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李夏菲、黄方怡：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特性主张探究

一、引言

2024年1月22日，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出席并主持阿约提亚罗摩神庙的落成典礼。在仪式上，伴随着虔诚奏响的音乐，莫迪吟诵着印度教的诗句，然后将花瓣放在神灵脚下，合掌祈祷，深深鞠躬，并围绕着圣火旋转。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挥舞着藏红花旗走上街头，“罗摩万岁”的呼喊声在这座古城中回荡。对于印度教徒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无比盛大而又自豪的典礼，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一场持续数世纪的寺庙之争似乎终于在这一天落下了帷幕。莫迪选择在印度2024年大选前的几个月出席并主持这场落成典礼，这一举动显然充满了政治意味。那么,为何阿约提亚罗摩神庙的落成会在印度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罗摩神庙与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简称“印人党”)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为何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影响力在当今印度得到了前所未有提升?以印度教特性为支撑的民族主义又能走多远?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1989年帕拉姆普尔决议后，印度教特性正式成为印度人民党的重要政治主张。此后，印人党越来越多地以宗教为抓手，联合广大印度教徒形成一个巨大的选举票仓，其中阿约提亚的罗摩神庙事件为印人党的选举贡献了强大助力。短期来看，推行印度教特性的政治理念虽然可以增强印度教群体内部的团结性，为自我认同缺失的印度教徒提供一个精神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印人党在选举中获得优势地位，但长期来看前景仍有待观察。印度教特性所塑造的“平等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平等主义”,表面上看似有助于印度的团结，但也存在一定弊端。近年来，这种政治理念不仅在印度国内引发了频繁的宗教冲突，造成社会分裂，也在区域层面上加剧了印巴关系持续紧张，长期而言在全球层面上也难以适应未来转型。

二、宗教与政治关系中的印度教特性

在当今全球宗教冲突不断和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关于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对宗教与民族国家构建的互动关系的探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分析了宗教朝圣在想象的宗教共同体的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系统，能够塑造民族认同和政治意识，民族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都涉及信念和情感。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也分析了宗教与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密切联系，他指出，宗教与民族主义认同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且难以辨明，部分族群会把特定的族群宗教作为自己区别于邻族或其他国家的标准，不同的宗教也有可能造成民族分裂。卡尔顿·海斯(CarltonHayes)则在20世纪初直接提出了“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 nationalism)一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对于此概念内涵的理解出现了分化，第一种观点突出民族主义类似宗教的特性，如卡尔顿·海斯所认为的，民族主义是如今绝大多数人类共同的宗教，民族主义有自己的公共仪式、神圣节日与神圣场所，和宗教一样能够调动人的意志、想象力和情感。第二种则以该概念来指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运动，其特点是神圣的宗教符号与世俗的民族主义相互交融。

具体到印度而言，印度教对政治的影响也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范笔德(Petervan der Veer)通过对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等宗教群体的发展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应该将宗教话语和实践作为印度变化中的社会身份认同构成的一部分。陈小萍也认为，印度教朝圣有助于印度教民族认同的建构，团家族(The Sangh Parivar)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动的多场宗教游行，将个人的印度教认同与民族的地理、文化联系起来，推动了印度民族认同的构建。

其中，关于“印度教特性”的研究是探究印度宗教与政治联系的重要切入点。“印度教特性”这一概念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钱德拉纳特·巴苏(Chandranath Basu)最早将Hindu加上古典梵语后缀tva(表示性质的中性名词)合成Hindutva一词。巴苏试图从教派林立的印度教教义中抽象出印度教的共性，即所谓“印度教特性”,从而使得印度教信仰区别于其他宗教。1923年，维纳亚克·达莫达尔·萨瓦卡尔(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在《印度教特性的本质》一书中就“印度教特性”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理论阐述。他指出，“印度教特性”是一种强调印度教文化、历史和价值观为印度国家身份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其核心主张认为印度应成为一个以印度教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印度教徒的权益优先于其他宗教群体。所以，印度教特性经常被认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同义词，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而非单纯的宗教身份，印度教特性不同于印度教，它所要表述的不仅只是宗教教义方面的内容，而是印度教民族(Hindu People)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文化、历史，尤其是民族以及宗教等各方面的总和。“印度教特性”的三个核心要素为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种族和共同的文化,可以将印度教特性解释为一种超脱宗教性的特质，或者说是印度的“民族性”。

