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对话德国“经济五贤人”之一维罗妮卡·格里姆教授

2026-02-02

维罗妮卡·格里姆（Veronika Grimm）教授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自2020年4月起，她担任德国总体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委员会（又称“五贤人”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由联邦政府任命的五位顶尖经济学家组成，每年对国家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并发布报告，为德国政府提供核心建议，在德国经济决策中扮演重要智囊角色。目前，格里姆教授在纽伦堡工业大学任教，并负责能源系统与市场设计实验室工作。2008年至2024年，她任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及经济理论教席主任。其研究重点包括能源市场与能源市场建模、行为经济学、社会网络，以及拍卖和市场设计领域的课题。

近年来，格里姆教授活跃于多个重要专业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包括德国国家氢能委员会、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BMWE）未来能源监测进程专家委员会、联邦司法和消费者保护部（BMJV）消费者事务咨询委员会，以及欧洲科学院科学咨询委员会（EASAC）能源指导委员会。2025年12月格里姆教授来华访问，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和教育部欧洲联合研究院等机构举办专题报告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本次采访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德国研究项目主任孟虹教授和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生彭孜宇共同推进。

受访人

维罗妮卡·格里姆（Veronika Grimm）

“德国经济五贤人”之一

纽伦堡工业大学教授、能源系统与市场设计实验室负责人

2025年12月13日，格里姆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专题报告

问：格林教授，您好！您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当前德国与欧洲经济政策的挑战及中德经济关系展望”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并随后前往武汉和上海进行学术交流。据了解，这应是您首次访华。您对当前中国的发展有何印象？此次访问的整体情况是否符合您之前的设想，还是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您的看法？若有改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我们在访问的三个城市均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接待。交流内容十分丰富，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对德国及欧洲的了解程度之深。这种来自外部的视角极具价值，使我在某些方面对德国的发展获得了新的认识。此外，中国出色的基础设施状况以及高度发达的数字化水平同样令人赞叹。这再次表明：相互对话始终比隔空相互评判更具建设性。

问：您被视为德国及欧洲能源市场设计领域的最重要专家之一。您认为，德国及欧盟的能源市场设计在制度层面与美国、中国相比，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差异又将如何影响各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决策？

答：尽管欧盟能源市场已实现自由化，但其转型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仍受随意性政策干预的影响。以德国为例，可再生能源的扩张主要依靠各类补贴机制推动，同时政府还决定逐步退出煤炭发电和核能发电。过去几年的多重危机显著恶化了整体框架条件：利率上升，以及因与俄罗斯天然气供应脱钩而导致的能源成本上涨。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坚持关闭核电站，构成了特殊挑战。

在中国，我注意到德国能源转型的进展与经验正被极为认真、深入地研究。在我看来，在转型过程中不应排除核能，尤其是在电力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例如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带来的用电增长。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这一过程与欧洲经验保持了密切协调。这为中欧深化合作创造了机遇，例如共同推动更多国家引入二氧化碳定价机制，并在中期内将这些体系在一个“气候俱乐部”框架下实现联通。

问：2025年10月25日，德国爆破拆除了境内最后一座核电站。您认为，这一彻底退出核能的决定将对德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答：关闭核电站对德国而言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并将导致电价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在高于原本水平的状态。在危机期间，从政治层面来看，延长核电站的运行期限并不可行。然而，在欧洲范围内，仍有一些国家继续依赖核能或规划新建核电设施。由于欧洲电力市场高度一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德国电价形成了抑制作用。因此，欧洲整体仍可继续利用核能，而鉴于社会层面的保留态度，德国在短期内重新回归核能的可能性较低。

2025年12月13日，格里姆教授及其博士后克里斯蒂安·索尔奇（右）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进行专题报告，并与活动主持人孟虹教授等合影留念

问：自2008年以来，德国经历了一系列危机，过去三年经济一直处于持续低迷状态。作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五贤人”之一，您如何评价当前德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在2025年11月提交给联邦政府的年度经济鉴定报告中，您所在的经济专家委员会提出了哪些改革建议，以帮助德国走出危机？

答：目前德国经济产出未出现下降，但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联邦政府近期创造了债务空间，尤其用于国防和基础设施投资，这将带来一定程度的温和增长。然而，要使经济重新回到可持续增长轨道，还需采取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削减阻碍创新成果转化为价值创造的监管壁垒；改革在当前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难以为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以降低工资成本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问：如今，氢能、电力网络和储能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战略性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领域，您认为市场机制的边界在哪里？以及在哪些环节中，国家干预是不可或缺的？

答：保障基础设施安全至关重要。监管框架的设计应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实现稳定供给。同时，市场机制也有助于高效缓解供给瓶颈：在供应紧张时期，较高的价格可以促使额外供给进入市场，并确保能源流向最需要它的使用者。

问：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正同时面临工业化与能源转型的压力，您认为欧洲的能源市场设计经验在这些国家是否具有可复制性？需要哪些前提？

答：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仍处在转型初期。一些国家的能源供应仍以化石燃料为主，另一些国家甚至尚未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电力网络。在此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往往能更快实现部署，以填补能源供应缺口。在此前几乎无能源供应的地区，可再生能源能够显著提升民众生活质量。此外，一些国家在氢能或可再生能源载体出口方面具有巨大潜力。通过构建出口能力，并巧妙利用其与本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协同效应，这些国家向可持续能源体系转型的进程有望明显加快。

2025年12月13日，格里姆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生彭孜宇（右）合影留念

问：在数字时代，欧洲当前倾向于发挥所谓的“规范性权力”，并推动了多项法案，出台了如《数字市场法案》（DMA）和《数字服务法案》（DSA）等法规。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仍难以与美国和中国竞争。德国如何看待当前的欧洲人工智能政策？您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德或中欧之间是否已有、或应当有相应的合作思考？

答：当前欧洲对人工智能实施的较为严格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与全球相比的创新活力。欧洲高度重视数据保护等原则是可以理解的，但仍需在监管与创新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以避免失去竞争力。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极为敏感，这主要是因为相关技术也具有军事用途，且中美之间围绕未来主导地位的竞争已持续多年。无论存在何种分歧，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生存性风险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尤为重要，这是一个亟需主要国家开展对话的核心领域。因为即便在全球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相关风险同样会威胁到“胜出者”。亨利·基辛格在去世前不久就是带着这一关切访问了中国。

问：2023年，德国政府在其中国战略框架下正式提出对华“去风险化”（De-Risking）政策。您如何看待这一政策？在此次访华之后，您将就“去风险化”问题向联邦政府提出哪些建设性建议？

答：德国及欧洲正日益面临战略性依赖问题。对此，应进行审慎评估，并有针对性地降低关键领域的依赖程度，同时避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其目标是在一个日益受大国政治影响的国际秩序中提升自身韧性。与此同时，在诸如全球气候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不仅应继续推进，更应进一步加强，例如通过在非洲开展联合项目。

问：作为德国经济“五贤人”之一，您是联邦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咨询专家。您个人对未来中德关系的发展有何期待与展望？

答：我的经验表明，仅凭远距离观察作出判断的人，往往会产生缺乏区分度的防御性反应。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保持对话至关重要。经济关系不可能、也不应当在一夜之间实现“脱钩”。冲突虽会一再发生，但持续的交流有助于以建设性和互信的方式解决分歧。我非常珍惜与中国学者之间坦诚而深入的交流，也对所感受到的热情好客印象深刻，并期待未来继续开展富有成果的对话。

文字：孟虹，彭孜宇

排版：宋婷婷

网页编辑：朱维肖

审核：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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