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兵，中国驻埃及使馆原公使衔经商参赞
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立场视角
我们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会有很多视角，如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地缘、宗教、军事、安全等，然而，不容忽视的还有一个视角，或称角度，即立场视角。
什么是立场视角？立场就是指研究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去研究国别问题，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很多情况下，在同样的事实面前，站在不同立场，得出的结论会大相径庭。
我们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立场视角包括中国立场、驻在国立场、他国立场，还有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
中国立场视角：我们在研究区域国别问题时，应该有独立的中国视角，这个中国视角包括中国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等，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
驻在国立场视角：我们在研究区域国别问题，绝大部分的信息和资料来自于驻在国，这些一手资料是我们着手研究当地情况的起始基础，驻在国提供或发布的信息自然是从其自身的立场视角出发，对历史、现状，以及现行政策的解读均反映了在驻国的立场和观点。
他国立场视角：我们在研究某一区域国别时，经常也会其他国家研究机构或人员获得有关这一区域国别的信息和资料，有时由于研究国本身的资讯系统不佳，无法提供所需信息和资料，我们只能更多地依赖他国提供的信息和资料，这些信息和资料很多情况下是从他国立场视角解读事物，带有较强的主观意识，特别是当驻在国立场与他国立场相左甚至相对立时，他国的立场视角就会起到带节奏的作用。
意识形态立场视角：有时我们在研究区域国别情况时会遇到意识形态立场视角问题，我们看到，在面对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形势、政策等方面同样的问题时，不同的意识形态思维会带来截然不同的解读，有的甚至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混淆概念。所以，在研究区域国别时，需要特别注意从意识形态立场视角引发的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干扰。
我们研究区域国别问题时，必须注意立场视角这个问题。人并不生活在“真空”中，或处于脱离社会的“上帝”之位，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描述和解读都是有“立场”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不同的立场视角下，对同一事实解读会有所不同，有时一些立场是一致或相向的，其解读便相近些，有时一些立场并不一致，甚至是对立和反向的，其解读结果可能截然相反。我们在进行国别研究时，应该注意了解各方的立场角度，结合自身的思考有所取舍，最后要明确地选择自身的立场，并基于自身的立场制订国别政策和工作方针。
首先，我们开展国别研究，必须坚持中国的立场，即从中国国家利益这个立场视角去研究问题，在西方强大的舆论和话语“霸权”中，有不少人对一些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解读完全追随西方，丧失了中国的立场，在制订政策和工作策略时就会出现偏差。因此，在国别研究中坚持中国立场这一点必须把握住，这是不能含糊的。同时，在坚持以中国立场视角研究问题时，要秉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坚持实事求是，避免主观片面，避免先入为主。
其次，对驻在国立场视角的解读我们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即使驻在国的一些观点与我们的认知有差异，我们也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因为驻在国的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历史、传统、现状是最了解的，是最有发言权的。同时，针对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这种“理解”的含义也是不同的。对于无损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情况，我们的“理解”不仅真诚，更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理解”和“行动”是基本相符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别研究；对于有损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情况，我们的“理解”就需要与“行动”有明显的区分，“理解”和“尊重”是“面子”，“行动”是“里子”，我们需要更重“里子”，即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对于他国立场视角，我们也应给予应有的关注，这一点在研究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时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叙事力和话语权较弱，其立场观点容易被叙事力和话语权强的“他国立场”所“压制”，使我们在研究该国别问题时被“他国”带节奏。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国别问题时需要了解他国视角，但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应该批判地接受他国立场视角的解读，相较应更重视驻在国的立场视角。
