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宁雅：中古西部欧亚文明演进中的游牧因素

罗马尼亚学者维克多·斯宾内的《九至十三世纪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大迁徙》一书，是近年来国内引进的不可多得的中古西部欧亚史著作。该书聚焦9至13世纪发生在黑海一里海地区、多瑙河中下游盆地和巴尔干半岛的游牧民族大迁徙，系统勾勒了匈牙利人、佩切涅格人、乌古斯人、库蛮人和蒙古人等5个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历史。该书有力证明了，与欧亚大陆东部一样，游牧民族是西部欧亚文明演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该书也是一部从罗马尼亚出发的中古西部欧亚史，它一方面继承了罗马尼亚史学中的黑海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与欧洲的中世纪早期史研究和中东欧民族国家史研究形成了或隐或现的对话关系。在“一带一路”及其沿线国家历史愈加受到重视的今天，西部欧亚地区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1938年，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召开。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1871～1940)当选为大会副主席，这是首次由巴尔干学者担任该重要职位。约尔加在罗马尼亚史、拜占庭史、奥斯曼帝国史和巴尔干史等领域均有建树，是20世纪上半叶巴尔干史学界的领军学者，尤为擅长从地中海世界和黑海世界互动视角研究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历史。两年后，约尔加被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铁卫团刺杀，他关注族群互动和文明交往的研究理路也在二战后沦为边缘。取而代之的是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三段论”叙事，即罗马尼亚先后经历达契亚一罗马时期、瓦拉几亚一摩尔达维亚一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分立时期、统一的罗马尼亚时期三大历史阶段。1980年，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大会期间，罗马尼亚隆重纪念建国2050周年，是“三段论”叙事呈现的高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约尔加为代表的世界史视角逐渐回归。巴尔干与地中海世界的互动成为罗马尼亚学者的关注重点，对黑海世界的研究尽管不占主流，也代有传承，维克多·斯宾内(Victor Spinei)便是执牛耳者。

1943年，斯宾内出生于罗马尼亚东北部小城洛佐瓦(现位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境内),早年就读于雅西大学和罗马尼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长期在雅西考古研究所和雅西大学工作，并担任罗马尼亚科学院副院长和该院历史与考古学部主任等重要职务。斯宾内著述丰富，代表作包括《十一至十四世纪的摩尔达维亚》《九至十三世纪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大迁徙》(以下简称《大迁徙》)以及《九至十三世纪中期的罗马尼亚人与多瑙河三角洲以北的突厥语游牧民族》等。与邻国匈牙利类似，罗马尼亚位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欧洲、特别是东南欧的交通要道上，包括佩切涅格人、库蛮人、蒙古人在内的多个游牧民族曾在多瑙河三角洲平原驻足。如何评估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对罗马尼亚及中东欧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斯宾内关注的核心问题。

《大迁徙》中译本从2022年版英译本译出，列入由余太山、李锦绣两位先生主编、享誉国内外的“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两位译者程秀金、卢兆瑜分别在北方民族史和欧洲中世纪史领域耕耘多年，堪为一时之选。在前言中，斯宾内交代了该书的写作缘起、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本书各章节最早为布加勒斯特大学版多卷本世界通史而撰写，20世纪80年代该丛书因故未能出版。1995年作者将上述章节结集并于1996年和1999年两次进行扩充修订。此后又相继于2003年、2006年和2022年出版了英译本及其修订本。本书虽经多次修订，各章大体保持了独立成篇的状态。此外，关于2005年至2022年间的学术进展，作者在书末以更新参考文献的方式进行处理。就研究方法而论，作者采取了“超越有限区域范围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综合考察”③,试图贯通整个中古西部欧亚世界。本书的研究对象则聚焦9至13世纪黑海一里海地区、多瑙河中下游盆地和巴尔干半岛的游牧民族大迁徙，具体涉及匈牙利人、佩切涅格人、乌古斯人、库蛮人和蒙古人五个游牧民族。概言之，本书是为数不多的、由学者个人独立写就的中古西部欧亚通论著作。全书各章节结构保持一致，作者先论述族名和族裔构成，接着从经济和生活方式、社会和政治组织、宗教信仰实践以及政治演变四个方面具体展开。因蒙古人在法律和军事方面的创设，该章专列一节介绍蒙古人的法律和军事制度成就。本书最后一章题为“欧亚大陆西部的骑马游牧民”,是对中古西部欧亚族群互动历史的总结。此外，该书附录中收录了多达130张的地图、手稿插图和考古实物图片，与正文相得益彰。以下笔者将围绕《大迁徙》一书，就中古西部欧亚游牧民族研究的理论范式、民族国家史观对西部欧亚游牧民族研究的影响、游牧民族在中古西部欧亚文明演进中的角色以及中古西部欧亚游牧民族研究的新进展等议题略作讨论。

