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美国研究简报 · 第31期 | 道义现实主义与中美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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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传统的单变量理论，道义现实主义是由国际环境与国际领导类型构成的双变量理论。其中，国际环境以及由其界定的国家利益由于在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不变，可以被视为一种常量性的自变量。国际领导类型则是一个以道义水平为变量值的独立自变量。具体来讲，可以根据国际领导道义水平的高低将领导类型划分为王道型、霸道型、强权型、昏庸型。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环境决定了国家的利益或目标，国际领导类型反映了国家的战略偏好，进而决定了国家实现目标的策略。国家的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策略共同组成了国家对外战略的内容。

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国际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因此所有国家都只能安全自保，以实力地位界定包括安全在内的利益。在此基本假定的基础上，道义现实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进行了修订。在策略与目标间关系的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相同目标一定产生相同策略，即在无序体系中国家需要安全自助，因此大国都会进行军事侵略。然而，侵略是大国追求更多权力的一种常见策略选择，但却不是唯一的选择。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不同的国家会采取不同策略去获取更多权力。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不考虑国家类别差异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作用，认为国际格局是唯一的解释变量。但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领导类型在回答国家采取不同的自保策略时具有解释力。

道义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可以很好地体现在对古巴导弹危机与俄乌冲突的比较分析上。在这组案例中，两个大国的目标都是阻止对方在自身周边部署战略武器，国际格局也都是两极格局。进攻性现实主义可以解释俄乌冲突的爆发，却难以解释共同的目标为什么没有使古巴导弹危机走向战争。结构现实主义可以解释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却难以解释两极格局为什么没有阻止俄乌爆发冲突。而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即便国际环境相同，不同的领导也会选择不同的策略，进而能够同时解释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与俄乌冲突的爆发。

“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时代不同，环境不同，策略往往也就不同。所以在讨论中美战略竞争之前，首先要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变量进行分析。与技术单向进步的线性趋势不同，国际政治环境从一战前至今呈现出一种可观测但难以解释的循环反复状态。当今的国际秩序整体呈倒退趋势，但却并未倒退至冷战水平。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国际体系层面领导类型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走向倒退的原因，道义的作用有所下降但仍能发挥作用。因此，中美战略竞争更类似于春秋晋楚之争，不仅有物质实力之争，同时还有很重要的非物质实力的竞争，即在道义上的谁拥有更多的追随者。

具体来说，冷战后的全球化以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为两大发展方向，持续推进了二十余年。在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世界各国社会内部两极分化也日益严重，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执政后将经济安全置于国家利益次序的首位，并在策略选择上按其战略偏好采取减少国际依赖的去全球化政策。随后大国争相效仿去全球化政策，使得逆全球化的潮流难以阻挡，具体表现为经济上去全球化，即经济“脱钩”、“俱乐部化”、“内循环”，政治上反民主化，即背弃人权规范、强调人治、泛化安全。

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中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美国在具体策略上选择与中国“经济脱钩”，实行“小院高墙”，限制同外国的经济联系，并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中放弃人道主义规范。中国则强调“应当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体现出中方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偏好。但中美的策略也存在共性，即强调经济安全、主权规范优先、安全重于发展。

由于当今国际政治的倒退发生在数字时代，这使得大国战略竞争的内容不再是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吸引力，而是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优势。中美在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国内层面，中国充分发挥国家统筹协调的力量，将科研、市场竞争与政府需求结合起来；美国则也开始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加强政府机构的主导作用，试图更好地结合政府力量与市场需求。在国际层面，中国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力图实现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合作为辅的技术创新策略；美国则继续开展国际合作，但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排斥中国与敌对国家参与技术创新。总之，双方都以技术为核心界定战略关系。

至2033年前，中美战略竞争将使得国际政治的倒退愈发严重，国际道义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有所下降，但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也会有所下降。未来中美战略竞争可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民粹主义在两国都呈现上升趋势，因此相互合作的领域将进一步缩小。其次，“经济安全”观的盛行将改变世界各国“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战略选择，将部分经济问题归于安全范畴将使战略平衡向美国倾斜。再次，对以色列的军援将削弱包括人道主义规范在内的美国意识形态影响力。最后，中美战略竞争有可能使数字技术标准形成两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