三、印度人民党崛起中的印度教特性

与人们的常识相反，“印度教徒”的概念出现的时间是早于“印度教”的。中世纪大量穆斯林来到印度土地上，为了将自己与其他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区分开来，于是开始使用“印度-教徒”一词来指代原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印度教”一词直到19世纪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期间才正式出现，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卡纳(Christian Kamer)认为“印度教”是英国殖民者为了区别“西方自我”与“东方他者”而建构出来的，并充当了殖民者统治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工具。学术界关于“印度教”这个概念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多数认为其以公元前1500年兴起的吠陀教为雏形，逐渐发展为婆罗门教，并在吸收了耆那教和佛教的教义之后形成了庞大复杂的印度教宗教体系。

印度教与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关联可以追溯至19世纪，在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期间，印度教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掀起了印度教改良运动，希望改革印度教的传统陋习，复兴优秀的印度教文化遗产。19世纪印度教改良运动与之后席卷印度的反殖民运动共同催生了印度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绑定关系。1915年印度教大会在赫里德瓦尔正式成立，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正式形成。印度教大会最初附着于国大党，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才在萨瓦卡尔的领导下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组织。萨瓦卡尔提出的“印度教特性”意识影响十分深远，印度教大会也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然而，萨瓦卡尔的主张更多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行动方案。1925年，海德戈瓦(Keshav BaliramHedgewar)创立了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RSS,简称“服务团”),对组织起来的印度教徒进行意识和体能训练，将印度教特性理念付诸于实际行动。服务团逐渐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母体组织，并发展了政治翼印度人民同盟和宗教文化右翼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wa Hindu Parishad,VHP),以及附属于服务团的其他功能性组织，这样，一个以服务团为中心的涵盖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系统——团家族就建立起来了。

印度教特性的理念在印度政治中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政治化进程。在尼赫鲁“世俗政治”的框架下，印度教特性的理念处于边缘化地位但保存了一定实力，服务团于1951年10月21日正式建立印度人民同盟，积极寻求政治上升空间。后来，英迪拉·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推出的激进政策激化了国内矛盾，于是印度人民同盟与其他党派于1977年组建了政党联盟——人民党，并在1977年的大选中成功赢得了执政权，人民党的联合执政使得印度教特性首次作为政治理念步入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心。随后，在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政治发展历程后，印度人民同盟退出了人民党。1980年，这些退出人民党的原人民同盟成员联合其他愿意加入人民同盟的人员共同组建了印人党，由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担任主席。印度人民同盟是印人党历史发展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其意识形态取向、组织和政治上的遗产等为印人党的建立及崛起奠定了深厚基础。

自印人党成立以来，印度教特性的理念始终与印人党交织在一起，并在多个节点上为印人党实现其政治目标提供了强大助力。范笔德指出，印人党政治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它与两个印度教特性组织的结盟，其一是宗教领袖的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其二是激进青年组织服务团。这样的结盟，允许它在政治舞台上使用宗教话语和进行大规模的宗教仪式游行。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印人党的“神庙政治”就已经助力其强势崛起。由于印人党在印度1984年大选中刻意削弱宗教性的行为被很多人认为是它软弱的表现而惨遭失败，在此后的1989年大选中，印人党将煽动印度教徒的宗教情绪重新确定为党的主要任务，并公开支持阿约提亚寺庙之争，希望通过鼓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扩大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转化为选票。果不其然，这一转变大有成效，相比于1984年大选中仅获得的2个席位，印人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了85个席位，占总席位数的比重在议会跃居第三，可谓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1991年5月15日，在《今日印度》(India Today)的封面上，印人党领袖拉尔·基尚·阿德瓦尼(Lal Kishan Advani)手执弓箭，额点朱砂。显然，他是在模仿罗摩神，这是所有印度教徒都心照不宣的。这场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潮的罗摩神庙运动助力了印人党在1991年大选中的强势崛起，并在印度人口最多、拥有上亿人的北方邦赢得州内选举，继而成功组建政府。在1991年的印度全国大选中，印人党夺得119个席位和20%的选票，一跃成为印度最大的反对党。这次竞选后来被视为将印人党转变为当今几乎不可战胜的政治巨人的关键时刻之一。在印度世俗主义式微的背景之下，印人党、世界印度教大会和服务团乘势发动一系列大规模的印度教游行，构建起印度教民族认同，与此同时，印人党也利用印度教徒选票仓迅速填补了印度国内的政治真空。