第四，关于意识形态立场视角，我们经常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在描述一些国家的情况时，充满大量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独裁”、“不民主”、“不自由”、“侵犯人权”等等，这是西方耍弄双标的重要手段。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有时在国别描述时会先入为主，忽视各国的传统文化、习俗等，表现出的是一种“文明霸权”。我们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即文明互鉴、平等相待、公平公正等。我们在开展国别研究时，应对意识形态立场视角有所意识，对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解读有所了解，应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下做出清醒的判断。
国别研究中的立场视角此前并未引起重视，也没有专门论述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百年未遇大变局的当下，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受地缘政治的干扰日益加大，立场视角在各领域、各方面的研究中都应给予重视。我们研究区域国别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制定更准确、更有效的国别工作政策和方针，指导我们更好地与该区域和国家打交道，更好地开展对外工作（外交、经济、军事等），使我们的对外工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能够更为顺利些，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为我国发展大局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立场视角在国别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附：津巴布韦本土化法引发的争议与应对
- 区域国别研究中立场视角的案例分析
津巴布韦本土化法引发的争议与应对
-区域国别研究中立场视角的案例分析
2007年，津巴布韦通过了《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Indigenis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 2007)，要求外资或津籍白人控制的、在津资产超过50万美元企业，必须逐步让土生土长的当地黑人持有51%以上的股份，此后又针对本土化法的实施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津巴布韦本土化政策本身引发了较大的争议，然而，任何政策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如何看待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是与如何看待津巴布韦民族独立的历史，特别是独立后采取的激进土改政策的历史密不可分。
与南部非洲其他国家不同，津巴布韦的民族独立是真正依靠武装斗争浴血奋战赢得的。独立前夕，超过5万名游击战士活跃在全国各地，给予白人政权沉重打击，1979年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独立前国名）用于战争的开支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逼迫当时的史密斯政府接受英国调停，与穆加贝和恩科莫率领的代表津巴布韦民族解放力量的爱国阵线进行谈判，各方于1980年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厦行签订了《兰卡斯特协议》，结束了少数白人的统治，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兰卡斯特协议》签署后，在1980年时举行了该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穆加贝与他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获得了3月国会大选的多数票，取得政权，于1980年4月18日正式独立建国。
