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鲍同、孙书锦：日语专业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作者：鲍同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孙书锦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自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底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以来，有关课程思政的学术讨论于各学科间持续开展，专业涉及广泛，学术成果颇丰。特别是在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以下简称《纲要》）之后，外语思政备受关注。

一般认为，“‘课程思政’是指高校教师在传授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内在德性，转化为自己精神系统的有机构成，转化为自己的一种素质或能力，成为个体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和方法”（邱伟光，2017）。

日语专业是最大的非通用语种专业，截至2024年1月，已在教育部备案日语专 业的高校数量为518所。根据上述释义观察日语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可以注意到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第一，学界习惯性认为日语教师群体受党委领导，经常进行党政学习，其思政水平及学习能力全面优于本硕博等学生群体，主动讲解与被动接受的师生关系长期固定。

第二，课堂教学虽是课程思政的“主渠道”，但相关研究的视野过多仅集中于教室内、课堂上的专业核心课、方向课，研究思路多为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如何让外语和思政两者叠加，对实践教学环节以及毕业论文指导（学术论文、翻译实践报告、调研报告等）等方面涉及较少。

第三，对本科课程的思政研究较多，对研究生课程的思政研究较少，可能会影响日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持续性，无法满足课程思政覆盖、贯通高校全部课程的基本理念。

第四，一部分研究缺乏宏观视角下日语与其他专业有效融合的辩证思考，对捕捉“日语+”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政信息不够敏感，继而无法获得更多的课程思政数据或实例。

笔者总结近十年指导或审校的学术论文、实践报告的写作情况，同时结合对多位日语师生的访谈，反推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借此尝试对相关问题进行趋势分析，以期为日语专业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建设拓宽思路。 

第一，日语专业学术论文中作家作品论文比重较大，批评片面。《纲要》要求“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但从日语专业学术论文，以虚构性较强的文学、文艺作品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较大，尤其偏重日本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从思政角度来看，由于日语专业学术论文一般被要求用日文撰写，因此，学生们更倾向于直接引用日本方面的资料，继而形成了习惯性的学术仰视，对日本方面所述观点内容全盘接受，却忽略了对其真实性、客观性等研究基础的考察。

第二，学生在论文写作时有意避开史学研究，原因如下：一是历史学，尤其是日本相关的史学知识在进入社会后使用机会较少；二是相关资料搜集起来比较困难，且由于日本在资料电子化方面的建设并不完善，很多资料只能查阅到纸质版，中国学生若想搜集相关资料，在经济上、时间上的条件不甚充分；三是日本国内的史学研究与中国有所不同，有相当数量的历史记录信息、解读性信息与中国存在明显差异，日文资料能用于中国学生论文写作的并不多见。学生层面史学研究的缺失，导致他们在学术批评时缺少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模式和具体的批评方法。

第三，结论过于空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论文写作的目的，但在日语专业学术论文中却经常出现只提问题、不谈落实的倾向。学生立意虽好，但论据、结论存在明显不足。而由于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再从事日语相关工作，因此无论是数据、理论还是事例大多借鉴日文资料，学生仅进行了简单的资料汇总，并不具备后续研究的可能性，导致论文的问题意识过于主观化、绝对化，更鲜有能实际落地的建言献策，这与日语课程思政“解决问题”的理念相去甚远。”

第一，翻译实践报告中研究方法欠缺合理性。引导学生坚定理论自信是《纲要》的要求之一，但在实践报告中，很多日语专业学生盲目套用西方翻译学理论。这些理论源自西方社会的翻译实践活动，对中国、日本乃至亚洲地区的翻译情况鲜有观照，无法完全用以解析“汉文化圈”中的翻译活动。另一方面，有学生借助外国理论对中国的党政文献进行外译活动，其方法明显欠妥。党政外宣从原文创作、遴选到译者团队的组建及翻译作业，再到编辑出版发行等全过程都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为世界正确理解中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基本条件，这套体系在外国基本不存在，更不易被模仿，其系统性、规模化及传播效果必须使用中国的翻译理论及批评方法进行研究。

第二，部分学生政治敏感度较低。实践报告中节选的日文原作及翻译作业中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学生对日本作者涉及战争性质、世界格局、领土问题等方面缺乏全面的考察，对如“台湾”“败战”“满洲”等词语的政治敏感度较低，删节、转译或注释等翻译加工不够充分，此类报告无法满足评审、答辩的基本条件。

第三，实践类型不均衡。日语翻译实践报告中日译汉占比过大，笔译占比过大，且日文的原文内容过多集中在社会学、经济学方面，无法满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课程思政要求。从原文遴选看，学生更多节选日本政府的公开资料，学生在翻译此类文稿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比较有限；其次，学生忽略了中日两国制度间的差异性，在“翻译准备”阶段并没有清楚意识到翻译此类日本文稿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向意义，仅凭个人喜好便开始了翻译实践；最后，报告中能用于口译工作的内容有限，造成了实践教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

第一，为保证论文写作的现实性，老师应引导学生深入社会进行广泛调研，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法是借助日语专业优势和互联网便利，通过大学生创新项目进行广泛的问卷调查，用同一个（类）问题以中、日、英及其他语种搜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真实意见，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充分的整理和分析，为中国学术界积累原始数据、构建原创理论提供条件。在此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自创数据模型或算法，这样既能保证学术求真务实，又能拓展学生的论文写作思路，以此推动数字人文背景下的学术研究。

第二，重视新兴学科，教师要鼓励学生从新兴学科的角度尝试研究，也要鼓励学生运用日本少有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建构中国本土的“日本学”理论体系，为各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启发，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国际化提供借鉴。

第三，结合高校特点进行实践教学。日语专业教师要有效引导学生通过论文写作解决本地区问题，助力中日双方深入交往，特别是具有特色学科的高校，日语专业学生可结合相关领域探索日本学界的薄弱环节，用日语表达中国立场，传递中国信息。还可跳出传统的日语语言文学的教研框架，充分利用校内、部内资源尝试更多“日语+”的教研模式，如通过计算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方法探究人工智能时代下日语专业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以论文写作为切入点主动参与社会分工协作，在人工智能、自动化、神经科学等领域为日语研究开辟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