此后，虽然印人党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但印度政坛上的印度教特性理念从未消退，尤其在莫迪执政后表现得更为强势。2019年印度大选中的一个主要竞选议题就是法院裁决允许在巴布里清真寺原址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这在当时就为印人党赢得选举提供了助力。在这次大选中，印人党赢得了303个席次，以压倒性的优势单独组阁。2022年3月，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北方邦选举中大获全胜。北方邦是印度最大的邦，人口超过2亿，大约占据印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也是所有邦中派出议员最多的地方。北方邦被认为是印度政治的领头羊，北方邦选举也被认为是2024年印度大选前的“半决赛”。印度国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如果不赢得北方邦和邻近的比哈尔邦，任何政党或联盟都没有太大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而印人党在这两个邦都掌握着执政权。几十年来，北方邦一直都是主要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的大本营，但近年来却无法阻止其支持率的下滑。2022年，印人党在北方邦403个席位中赢得了255个席位，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印人党许下的在阿约提亚修建罗摩神庙的承诺及其付诸的努力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此项承诺大大提升了印人党在印度教选民中的受欢迎程度，为其赢得选举立下了汗马功劳。

直到莫迪第二个任期尾声，阿约提亚罗摩神庙再次成为选举竞争的核心议题。在2024年大选前夕，《今日印度》开展了一项“国民情绪民意调查”(Mood of the Nation Poll),莫迪以36个百分点的优势远远领先于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除此之外，民调还发现，其中42%的受访者对莫迪表示钦佩，因为他决定在阿约提亚一座数百年清真寺的遗址上为印度教罗摩神修建一座宏伟的寺庙。另外，19%的受访者认为莫迪提升了印度的全球地位，12%的受访者表示，取消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唯一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权也是一项成就。⑤然而，2024年印度大选的结果对印人党而言并不理想，甚至有媒体毫不留情地指出印人党在此次大选中“虽胜犹败”。根据2024年大选的结果显示，印人党仅获得240个席位，远远低于单独组阁需要的272个席次，这是莫迪领导的印人党自十年前上台以来首次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最后依靠全国民主联盟勉强过半的293席进行组阁。不论是印人党还是其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得票数都低于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印人党在北方邦也遭遇了失利，仅获得33个席位，输掉了罗摩神庙所在的选区。2024年大选的结果引发了对印人党执政政策和选举策略的反思，其中也包括对印人党印度教特性理念的反思。

四、印度教特性理念的载体：阿约提亚罗摩神庙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特性理念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稳固印人党的选举票仓与提高其政治支持率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印人党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举措之一便是运用“神庙政治”,即通过在印度全国各地的朝圣中心修建印度教神庙，来联合广大印度教徒，从而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推动其政治议程，例如决定在印度教神灵克里希纳(Krishna)的出生地马图拉(Mathura)仿照阿约提亚修建罗摩神庙的计划建立一座印度教寺庙。仅在2024年2月，莫迪就出席了数场印度教神庙的奠基仪式与落成典礼，并发表系列讲话，比如于2月14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席海湾国家第一座印度教寺庙的落成典礼，2月19日出席北方邦桑巴尔县卡尔基神庙(Kalki Dham Temple)的奠基仪式，以及于2月22日参加古吉拉特邦梅赫萨纳区瓦里纳特神庙(Valinath Dham Temple)开光后的礼拜仪式并分别发表讲话。在莫迪政府的一系列运用“神庙政治”的举措中，时间跨度最久远、最为饱受争议、造成流血冲突最严重的就是阿约提亚罗摩神庙运动。