《兰卡斯特协议》是英国主导的协议，白人利益得到了极大限度的维护，协议中明确规定：在国会100个席位中为白人保留20个席位，7年不变；而在当地黑人最关注的土地问题上，协议更是明确规定10年内不得进行土改，即土地不能被没收，政府只能按照“自愿买卖”的原则，从白人手中购买土地，再分配给黑人。在英国、美国（幕后）答应为津政府提供购买白人土地的基金条件下，爱国阵线接受了上述条款，签署了协议。事实上，协议中对白人利益的保护条款明确详细，而在土地问题上对黑人的利益保护相对模糊，英国和美国承诺的为津政府从白人手中购买土地提供的资金支持既无具体金额，也无具体目标，按参加会谈的恩科莫的话讲，这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结果，为了停止流血冲突而仓促达成的和解”。有人形容该协议是给了非洲人“驾驶员的座位，而白人继续指导着行车路线，控制着所需的燃料”。尽管如此，作为独立后掌握实权的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协议，完全履行了协议中的义务。独立7年后的1987年，津巴布韦修宪，废除了议会中保留的20个白人席位，在土地问题只是将宪法修改为“不得无偿没收土地，但政府为公益征收的土地除外”。《兰卡斯特协议》规定的冻结土地改革的10年期限过后，津巴布韦并未在土地问题采取激烈的措施，仍在努力地通过温和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寄希望于英、美政府实现向津政府提供资金购买白人土地的诺言。然而，津巴布韦换来的只是失望，美英等国政府当初答应提供购买土地资金承诺只是画出的大饼，英国在1992年之后就不再向津巴布韦提供土地援助资金。1997年英国布莱尔政府上台，更是彻底推翻了撒切尔政府对津政府提供购买白人土地资金的承诺，干脆明言“不愿承担殖民主义时代的包袱”，布莱尔政府背弃英国政府的承诺基本断掉了津政府按照“自愿买卖”原则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后希望。从1980年独立到2000年实施土地改革“快车道”，20年间英国总共向津巴布韦提供了区区3000万英镑用于购买白人土地的资金，而英美最初画的“大饼”据说是20亿美元！
土地问题在津巴布韦最为独特，殖民（南罗得西亚）当局为剥夺非洲人的土地于1930年出台《土地分配法》，该法规定，50.8%的好土地给1.1万名欧洲人，100万非洲人仅可分得30%的干旱与贫瘠的土地。根据该法，非洲人无权在欧洲人区（从非洲人掠取的土地）拥有土地，居住在欧洲人区的非洲人必须在6年之内搬到土著区。这个法律“标志着南部非洲第一次尝试在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比南非引入正式的种族隔离政策早十多年。此后，殖民政府在1930—1965年间颁布的44个与土地有关的法令中，有22个与《土地分配法》有关，而且每次修改，针对黑人的条款都会更加严厉，都是为了更方便地将非洲人驱逐出白人地区。二战后，大量白人老兵涌入津巴布韦，1945-1955年超过10万名非洲人被赶到保留地，失去了对自己原有农场的一切投入。津巴布韦独立时，97%的黑人居住在土著保留地，平均每户16公顷，而5700白人的农场却拥有1600万公顷土地，占全国耕地中70%的良田沃土，平均每户1754公顷，这些土地中约60%没有完全开发和利用，有的甚至将大面积的好地开发成野生动物园。
与莫桑比克和南非的解放运动由城市精英领导不同，津巴布韦解放运动的领袖重视土地和农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在独立战争时期，将土地问题作为获取民众支持的基础，他们在独立斗争中，宣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即打白人种族政府，分被白人强行占有的土地。而参加武装斗争的战士们渴望得到土地，特别是那些被白人驱逐到保留地、失去自己家园的黑人的孩子成了20世纪70年代独立运动的中坚。津民盟靠此赢得了独立并取得了执政地位，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来兑现承诺。然而，在他们与英国签署了赋予津巴布韦独立地位的《兰卡斯特协议》后，土地问题的解决进展极为缓慢。当时在联合国难民署协助下，首先购买了193个白人闲置农场，安置了100万难民，并计划 1985年用900万公顷安置16.2万户，然而，到1986年底仅收购了255.1万公顷，其中214万公顷安置了近4万户农民，到1998年仅从白人手中拿到11%的大型农场，到2000年，共收购了近400万公顷土地，仅安置了7万多户居民。需要指出的是，白人在向津政府出售土地时，仅将降水少、交通不便、条块分割地卖给政府，另外，白人间土地交易的价格并不高，但只要是津政府购买，便漫天要价。
1998年，由于近20年的希望、等待、交涉再三落空，政府宣布的土地改革又迟迟不予执行，当年为独立和解放而战的退伍老兵终于不约而同地发起了所谓的“占地运动”，开始自发地侵入白人农场，驱逐白人并占领农场。“占地运动”从零星冲突逐步扩大和升级，面对黑人不满情况的爆发，津巴布韦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稳定局面，包括运用警察制止老兵的抢地行为，另一方面宣布即将进行土地改革。
津政府宣布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后，立即引发了西方的强烈反应，世界银行、欧洲联盟相继宣布取消对该国的援助。虽然宣布即将进行土地改革，但津巴布韦政府并未明确时间及改革计划，2000年新宪法被否决最终成为引发津巴布韦实行激进“快车道”土改的导火索，当时津巴布韦政府草拟了新宪法，以替代英国最初为其制订的宪法，该宪法草案规定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总统的权力，在土地问题上则强调赔偿的责任应该完全由英国承担，鉴于英国背弃了提交土地资金的承诺，因此对征收的白人土地将不再加以赔偿。在白人的极力反对下，加上津经济恶化，以及反对党的煽动，2月15日宪法草案在全民公决中被否决。在这种情况下，老兵及无地黑人认为津巴布韦在短期内不会进行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土地，“占地运动”更为激烈，3月老兵占领1200个白人农场，发生流血冲突，并导致双方若干人员的伤亡。面对即将失控的局面，穆加贝选择了站在解放战士和维护黑人利益的一边。在4月津巴布韦高等法院做出裁决，判老兵违法时，穆加贝表示，土地问题不是司法问题，是政治问题，4月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授权政府无偿没收白人农场，7月正式启动“快车道”土改计划，允许白人农场主在平均占有的12000公顷农地中保留300公顷，其余将由政府强制收回，在2003年前分给黑人。