一、在日耳曼和斯拉夫之外：建构中的西部欧亚游牧民族大迁徙

大体而言，中古时期欧亚大陆西部发生过三波民族迁徙浪潮。第一波是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匈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第二波就是《大迁徙》论及的中世纪中期的匈牙利人、佩切涅格人、乌古斯人、库蛮人和蒙古人。倘若把继承了多元政治文化传统、但与草原世界渊源颇深的奥斯曼帝国也纳入其中，那么中世纪晚期其向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扩张则可被视为第三波迁徙浪潮。对于中世纪西部欧亚世界的人群，除了从年代顺序进行论述之外，学者们也进行过类型学划分。最通行的做法是将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各自归为一类，而将其余族群归为一类，正如弗洛林·库塔(Florin Curta)的《另一个中世纪欧洲：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可萨人和库蛮人》和汉斯戈尔德·戈肯扬(Hansgerd Gockenjan)的《匈牙利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等著作所提示的那样。《大迁徙》也秉持了这种分类。这一划分预设了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的隔阂。然而事实是否如此?

我们先简要回顾下相关学术史。首先要提及的是18、19世纪的两位先驱人物——法国学者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和德国学者约瑟夫·马夸特(Josef Markwart,1864～1930)。德经提出了著名的“德经命题”,他把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柔然和突厥与西部欧亚历史上的匈人、阿瓦尔人、“Turk”一一对应起来。马夸特更进一步，他将9到10世纪从中国北方到中欧的整个欧亚世界视作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突厥人、可萨人、罗斯人、匈牙利人以及法兰克人均是欧亚舞台上同台献艺、相互竞争的角色。正是由于两人的学术贡献，自东向西的欧亚民族大迁徙学说才被建构起来。此后该模式又被运用到对日耳曼人族群起源和迁徙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在分析日耳曼人缘何向外迁徙时，来自匈人部落的冲击和挤压被视作重要原因之一。二战后，日耳曼古代史研究经历了范式革命，从族群生成论到族群认同研究，不一而足。总的来说，日耳曼人大迁徙的叙事已经被完全解构了。在斯拉夫古代史研究方面，近年来最大的范式突破来自罗马尼亚学者库塔。受到西欧北美学者解构日耳曼人大迁徙的影响，库塔指出斯拉夫人的早期认同是在与拜占庭的互动中形成的，在6世纪前没有斯拉夫人这一族群，更谈不上斯拉夫民族大迁徙。