阿约提亚(Ayodhya)为印度古城，位于印度北方邦法扎巴德县境内，地处印度教“圣河”萨拉育河(Sarayu)右岸，被认为是印度教神祇罗摩的出生地。围绕阿约提亚的“寺庙之争”由来已久。印度教徒根据梵语史诗《罗摩衍那》的记载，认为阿约提亚就是史诗中的阿逾陀，即罗摩的出生地，但是在1528年，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皇帝巴布尔(Babur)下令在印度北方邦的古城阿约提亚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并命名为巴布尔清真寺，引发了印度教徒的不满。自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开始了持续数百年的寺庙之争。在印度历史上，罗摩是与世俗王权关系最密切的印度教神灵之一。在史诗《罗摩衍那》中，罗摩是阿逾陀国王十车王之子，是毗湿奴的第七个化身，正是他开创了阿逾陀国长达一万年的盛世。罗摩和“罗摩盛世”的观念集广袤的领土、对盛世的美好想象、印度教文化基因、以及在民间广泛的影响力于一身，使其成为了建构民族主义想象的理想选择。罗摩不仅是印度教徒崇拜的神灵，也是印度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符号之一。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不止一次以“罗摩盛世”描绘印度独立后的图景。现代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人萨瓦卡尔则在书写印度教徒民族的历史时，将罗摩凯旋阿逾陀、完成马祭之日视为印度教徒民族的诞生之日。

在长达数百年的寺庙之争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了数起十分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1855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阿约提亚发生冲突，导致75人丧生。1989年，大约有300多人在“罗摩圣砖”运动中丧生，其中最重大的人员伤亡发生在比哈尔邦。1992年12月6日，在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印度教派组织的煽动下，15万名狂热的印度教徒手持斧头和锤头，冲破警方设置的警戒线，进入巴布尔清真寺开始拆除行动，将这座拥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夷为平地。毁寺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印度多个地区都相继爆发了宗教派别之间的骚乱，造成2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2002年2月27日，穆斯林纵火焚烧了刚刚参加完阿约提亚宗教活动的印度教徒的火车车厢，造成58人死亡。后来，愤怒的印度教徒包围了穆斯林的居住地，将他们活活烧死，甚至活埋，导致700多人丧生。

在阿约提亚清真寺的遗址上重建罗摩神庙一直是印人党的承诺之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关于这片遗址的所有权纠纷于2019年11月9日以印度最高法院将这座遗址授予印度教徒的结果而告终，理由是印度考古调查局(ASI)的一份报告证明，在被拆除的巴布尔清真寺下方有一处“非伊斯兰”建筑的遗迹。随后，罗摩神庙于2020年开始修建，并于2024年1月竣工，总共耗资2.17亿美元，约115米长、76米宽、49米高，由392根廊柱支撑，外墙覆盖着粉红色砂岩，是一座非常宏伟的三层建筑，被称为“印度版梵蒂冈”。为了将阿约提亚打造成官员们口中的“世界级城市，吸引无数朝圣者和游客前来”,莫迪政府耗资38.5亿美元，为新落成的神庙建造了大量配套设施，包括拓宽道路、修建机场和火车站、增设多层停车场、翻新旧宾馆、兴建多达50家酒店和民宿等。随着超过3000栋民宅、店铺以及其他建筑被推倒，一条长约13公里的“罗摩大道”主路直通罗摩神庙。2024年1月22日，阿约提亚的罗摩神庙建成并对外开放，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自建成以来的11天内，罗摩神庙收到了超过1.1亿卢比(约合133万美元)的捐款。