从土地改革整个进程的演化不难看出，津巴布韦激进的土地改革是其民族独立运动的延伸，是被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逼”出来的，人民对土地的需求是根本原因，激进土改固然代价惨重，但从长远看，这是对历史不公的修正。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唯一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的国家，是唯一解决了黑人从白人手中收回土地的国家，自然会成为西方“杀鸡给猴看”的重点打击的对象。这种被“逼”出来的激进土改政策确实对津巴布韦经济造成了致命的伤害，2000-2006年津巴布韦GDP年均下降 6.3%，其中2003年GDP增长为-10.4%。这里当然有多重政策的失误，比如政府准备不充分，没有能力进行规划和管理，没有资金进行投入，没有进行人员培训，许多黑人农民获得土地后没有相应的技能进行耕种和管理，没有购买农用物资的资金，农业机械的使用、维护和保养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快车道”土地改革在短期内导致津巴布韦农业生产断崖式急剧下降，2000-2004年津巴布韦农业年均下降5.5%，其中2002年的降幅更是高达22.7%。津巴布韦曾被誉为“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然而到2007年，全国1300万人口中，约210万人严重缺粮，2008年一季度缺粮人口达到了410万；烟草是津巴布韦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津最重要的出口创汇农产品，1992年出口创汇额曾高达16亿英镑，1999-2000年度津巴布韦烤烟产量为24万吨，到2004年骤降至5.5万吨。需要指出的是，199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制在津推行为期5年的经济改革，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方针，结果是改革目标无一兑现，反倒摧垮了津巴布韦经济，土改导致农业生产的急剧下滑极大地加重了对经济的打击。西方的制裁更是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津巴布韦未能偿还到期债务为由更是彻底断绝了对津巴布韦的货款，据民盟宣称，2001～2013年间，西方制裁给津巴布韦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20亿美元。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津巴布韦经济快速走向了崩溃。
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具有重要的的政治意义，是民族独立必由之路，有人称之为“第三次民族解放运动”。土地始终是非洲民族独立面临的问题，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仍然树起了一个榜样，给其他非洲国家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有南非学者甚至将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与中国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相提并论，认为是世界上少数几次成功的土地改革之一。即使从经济上看，对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2010年之前国际社会这场激进土地改革全盘否认，但此后这种局面出现反转，经过10多年的观察，大部分人，尤其是长期研究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西方学者，均承认原来流传土地一旦从白人转移到黑人手中，必定会生产率下降，甚至逐步荒废的说法不正确，实际上获得土地的黑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2000年土改期间，共有17万个家庭获得了土地。截止2011年，有超过100万人在土地上全职劳作，而土改前仅为16.7万人。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在2010、2011和2012年分别实现33%、9.6%和4.6%的增速，到2013/2014农业季，玉米、谷物和烟草等主要作物的产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津巴布韦整体经济的增幅，在2010-2013年增幅也分别达到了6.9%、5.9%和3.1%。2000年之前，仅1500名白人商业农场主生产了97%的烟草，2012年超过10.6万名注册烟草种植者，到了2018年达到了16.6万户，产量超过25万吨，2019年烟草产量接近26万吨，创历史新高。2010年，英国学者伊恩·斯库恩斯等人出版《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神话与现实》，2012年，英国学者约瑟夫·汉隆携手津巴布韦学者珍妮特·曼珍格瓦等出版《津巴布韦收回自己的土地》，同年，津巴布韦学者普罗斯珀·马通迪出版《津巴布韦的“快车道”土地改革》，这三本书均通过长期跟踪研究，而对津巴布韦的这场土地改革进行了肯定，认为这场改革并非彻头彻尾的失败，很多获得土地的农民已经走出泥淖实现发展；土地改革的受惠者主要是没有土地的黑人农民，虽然也有一些政治“权贵”获得了土地，但总体规模没有媒体所宣传的那么大；土地的闲置情况较改革之前有所改观，土地利用率要比白人农场主更好；土地改革对农业生产和减贫具有积极意义。