于是，我们发现了颇为吊诡的一幕：欧亚游牧民族大迁徙研究影响了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古代史研究，但在日耳曼大迁徙被完全解构、斯拉夫人大迁徙被部分解构的同时，西部欧亚的游牧民族大迁徙却尚未成为被普遍接纳的学术议题。事实上，除了蒙古人与中世纪俄罗斯国家形成这一经典讨论之外，西部欧亚的其他游牧民族并没有进入欧美主流的中世纪研究话语之列，即便是前者，也仅限于斯拉夫学家和俄国史专家的圈子之中，难以在以民族国家历史为主导的现代史学脉络中讲述上述游牧族群的历史，无疑是导致西部欧亚游牧民族史研究相对滞后的关键原因。在现代欧洲政治版图内，除了匈牙利人建立的匈牙利、保加尔人建立的保加利亚外，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并没有成为欧洲现代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尽管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国的历史学研究颇具特色、甚至在特定领域世界领先，其在通史编纂方面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而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族群起源和迁徙问题，则构成了现在大多数欧陆国家书写本民族国家历史以及欧洲历史的起点。《大迁徙》以及由美国匈牙利裔学者塞诺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的主要学术贡献，就在于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和系统的中古西部欧亚游牧民族的历史框架。若要有所苛责，那就是上述著作没有形成标志性的、研究中古西部欧亚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关系的理论范式。反观欧亚大陆东部，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其观点，拉铁摩尔的“外内双边疆说”、狄宇宙的“协调演化论”以及巴菲尔德的“影子帝国”,都是研究者需要回应的论题。

二、从特兰西瓦尼亚到保加利亚：古代族群起源问题的现代纠葛

在中东欧国家，古代族群起源问题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构成了论证民族国家及其历史领土延续性的重要依据。尽管古代罗马尼亚人常被冠以巴尔干游牧民族的称号，《大迁徙》并没有单独将罗马尼亚人作为论述对象。不过，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全书多处论及历史上罗马尼亚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本书无疑是一部从罗马尼亚出发的中古西部欧亚史。

其一是对特兰西瓦尼亚历史的处理。此前提及，目前罗马尼亚通行的历史叙事是“三段论”,其中有瓦拉几亚一摩尔达维亚一特兰西瓦尼亚三大公国长期分立时期。1859年，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联合成立罗马尼亚，被罗马尼亚史学界称为“小统一”。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并入罗马尼亚，被称为“大统一”。在国际法意义上，特兰西瓦尼亚成为罗马尼亚的领土是在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签订之后。对于中世纪早期特兰西瓦尼亚史，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史学界进行了长期论战。特别是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在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之中，谁是特兰西瓦尼亚更早的定居者?从中世纪起就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说匈牙利语的塞凯伊人(又作“塞克勒人”)是不是匈牙利人?该时期最重要的史料是13世纪初匈牙利佚名编年史家所著的《匈牙利人事迹》。据该编年史记载，在匈牙利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时，该地被一位名为“杰罗”(Gelou)的瓦拉几亚人(现代罗马尼亚人的祖先)首领统治；这时在特兰西瓦尼亚还生活着塞凯伊人，他们是匈人首领阿提拉的后代，后来塞凯伊人选择加入匈牙利人，一道完成了对潘诺尼亚的征服。对于这两则史料，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学者可谓情感复杂，匈牙利学者不同意编年史中关于罗马尼亚人先于匈牙利人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记载，罗马尼亚学者也不同意塞凯伊人与匈牙利人产生联系。在《大迁徙》中，斯宾内也展示了这种复杂心态，他一方面坚决捍卫罗马尼亚人是特兰西瓦尼亚土著的主张，另一方强调尽管说匈牙利语，塞凯伊人有着独立于匈牙利人的自身认同，他们不是匈人的后裔，反而更有可能是库蛮人的后代。

其二涉及保加利亚历史上的第二帝国(1185～1396年),其建立者彼得和阿森兄弟究竟是保加利亚人、库蛮人，还是罗马尼亚人?斯宾内的同事、罗马尼亚科学院院长伊昂一奥莱尔·波普(Ioan-Aurel Pop)认为彼得和阿森兄弟是瓦拉几亚人(中译本译作“弗拉赫人”)、他俩建立的国家名为“瓦拉几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王国”、他俩的名号是“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国王”,从13世纪起，该王国才被斯拉夫化，蜕变为保加利亚史学家笔下的“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匈牙利著名内陆欧亚学家伊什特万·瓦萨里(István Vásáry)则指出，不少中世纪文献言及阿森兄弟为瓦拉几亚人，支持阿森兄弟为保加利亚人的证据则极为匮乏，不过阿森家族更可能是库蛮人。这体现在“阿森”为库蛮语人名，以及阿森兄弟与黑海草原的库蛮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他们能够获得库蛮军队支持的关键。因此，瓦萨里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是，阿森家族祖先是库蛮人，在12世纪时被瓦拉几亚人同化，到了13世纪又被保加利亚人同化。和波普一样，斯宾内将阿森兄弟视作瓦拉几亚人，不过他将阿森兄弟领导的军队和王国视作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库蛮人的共同体。其中，瓦拉几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是统治核心，库蛮人提供了军事支持。作为罗马尼亚学者，斯宾内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可以理解。古代欧亚民族史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仅体现在研究资料的稀缺方面，也体现在如何平衡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和民族国家出现前的彼此交织的族群历史上。

