十多年来,非洲虽然没有得到快速增长,但由于南南合作总体上仍在向前推进,使得非洲处在一个缓慢的增长阶段。这大概就是过去二十多年的非洲区域国别的一个基本局势。
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中非合作进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非合作有了一个新的更完整和长远布局与规划。十八大召开以后,习主席就对非洲进行国事访问,提出对非“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2013年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在中非合作成果的启发下提出的。

中非合作进行了十几年,对双方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我们国家觉得,在中非合作相对成功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一个全球国际合作的发展倡议。从这一层面上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经验促成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出台

自“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到现在整整十年,非洲是非常重要的参与方。过去十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发挥中非合作的优势,和非洲国家的合作总体上呈现稳步推进的态势,政局稳定、经济形势向好。我们在非洲东西南北区域选择合作伙伴国家,进行战略布局,通过十多年努力,“一带一路”的“五通”在非洲国家得到了非常快速地推进。到目前为止,我们持续推进非洲东西南北区域国别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贸易、金融、政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非人文交流也做得有声有色。2023年以来,随着疫情结束,中非关系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恢复时期。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过去二三十年,在中国加速融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是比较较早在非洲国家、广大的南方国家做了长远的布局,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推动下,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时对非合作也有了新的内容。我们也开始提出应该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在“全球南方”新型现代化的框架下来推动下一步的中非合作发展。我们知道,最近几年,西方国家确实出现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趋势,给中国正在快速推动现代化发展带来很大的外部干扰。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方面要加大和西方国家的全方位协调和沟通,遏制住西方逆全球化的态势;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该更多寄希望于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所以,这些年我们在全球南方进行新的布局,中非合作论坛、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等一系列组织、机制、论坛等的建立和整合,使中国通过推动全球南方的新型现代化,让自身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开辟一种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可能。
关于中国对非区域国别合作与研究的展望

展望2024年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布局,从中非关系七十年的发展历程、新时代中非合作以及中国与全球区域和国别合作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几点值得特别重视。因为在过去70年,中国实现国家民族现代复兴的漫长过程中,非洲这块大陆和次区域的五十多个国家,从来都是中国拓展外交、经贸、政治、安全等各方合作的外部支点和回旋空间。因此,在2024年,在对非区域和国别合作方面,我们应该系统总结过去70年对非合作的成功经验和现在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我们需要巩固过去20多年在非洲大陆推进的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做细做实配套项目,进一步激发其成效。

其次,对非贸易依然是中国对非合作的重点,但下一步我们需要把对非贸易和对非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有机结合起来,逐渐向对非投资、推动非洲工业化、产业化方面拓展。贸易是基础,交通基础设施是前提,有贸易就有市场,有交通基础设施就使得我们的市场有能力有机会转向实质性的投资,实现交通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的“三轮驱动”。

再者,要加大对非的科技、教育、人文领域的合作,夯实中非合作的民意基础。随着我们加大对非贸易投资、特别是推动非洲工业化与中非产能合作快速推进,中国在非洲各区域各国家的合作利益还会持续增长。在这个情况下,促进中非民心民意相通,加大在科技人才、人脉资源、医疗卫生、媒体与智库方面的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最后,就中国对非的区域和国别合作而言,需要加强整体规划。2024年,新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即将召开。我相信今年又会是一个中非合作的关键之年,中国会在已有基础上推动双方合作迈向新的阶段,从而推动自身与全球的区域和国别合作。为了更好发挥中非合作先行先试的功能,我认为国内学术界也应更加重视对非洲的区域和国别研究。

谢谢大家!

网页编辑 | 朱维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