2024年1月22日，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并主持阿约提亚罗摩神庙的落成典礼。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走上街头，印着罗摩神画像的藏红花旗帜以及印有印度总理莫迪和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蒂亚纳特头像的横幅挂满街道，军用直升机向罗摩神庙撒下花瓣，周围鞭炮齐鸣以示庆祝，对于印度教徒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无比盛大而又自豪的典礼，但对于构成印度最大的少数宗教群体的穆斯林来说，这一天将唤起恐惧和痛苦的回忆。由于街道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印度教徒，出于对局势恶化、悲剧重演的担心，一些穆斯林选择把孩子送出了城。莫迪表示：“今天将被载入史册……经过多年的努力，罗摩神终于不用再呆在帐篷里，冒着酷暑、严寒和风雨……他终于‘回家’了，终于能够居住在这座神圣的寺庙里了，这是属于他的宫殿。”这一活动点燃了印度各地的宗教热情，许多邦宣布在这一天放假，股市休市，在莫迪呼吁将其标记为另一个排灯节后，许多家庭和企业纷纷亮起了灯盏。就其规模而言，这一事件在印度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可以说，阿约提亚罗摩神庙的落成典礼不仅完成了印人党长期以来的承诺，更是将印度教特性推上了又一个高峰。

五、印度教特性何以助选印度人民党

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已跃居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在人口优势的加持下，印度未来的全球影响力不可小觑，按照莫迪的说法，“印度正处于领导世界的风口浪尖”。莫迪的许多支持者认为他的总理任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认为莫迪领导了印度的民族复兴。实际上，莫迪的影响远比物质成就更加深远。莫迪执政以来，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教特性”、“藏红花色浪潮”的提法已经屡见不鲜。然而，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引领印度走向民族复兴的外表之下，其实是现实的考量。

印度国大党和印人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一个十分显著的差异，那就是他们对于宗教信仰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国大党致力于世俗主义和宗教多元化，主张政教分离，相反，印人党则希望使印度成为一个政治、公共政策乃至日常生活都以印度教的方式进行的国家。印度的现实证明，宗教民族主义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是宗教多元化远不可比拟的，印人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从政治选举的视角来看，随着印度教特性的思潮在印度的国土上蔚然成风，一个庞大的印度教徒选票库正逐渐形成。印人党利用印度教特性将印度教徒凝结为一个整体，为所有属于印度教徒这个群体的人打造了一种身份认同，在这种身份认同之下，宗教与民族的边界几乎是重合的，即“印度教”等于“印度民族”,以此来助力政治选举。

(一)表面的“平等主义”塑造

印度的社会割裂十分严重，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使得印度的阶级固化更为严重。位于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仅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上百万人口。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亿万富豪所拥有的资产仅相当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然而短短十年后，这一比例就飙升至10%。瑞士信贷2016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印度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国民财富。克拉布特里还指出，自1922年有纳税记录以来，印度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前1%的高收入群体的占有比在近些年达到了顶峰。

印度教内部的分化也十分严重。“印度教”一词是英国殖民者为了便于统治和区分“西方自我”与“东方他者”而建构出来的。事实上，印度次大陆的古代历史上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概括所有不同信仰派别且被所有信仰者统一使用的名称，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习惯用自己所信仰的神灵来作为自己的宗教派别，例如毗湿奴崇拜、湿婆崇拜等。直到“印度教”一词被“发明”出来且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后，印度国内的民众才逐渐接受以“印度教”来代指自己的信仰。因此，印度教内部并不具有单一结构，它也不会将某一宗教文本或者一个圣城提升到具有特权的地位。邱永辉指出，印度教本身排斥一切定义，认为“无定义”状态就是印度教的常态，或者说是最佳状态。印度教是无数个信仰体系的综合，并不存在共同的信条。朱明忠也认为“印度教是多种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综合体”。可见，印度教内部的众多神灵、圣地和仪式，以及印度教群体内部多元的信仰都强化了印度教的多元色彩。

针对上述问题，印度教民族主义通过塑造一种“表面的平等主义”来掩盖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与印度教内部的分化。正如维克多·特纳(Victor W.Tumer)提出的“交融”(communitas)概念那样，某些仪式可以创造一种平等主义、集体认同和反结构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社会等级和角色被暂时搁置或超越。“因为宗教原本就是人类用来团结力量、交流心灵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通过共同的仪式和兄弟之情，宗教便可以将完全不同的人群集结在一起。”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宗教仪式可以克服宗教内部的多元性和阶级的差异性，增强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并强化其身份认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就人为地对这种不平等进行了“克服”,用安德森的话来解释，想象的宗教共同体深深依靠无数不停歇的朝圣之旅，宗教朝圣或许是最动人而壮观的想象之旅。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发动了多场宗教游行，通过朝圣仪式从领土和集体两个维度建构印度教民族想象共同体，在“集体”的维度之下，朝圣者们抛弃种姓因素，一起参加朝圣，使得这个集体内基于社会地位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了，此时，“印度教民族”成为他们唯一而共有的身份认同，这种朝圣的印度教集体加速了他们对印度教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在莫迪执政以后，印度教徒群体内部的团结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莫迪领导下的印人党试图通过克服不同印度教徒群体之间的种姓和教义差异来克服印度教的多元化，他承诺建立一个“印度教的统治”,一个由印度教徒来统治的国家。