三、“入侵”还是“迁徙”?游牧民族与中古西部欧亚文明演进

《大迁徙》较少论及游牧民族的冲击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只在作为结论的第六章中略有提及：“区分入侵和迁徙并不容易”。不过，作者在另一书《九至十三世纪中期的罗马尼亚人和多瑙河三角洲以北的突厥语游牧民族》中有系统论述。尽管斯宾内大力批驳传统史学中对游牧民族的文明偏见，他总体上认为游牧民族的不断冲击对罗马尼亚历史进程造成了负面影响。首先，他们导致了11～14世纪摩尔达维亚南部大量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不同于摩尔达维亚中北部以山地为主的地貌，南部地区主要是多瑙河三角洲平原，该地缺乏森林覆盖，无法提供避难场所，当游牧民族南下时，当地居民不是死于战争就是被迫逃亡。其次，游牧民族打断了罗马尼亚与拜占庭的政治与文化联系，使得罗马尼亚无法效仿先进制度进行国家建设，导致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迟迟未能出现。最后，作者认为，与中世纪保加利亚、匈牙利、罗斯和格鲁吉亚等周边国家不同，尽管罗马尼亚人和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有着超过400年的共存历史，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文化上的交融。在前述国家，游牧民族精英普遍与本土贵族结盟，成为国家和社会运行的一部分，而罗马尼亚所处的多瑙河三角洲平原只是游牧民族迁徙的通道，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匈牙利大平原和巴尔干。

在一点上，斯宾内与前辈学者尼古拉·约尔加有重大分歧。约尔加认为，罗马尼亚人和游牧民族在政治上是合作互利关系，他举的例子是14世纪瓦拉几亚大公国首领的族群身份问题。约尔加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库蛮人，从其库蛮语的姓名可以推导出来。约尔加进而认为游牧民族在中世纪罗马尼亚政权型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斯宾内对此予以反驳，他认为人名本身并不能真正反映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些拥有库蛮语名字的首领事实上已经被罗马尼亚文化同化。以亚历山德鲁·马杰鲁(Alexandru Madgearu)为代表的新生代学者则认为，13世纪后半叶，在蒙古人统治霸权下的和平之下，罗马尼亚人摆脱了强大的邻国匈牙利的威胁，再加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导致拜占庭走上衰落，罗马尼亚人才得以在瓦拉几亚北部建立自己的国家。

置于比较视野之下，罗马尼亚学术界关于库蛮人和蒙古人等游牧民族历史角色的争论，在中东欧国家并非个案，可以对比匈牙利史学界对拔都西征的评价。1241年春，拔都率领蒙古大军攻入匈牙利，并于穆希之战中大败匈牙利。1241～1242年冬，利用多瑙河结冰，蒙古大军进入匈牙利西部，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被迫逃亡，匈牙利近乎亡国。只是在窝阔台大汗死讯传来之后，蒙古大军才从匈牙利撤出。在匈牙利传统史学叙事中，蒙古入侵被认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并被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近年来得益于匈牙利古战场考古、定居考古和墓葬考古工作的推进，以及对古气候学数据的挖掘，蒙古入侵的历史图景得以修正：蒙古入侵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但并非无法恢复；同时，在匈牙利历史发展进程中，蒙古入侵更多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发展方向。要言之，要科学评估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冲击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除了在史观层面不断反思、突破书写偏见外，还须获得更多研究材料作为支撑。在传统文献史料和人名地名学等历史语言学证据之外，考古学和古气候学的角色正日益凸显。

