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翟东升接受《世界知识》专访，就十个欧洲经济相关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下为访谈全文。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翟东升：欧洲经济目前总体上看比较疲软，内部分化比较严重。其中，曾深陷欧债危机泥潭的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展现出较强的经济复苏态势，表现还不错。2021年至2024年，这四个国家的复合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4.1%、4.2%、4.6%和3.2%，显著高于欧元区整体2.4%的水平。2025年，欧元区整体增速放缓至1.4%，其中，德国为0.2%，法国为0.9%，而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则分别为2.8%、1.9%和2.3%，意大利经济虽略疲软，增速为0.5%，但从整体看，南欧国家已从昔日“拖后腿”的角色转变为区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放眼未来，按照欧盟委员会2025年秋季预测的数据，2026年与2027年，欧盟经济增速分别为1.4%、1.5%，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为1.2%、1.4%，其中，西班牙经济增速分别为2.3%、2.0%，德国经济增速均为1.2%，法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9%、1.1%。不过，从中长期看，南欧国家由于产业综合竞争力缺乏基础等因素，增长动能仍然不足。
欧洲经济目前出现“南北分化”的原因主要源于多重结构性冲击与政策差异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北方国家”受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冲击较大。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较高的经济体，在欧俄能源交易大幅缩减后，面临能源成本飙升的困境，推高了制造业与民生负担。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产品多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形成竞争，市场压力更为显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德国，作为全球三大生产网络枢纽（东亚以中国为核心，北美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构成，欧洲则以德国为中枢），其支柱产业如汽车、化工等，受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较大。这种影响亦传导至德国供应链网络中的其他国家。例如，前段时间我带队拜会了捷克籍欧洲议会议员杜斯塔尔，我问他捷克现在经济怎么样，他说“不太行”。捷克是嵌入德国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经济表现受到德国拖累。
相较之下，南欧国家近年来经济表现相对亮眼，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其一，经济结构特性使其受能源危机与外部产业竞争的影响较小。总体而言，南欧国家工业体系对俄能源依赖度较低，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重叠较少。其二，新冠疫情期间欧盟推出的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专项复苏基金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基金向受疫情重创的欧洲南部地区倾斜，有效缓解了当地经济压力。疫情后服务业的复苏，特别是旅游业的强劲反弹，亦为南欧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
未来欧洲经济前景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一是国防工业发展。目前欧洲国防工业整体处于扩张态势，不过其内部仍存在较大分歧，尚未形成真正的发展合力。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叠加美国对欧从“保护者”向“掠夺者”与“区域霸凌者”的转变，迫使欧洲重新审视其防务自主战略。与过去主要针对中俄的战略自主不同，欧洲当前的讨论越来越多地将美国视为潜在的防范对象，其战略自主逐渐针对美国，核心诉求是军事工业体系的自主可控。近两年我多次参加柏林全球对话，屡次听到一些欧洲政要表示，希望通过军事重建来提振欧洲制造业。这一思路旨在借助军工产业的带动效应，推动制造业升级，进而重塑欧洲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全球化时代的地区生产伙伴，转型为能够应对大变局与地缘政治冲突时代挑战的关键力量。另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总体变化，以及欧洲右翼政治势力的发展情况（即极右翼势力领导人会否在一些欧洲国家上台执政），这两个因素也会对欧洲经济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翟东升：我认为比较难。互联网平台是全球数字经济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有谷歌、油管、亚马逊、脸书等科技企业，中国主要有腾讯、阿里、百度等科技企业。这些巨头并非单纯的企业，而是汇聚数据、人才等要素的生态圈，是驱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升级的基础设施。而欧盟暂未发展出自己的大平台，其背后的核心机理在前面已详细分析，即欧盟财政未一体化使得数字经济难以规模化发展。
我认为，欧洲在此轮竞争中初始缺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中国那样采取“优质产业保护”策略，导致市场被美国平台几乎全面占领。20年前我和欧洲政要交流时，他们都笑话说：“全世界都在搞www，就中国人自己搞了一个14亿人口的大局域网。”然而，正是这一举措为中国本土互联网大平台赢得了成长空间和时间。
此外，欧洲在数字领域的严格监管抑制了创新活力，而从欧洲政治环境发展趋势及政党政治生存的视角看，这种监管是很难得到明显放松的。我们可以看美国，传统上美国的科技资本多支持民主党，但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开始向特朗普一方倾斜。其核心原因在于，民主党倾向于加强监管，因为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会对大量白领的工作岗位构成冲击，民主党的重要选民基础正是这些可能受到冲击的群体。同理，如果欧洲大幅放松数字监管，同样会导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白领面临职业风险，欧洲建制派的选票或将因此减少。所以维持相对严格的监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必然”选择。
由于数字经济兼具经济、安全与政治属性，欧洲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数字主权。美国平台主导了欧洲的信息分发与舆论场，实质上瓦解了欧洲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深刻塑造了欧洲公众的认知与社会思潮。这使得欧洲在多个议题上受制于美国，难以反抗。