然而，虽然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强化印度教徒群体内部的团结性，但印度教徒群体内部的不平等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它所塑造的“平等主义”只是一种表象，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并且，这种表面的“平等主义”的塑造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他者”的衬托——当印度教外部存在一个或多个其他教派时，在“他者”的衬托之下，印度教内部的分化就被暂时掩盖了，因为在与“他者”之间的差异的对比之下，印度教内部的差异就被弱化了——因此这种表面的“平等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加剧印度教群体与“他者”即其他教派之间的分野，继而难以避免陷入宗教纷争，引发社会动荡。

(二)社会割裂中的精神出口

由于印度社会中固化已久的种姓制度和本就大量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印度人民时常处于一种精神世界冲突以及自我认同缺失的状态之中，这时就亟需一个归属感的抓手，印度教特性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精神抓手。吉登斯在探讨现代性与信任时也曾指出，宗教在心理上可能与个人的信任机制相关联，会让人产生一种对社会和自然事件的可信赖感。在现代性带来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宗教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和精神的抚慰。在印度社会存在各种问题的背景之下，印度教特性成为了广大印度教徒在社会割裂中躲避苦难的一条精神出路。

威尔弗雷德·史密斯(Wilfred Smith)将宗教内容区分为“信仰”与“信仰的表达”两个层面——“信仰”是宗教的非历史的、不可观察和不可定义的神圣层面，而“信仰的表达”则属于宗教的历史的、可观察和可定义的尘世层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宗教文化层面。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也从两个维度来界定“宗教”——其中一个为“神秘因素”,即宗教的“纵向坐标”;另一个为“文化因素”,即宗教的“横向坐标”。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神秘因素”,又称“信仰因素”,是指宗教中的永恒意义和“超越”因素；而所谓的“文化因素”,则是指宗教永恒意义在尘世和时间中的体现。这里田立克所指的“文化因素”与史密斯提出的“信仰的表达”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宗教信仰的表达包含多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宗教场所(例如寺庙等)、宗教仪式的一些必备元素与必要流程等。

在“信仰”层面，莫迪的支持者自豪地认为，莫迪让印度重新发现并重申了其印度教文明根源，成功实现了思想的非殖民化。莫迪试图以印度千年以来不断积累、发展出来的印度教文明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统领，这虽然冲击了印度原本的世俗主义传统，但无疑迸发出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2024年2月22日，莫迪在参加古吉拉特邦梅赫萨纳区瓦里纳特神庙开光后的礼拜仪式时发表讲话提到：“今天，我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感受到了神圣的能量，这种能量将我们与已经流动了数千年的灵性意识联系起来，这与克里希纳神灵和湿婆神祇有关。”这种神圣的能量显然所指的就是印度教文明。2024年2月19日，莫迪在出席北方邦桑巴尔县卡尔基神庙的奠基仪式时发表讲话时说道：“当我们在桑巴尔见证这一时刻时，这是婆罗多(Bharat)文化复兴的又一个奇妙时刻。”莫迪将寺庙描绘成“知识和科学的中心，引领国家和社会从无知走向知识……是神圣服务和国民服务的结合”。从莫迪的演讲中不难看到，通过在印度教寺庙的各类仪式上不断强调印度教文明，并加以造福全体印度国民带领印度走向强大的话语，印人党通过印度教特性将无数的印度教徒凝结为了一个整体，让他们相信，这就是属于“婆罗多的荣耀”。