四、中古西部欧亚游牧民族研究的新进展

作为中古西部欧亚史领域的必读之作，我们相信，《大迁徙》一书必将极大地扩展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不过正如本书参考文献显示，最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的中古西部欧亚史研究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以下以笔者较为熟悉的东欧草原上的匈牙利人和蒙古人为例，对本书未能充分反映的学术进展进行扼要补充。

匈牙利古代史是近年来学术成果迭出的领域。匈牙利是国际内陆欧亚学研究重镇，该国对内陆欧亚研究的重视，既源于历史上多个游牧民族在喀尔巴阡盆地活动并建立政权，更出于对本民族早期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需要。匈牙利古代史，又称匈牙利史前史，指896年匈牙利人定居喀尔巴阡盆地前的历史，涉及匈牙利人的族群起源、祖居地、政治与社会制度以及宗教文化习俗等问题。目前，在研究机构方面，匈牙利形成了以匈牙利科学院匈牙利古代史研究小组(BTKMagyar Ostörténeti Kutatócsoport)和匈牙利研究所(Magyarságkutató Intezet)为主的两大阵地。前者于2012年成立，汇集了该国来自匈牙利科学院、罗兰大学、塞格德大学等一流科研机构的学者，以推动匈牙利古代史研究的科学化和国际化为宗旨；后者于2019年成立，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归匈牙利人力资源部管辖。该所致力于宣扬匈牙利的东方渊源，倡导斯基泰人一阿瓦尔人一匈牙利人延续论。在研究成果方面，历史学、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匈牙利古代史研究的一贯特征。相较于早年对欧洲历史文献的重视，近年来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史料的挖掘和利用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在考古学领域，匈牙利与俄罗斯等国学者合作重启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止的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地区的联合考古发掘工作。

在“全球史”和“帝国史”研究热潮的影响下，蒙古人及其政权在欧亚大陆历史上的角色被重新评估。蒙古人不再是刻板的野蛮破坏者形象，而是欧亚大陆人员、物品、物种、宗教、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往来和传播方面的促进者。这一趋势也体现在对西部欧亚世界的蒙古人研究中。在通论著作方面，以《剑桥蒙古帝国史》和《劳特里奇世界指南之蒙古世界》为代表。法国学者玛丽·法费罗(Marie Favereau)的《大帐：蒙古人如何征服世界》则是自施普勒和伯希和以降欧美学者关于金帐汗国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将金帐汗国置于“全球中世纪”的视野下进行考察，作者结合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环境史对金帐汗国的兴衰历程进行了系统论述。该书特别强调维持汗国内外贸易网络的能力是金帐汗国统治的关键。法费罗还与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学者共同主编了《世界历史上的金帐汗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和中东欧的中世纪学家也越来越成为蒙古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马约诺夫(Alexander V.Maiorov)和芬兰一俄罗斯学者罗曼·豪塔拉(Roman Hautala)主编的《劳特里奇蒙古人与中东欧研究指南》汇集了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多国从事蒙古西征问题研究的学者。此外，以匈牙利罗兰大学学术团队为主要作者的《蒙古人在中欧》一书也已于近年付梓。

综上所述，斯宾内《大迁徙》一书是近年来国内引进的、不可多得的中古西部欧亚史著作。该书有力证明了，与东部欧亚一样，游牧民族是西部欧亚文明演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该书也是一部从罗马尼亚出发的中古西部欧亚史，它一方面继承了罗马尼亚史学中的黑海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与欧洲的中世纪早期史研究和中东欧民族国家史研究形成了或隐或现的对话关系。在“一带一路”及其沿线国家的历史愈加受到重视的今天，西部欧亚地区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余太山、李锦绣两位先生在“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总序》中使用南朝刘义庆“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一语，表达了对打通中古东部欧亚和西部欧亚两个学术传统的热切期望。我们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有关中古西部欧亚的佳作被译介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