针对津巴布韦本土化法、历史背景、现状及相关政策，从不同立场角度会有不同的解读：
- 从津巴布韦立场视角看，激进的土改针对的是白人手中的土地，而本土化政策针对的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其本意在于消除殖民主义影响，纠正殖民统治造成的历史不公正，将国家资源和经济主权掌握在本国手中。当然，本土化政策的出台和强硬推行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因素，经济上的考量、民众百姓的心理等多重考虑，但该政策的核心要义仍在于纠正和消除殖民统治造成的历史不公正，在于保证本国人特别是黑人利益。显而易见，本土化政策会严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对津巴布韦开放市场、发展经济形成极大的阻碍。然而，在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民族独立的津巴布韦执政党-民盟看来，消除殖民统治造成的历史不公正，将国家资源和经济主权掌握在本国手中，更为重要。
津巴布韦本土化政策的初衷是纠正历史不公，为黑人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创造条件，但政策的设计是一回事，政策的实施效果又另当别论；政策充分考虑了历史根源，却忽视了当今全球化大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政策片面强调保护本国资源和利益，却未能给予外国投资者足够的投资便利与安全保障；政策宣称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结果却事与愿违。本土化法案一出台便引发巨大争议，遭到多方抵制和反对，加之实施条件不完全具备，落实起来难度很大，进展并不顺利。对此，津巴布韦也在试图进行调整，2020年10月22日，姆南加古瓦总统在议会表示，“为了巩固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提升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吸引更多外资，接下来议会将审议一系列法律，包括废除‘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
- 西方立场视角看，在白人殖民时期，白人是通过“法律”“合法”获得的土地，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非法”抢走了白人的土地，侵犯了白人的“人权”。他们在描绘津巴布韦独立和土地改革的历史时，我们没有看到谴责英国和西方的背信弃义，没有看到谴责白人的贪婪和傲慢，我们看到的是一边倒地谴责穆加贝争取黑人利益的努力；没有看到谴责对津巴布韦制裁的无理和不公，没有看到这样的非法制裁对津巴布韦经济的严重伤害，我们看到的只是土改政策导致了津巴布韦经济的“崩溃”。那些研究和对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客观和积极的评价不会被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味地描写土改政策对津巴布韦经济的损害。
他们心安理得地要求津巴布韦政府“尊重”白人“合法”获得的土地，在这100多年的殖民、奴役过程中，他们不曾给过黑人、黑奴分文赔偿、补偿，在他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时，他们对津巴布韦的制裁可谓极其凶狠。
- 从意识形态立场视角看，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津巴布韦是一个“不民主”、“不自由”、侵犯“人权”的“独裁”国家。然而，从被殖民、被压迫的立场视角看，历史的不公应该被纠正，受压迫的民族应该得到解放，西方的殖民统治（包括思想殖民）应该中止，民族独立应该给予尊重，用穆加贝总统的话讲，西方攻击津巴布韦侵犯人权，不讲民主，他们昨天还是奴役我们的“主人”，我们黑人是奴隶，没有任何权利，过了一夜，他们却在指责我们侵权人权，他们是最没有资格同我们讲民主、讲人权的。
- 从中国立场视角看，首先，作为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曾经历过半殖民地痛苦的中国，我们应该站在被奴役、被压迫的人民的立场上，而不应该站在强盗、霸权的立场上，应该捍卫世界的正义，而不是将道义和正义放在一边，跟随西方的霸道逻辑看待非洲的问题。我曾看到过一位曾在津巴布韦常驻的高级外交官对这段历史的论述，同国内大多数媒体一样，他的观点基本上与西方的观点相同，对历史的描述和评论与西方如出一辙，主要聚焦在津巴布韦采取“暴力”方式推行快速土地改革，无偿没收白人农场，将大量白人农场主强制驱离，使原本非常发达的本国农业遭受致命性打击，津巴布韦版“打土豪分田地”失败了；废除了宪法中关于白人拥有20个固定议会席位的规定，剥夺了他们的政治特权；在本土化政策中把数万白人排除在本地人之外，是变相的种族主义，违反了津巴布韦宪法规定该国公民人人平等的原则等等。