在“信仰的表达”层面，莫迪上任以来，已经推动了多个印度教寺庙项目的开展，包括但不限于阿约提亚罗摩神庙、桑巴尔县卡尔基神庙、塔拉布村瓦里纳特神庙和海外的阿布扎比印度教神庙，这些都是宗教信仰表达的场所。莫迪表示：“我们的寺庙不仅是礼拜场所，也不仅是举行仪式的场所，它们更是我们跨越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和传统的象征”,“寺庙不仅仅是参观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信仰之地，是我们数千年来文明的里程碑……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通过抹去、忘记自己的过去、斩断自己的根源而实现发展”,“一个无法保护其遗产的国家也将失去未来。”在印人党的执政议程中，“寺庙”的确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充当着竞选的核心议题之一。显然，寺庙已经被塑造为连接印度古今与现世所有印度教徒的纽带，并在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这个群体的身份认同，这种共有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在社会割裂中自我认同的缺失，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

而在阿约提亚，世界印度教大会通过将巴布尔清真寺从一间地方性庙宇转型成为一个多数印度教徒受到“威胁”的象征，使得罗摩神庙与清真寺的争端成为印度民族国家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认同的象征焦点。范笔德指出，将对宗教中心的控制视为对信仰和实践的物质体现，对于宗教民族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神圣的中心是宗教身份认同的焦点，是世界上最能清楚地表达出无限宇宙和私人经验之间关系的地方。寺庙可以被视为印度教神圣中心的一个缩影，它一端连接着虔诚的印度教徒，另一端则通向神灵。一个印度教徒前往寺庙朝圣的旅程，以及他在寺庙里祷告、参加各种宗教仪式的过程，是他在与另外一个神圣的世界以及与印度教徒群体关系中发现自我身份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建构的仪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所有的印度教徒都被联合起来，而且在印度教群体与“他者”之间设置了潜在的边界。这个潜在的边界为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提供了一种归属感与安全感，不同印度教徒之间的差异可以被暂时忽略，这也就为他们暂时逃离现实中的种种苦难提供了精神出口。

除了宗教场所之外，宗教仪式也是“信仰的表达”的一种重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作为仪式的繁文缛节、一些仪式的重复展现、以及演奏的宗教音乐等，而这些宗教仪式的必备元素与必要流程对于建构身份认同与提供精神出口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认为，诸如仪式、典礼和公众集会的社会表演作为象征性的表达，可以起到巩固群体联系、阐述共享价值观和定义集体认同的作用，它们为共同体内部提供了共同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前文提到，莫迪出席并发表演讲的一些场合正是寺庙的奠基仪式、落成典礼，以及开光后的礼拜仪式，在这些场合对共享的价值观进行阐述和对广大的印度教徒群体进行动员，有利于强化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霍布斯鲍姆认为，“‘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他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些“被发明的传统”而言，最重要的特征并非传统本身，而在于其形式。因此，发明传统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个传统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时的具体样貌，而是在于通过重复而形成的“常识”(common sense),以及被这些常识所标记的“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前文提到，莫迪在出席并主持阿约提亚罗摩神庙的落成典礼时，在仪式上吟诵着印度教的诗句，然后将花瓣放在神灵脚下，合掌祈祷，深深鞠躬，并围绕着圣火旋转。显然，这种仪式性的、相对固定的行为并不会只出现一次，它会在不同寺庙的落成典礼上不断地反复出现，直到让人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一脉相承的，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常识”——即这些仪式是印度教寺庙落成典礼的固定流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标记了印度教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重复”是一种“意义世界得以建立的基石”,这种重复性的固定流程所展现出来的仪式感，将印度教寺庙本身变成了印度的一种文化符号，加强了印度教徒对印度的归属感，并成为广大印度教徒的精神寄托。

六、结语：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特性前景展望

短期来看，印人党提倡的印度教特性理念的确起到了赢得选票、凝聚民心、为印度教徒提供精神出口的作用。但是，印度教特性的弊端也正逐步凸显，包括在印度国内层面造成社会分裂，区域层面导致印巴关系紧张，以及全球层面上难以适应未来转型。