我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以中美欧三方为核心的“三国杀”局面，正经历从“碳基”向“硅基”的转型，其核心是数字化与绿色能源。中美在此过程中各执一端：美国在数字化转型上更为激进并略占上风，中国则在绿色能源转型中优势明显。我在与欧洲政要交流时提出，建议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进行主要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抑制美国数字巨头，补贴欧洲本土平台，适度放松监管，以培育自己的生态，捍卫主体性。
翟东升：在欧洲的政治光谱中，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前者的势头更强劲。从提振经济有效性的维度看，我认为右翼民粹可能更具备破局潜力。
目前右翼民粹常被欧洲媒体简单归类为极右翼。但根据我的实际接触与观察，例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其政策并非真正极端，只是比较务实而已。2024年底，我赴意大利参加罗马—地中海对话论坛，现场聆听了梅洛尼的发言，并与多位意大利前外长、前大使、将军及智库人士进行交流。总体而言，他们对梅洛尼的执政方略与治理成效评价较高。她上台时虽带有“右翼革命小将”的形象，但施政表现务实稳健，因而赢得了建制派群体的认可。在德国选择党中，或许存在个别极端言论，但实际上欧洲整体已缺乏颠覆政体的社会土壤与氛围。
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极右翼实质上更像是欧洲的“爱国者”，他们热爱本土，思想趋于保守务实，不盲目追随进步主义或中左翼的叙事框架。正因为他们较少受意识形态束缚，更注重实事求是，这或许能为一些欧洲国家经济注入相对有效的提振动力。
翟东升：西方传统的政治光谱分为左翼和右翼，但现在很多时候其实左右难分，因此新的政治光谱变为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分。欧洲常被视为进步主义、全球主义、“白左”文化的中心。
欧洲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缩影与深度参与者。它曾经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如今处境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全球产业格局演变，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产业的升级，欧洲未来可能将承受全球化带来的更多结构性调整压力。更为深刻的是，全球化似乎正在欧洲内部塑造并加剧社会与政治分裂。
2025年底，我到访比利时布鲁塞尔，在等待议员助理帮我办进入欧洲议会的手续空隙，我与门口的一名安检员聊天。我说，我20年前以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的身份到布鲁塞尔工作过，刚才听说您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年，您感觉这几十年有什么变化？他说，我作为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本地人，感觉到过去几十年变化太大，且“几乎全都是往坏的方向变”。在他眼中，熟悉的布鲁塞尔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拥挤混乱”，一批批有竞争力的精英以及异质文化涌入。他描述的那种“礼崩乐坏”的感受，以及对本土文化式微的失落，正是全球化浪潮下原住民复杂心态的鲜活写照。他们一定程度上既是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也是如今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的群体。
由此观之，欧洲内部因移民、文化认同等问题积累的张力持续加剧，而在外部，特朗普与万斯正试图拆解欧洲的“防火墙”。在内外压力交织下，欧洲极右翼力量不断崛起，且势头仍在上升。我感觉，欧洲正在酝酿剧烈的政治动荡，欧洲政治可能发生重大翻转。未来，欧洲的角色可能从激进的全球化拥护者，转向对全球化进行反思与调整，这或将体现为其在贸易、互联网发展等多个领域变得更加保守。
2026年2月20日，E5国防部长会议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该非正式高级别防务联盟由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组成，它们是欧洲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
翟东升：我认为，一是欧洲防务实现相对自主。当前欧洲多数武器装备依赖美国及北约提供，欧洲需逐步构建独立的军工体系。对此，近期我个人主张，中国在积极劝和促谈的同时，中欧双方在防务领域有合作的可能和空间。
二是欧洲的舆论生态能够独立。欧洲需在认知层面摆脱美国意识形态渗透，关键在于培育本土移动互联网生态，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导权，避免成为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传声筒”。
三是中国以实质性举措展现对欧诚意。欧洲目前将中国视为“重要威胁”，这主要源于双方产业竞争加剧，中国产能规模庞大，技术水平先进，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在此背景下，需要以可落地的利益共享方案实现双赢。因此，我个人主张，也许可以考虑通过推动人民币升值，缓解欧洲对华贸易逆差压力；或者设计一种合作机制，比如通过贷款的方式支持欧洲采购中国绿色能源产品，既助力欧洲能源转型，又以市场化方式深化产业链协作。当前中欧关系的改善主要来自特朗普对欧羞辱恐吓，欧洲“转向中国”或许更多是被动选择。我认为，我们自己也得做点事，跳出单一视角，理解欧洲在安全、经济、认知层面的核心诉求，通过务实行动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
2025年12月14日，意大利兄弟党举行2025庆典，党魁梅洛尼发表闭幕演讲，呼吁减少空谈，注重发展。
翟东升：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比如数字经济等方面超过了欧洲，但欧洲仍有不少值得中国进一步学习的地方。如今，“以欧为师”的内涵应调整为吸取欧洲教训，而非简单模仿。
举个例子。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个人认为，中国可以吸取欧洲的经验教训，建立中国特色的福利体系。当前中国已初步实现工业化，且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迅猛。人工智能正无法避免地冲击一些群体的工作岗位，其创造的新增岗位还远少于摧毁的岗位。这与历史上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不同，不能简单类比。例如，自动驾驶技术出现并发展成熟后，司机岗位将消失，而开发自动驾驶平台所需人力极少，导致结构性替代加剧，就业压力显著增大。欧洲福利体系建于100多年前，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将过多资源投入养老保障。中国人天生储蓄率较高，无需照搬此模式。我认为，中国或许可以建立“起点收入”，用来拉平年轻人成长的起跑线，福利资源可向他们倾斜，鼓励结婚生子、提升学历和技能，为广大年轻人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提升社会活力。同时，平衡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福利。这有助于避免福利体系滋生惰性，防范像南欧地区“养懒人”的弊端，推动社会良性竞争与进步。
再比如，欧洲移民政策是其应对老龄化举措的一部分，即敞开大门吸收外部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他们认为不同文明能够通过欧洲制度的优势得到兼容，但实际上，从目前来看，这过于理想主义，大量移民的涌入对欧洲造成多方面的冲击。我认为，欧洲的这一教训中国或许需要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