持有类似观点的不乏其人，甚至在中国也成为了媒体和普通民众的主流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强大的话语权使得很多人只能了解到西方想要人们了解的那部分史实，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一些比较全面了解津巴布韦历史的人所站的立场、所用的分析方法与西方一致，导致的结论必然与西方一致。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立场，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会大相径庭，更何况部分事实被有意地隐瞒，或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自然就无法客观地对看待问题，或者说无法公正地评价历史。中国政府对待非洲历史的一贯立场是，坚定支持非洲人民的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在同非洲朋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从这个立场出发，真正尊重非洲人民有根本利益，脱离西方的话语霸权，主持公道、捍卫正义，否则我们不可能与非洲广大人民找到共同语言，不可能得到非洲人民的尊重，不可能赢得非洲人民的心。
其次，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并非专门针对中国投资者，但在实践层面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投资产生了影响，中国合法的经济利益也应受到维护。比如中钢集团的中钢津巴布韦铬业控股公司（Sinosteel-Zimasco Holding Ltd）是从2007年收购的津巴布韦铬业控股公司改制而成，是津巴布韦最大的跨国矿冶联合企业之一，也是当时中国在津巴布韦最大的一笔投资，是津巴布韦本土化重点关注的矿产领域的投资，首当其冲。时任本土化部长卡苏库维利不到四十即任职本土化部长，是津政府中最年轻的部长，对实施本土化政策态度坚决，多次就实施本土化政策做出强硬的表态。中钢津巴布韦铬业控股公司作为津铬业龙头多次被要求尽快提交本土化计划，卡在致该公司的信函中态度极为强硬。我2011年3月到津巴布韦赴任，中钢便多次找到我，寻求帮助。在本土化问题上我们必须首先要充分理解津方，在此基础上再商讨解决途径。
2011年6月我与卡苏库维利部长首次见面时，卡对我没有寒暄，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对我们的本土化政策怎么看？”我顿了一下，缓缓说道：“坦率而言，当最初听到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时，我是有不解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为外国投资者创造具有吸引力的经营环境，实行优惠的招商条件吸引外资，是大家通常的做法，本土化政策显然对吸引外资是不利的。但来到津巴布韦后，特别是在了解了津巴布韦的历史后，我对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有了新的理解。津巴布韦饱受外来殖民者的压迫，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浴血奋战才赢得了民族独立。但这只是政治上的独立和自主，本土化政策是津巴布韦在经济上获得独立的努力，这应该也是必须给予理解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许多老牌公司在津巴布韦经营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对这些企业实施本土化是合理的。而中国企业近几年才进入津巴布韦，尚处于投入期、生产期、赢利期三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投入是主要的，在这个时期对企业实行本土化，进入企业的本地资本又无法跟随投入，必然会对项目产生影响，不利于项目的发展。”我刚说到此，卡便打断我：“你等等，我叫我的司长们也来听听！”最终卡表示将对中国企业进行个案处理，双方商定首先对中钢津巴布韦铬业控股公司本土化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我在津巴布韦工作三年期间，通过平等、坦诚、真诚的交流，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津巴布韦本土化政策未对中国在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在津投资的企业经营正常，业务开展顺利，一些中资企业还依法得到了本土化豁免，如中烟公司投资设立的天泽烟草公司就是获得本土化豁免的中国企业之一，时任本土化部长的卡苏库维利部长在豁免天泽公司时表示：“在没有人愿意来我们国家时，中国的天泽烟草公司来了，而且一直支持我们的农业和农民，所以在决定是否给予外资企业本土化豁免权时，这些因素我们都会考虑；并非农业领域的每家公司都可以得到本土化豁免权，要看它们对待我们人民的态度，来自对我们实施制裁的国家的公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三年里，中国对津投资一直在增长，其中不乏较大的矿业领域的投资。
上述案例充分说明，立场视角在研究区域国别时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网页编辑：朱维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