印度教特性具有排他性的一面。尽管印度教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但印度教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使得印度教特性的排他性得以加剧。范笔德指出，民族主义从19世纪在印度发端起，就一直受到宗教认同的滋养，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结合产生了一个印度人等同于一个印度教徒。这样的等式，将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宗教群体排除在外，强调印度应该由印度教徒这个多数群体统治，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可见，印度教特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印度教徒与其他教派的对立，两者之间被建构起来的鸿沟加剧了印度社会的分裂。

这种社会割裂在印人党印度教优先的议程之下尤为明显。印人党旨在创造一个主要从宗教角度看待自己身份的选民群体，力图将印度教信仰与印度国家等同起来。莫迪声称，在他上任之前，印度教徒在莫卧儿王朝等穆斯林统治时期和英国等基督教统治时期遭受了千年的“奴役”,而他现在将恢复印度教的自豪感和印度教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他声称，这里理应是印度教徒的。印人党在议会两院中拥有397名议员，但没有一个穆斯林。虽然穆斯林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4%,但在2014年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仅占总席位的4%(22席),为50年来最低。2019年大选后，穆斯林议员仅有27位，占比5%。在印人党印度教优先的议程之下，印度教徒与“他者”之间的界限被人为地建构并加以强化，印度教特性的排他性在此刻暴露无遗，加剧了印度教群体与其他教派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社会陷入动荡。印度近年来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暴力事件不胜枚举，包括杀害、袭击和恐吓宗教少数群体及其领袖、对基督教和穆斯林的礼拜仪式进行干扰、破坏宗教少数群体的礼拜场所等。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3印度宗教自由报告》列举了数十起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暴力袭击事件，其中包括一名铁路安全员在孟买附近的一列火车上枪杀他的上级官员和三名穆斯林的暴力事件。

除了在印度国内造成社会分裂之外，其所引发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情绪还产生了外溢效应，在区域层面上造成印巴关系紧张。前文提到，印人党的崛起离不开其背后母体服务团的支持。作为回报，印人党执政后给予服务团等宗教社会团体参与、影响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力。“团家族”在印度国内的核心诉求是大力推动印度教特性，在外交层面上，特别是在领土问题上，则表现为强硬的领土诉求。例如，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矛盾激化的症结所在，印控克什米尔即查谟一克什米尔邦在宗教人口构成上以穆斯林为主，是印度唯一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邦，邦内长期以来武装冲突不断。莫迪上台后，在打击印控克什米尔跨境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了零容忍态度，然而这种强硬政策却激化了该地区的动荡与骚乱。同时，服务团竭力干预印度宪法修订，要求废除宪法给予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待遇，并在其控制的学校里对穆斯林进行进攻性宣传，煽动对穆斯林的仇恨。2019年8月，印度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查谟—克什米尔邦的自治权。莫迪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并不利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和平解决，加剧印巴关系持续紧张。

从全球层面来看，印度教特性在印度国内影响力不断扩大是与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和工业化席卷全球的趋势相呼应的。2023年4月，印度正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体量十分巨大，且人口年龄结构十分年轻，毫无疑问是一个“青壮年人口超级大国”。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契合了工业化与全球化的潮流，将印度的人口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此背景下，印度制造业迅猛发展，迅速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制造业的竞争不仅仅只是劳动力数量的竞争，更是劳动力质量、效率、技术、供应链等多方面实力的综合比拼。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之下，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的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对高技术工人与创新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印人党单纯通过印度教特性理念所激发出的发展热情并不一定可以适应全球发展所需的转型。

总而言之，自印人党2014年长期执政以来，印度教特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印人党越来越多地在全国各地修建印度教神庙，力图联合广大印度教徒形成一个巨大的选举票仓。不可否认，在印度教特性的加持下，印人党至今已三次在选举中获胜，莫迪的个人光环也被无限放大。但是，尽管莫迪表明印度的繁荣发展将惠及每一位印度公民，但影响力愈加扩大的印度教特性理念却在实际上建构起印度教群体与印度其他少数宗教群体之间的界限，潜在危及了印度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不仅可能在印度国内引发频繁的宗教冲突，还导致了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负面效果外溢，长远而言前景仍然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