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海全球 · 理论创新”学术简报(第三期) | 人工智能与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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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11日,澄海全球·理论创新工作坊第三期“人工智能与世界政治”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408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会议邀请了牛津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十余位学者参会,围绕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两大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丽娜老师主持。刘丽娜老师认为人工智能正在重构我们理解世界、认知政治的方式。面对人工智能这一划时代的革命性范式,传统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已经难以充分解释和把握这一全新的技术-政治生态系统。因此,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在寻求面对革命性范式的学术突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冲击波”已经对社会科学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李巍教授提出在政治学领域研究人工智能的三个方向,一是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二是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三是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大国竞争的格局。随后,李巍教授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鼓励青年学者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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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一项议题为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由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宏洲老师主持。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严展宇老师提出认知域目前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高地,其中的技术炒作问题尤为值得关注。认知域与技术域和物理域密切相关,技术炒作的动机是通过操纵技术域,影响对手认知域,从而在物理域实现成本强加的目标。技术炒作的对象通常为“消耗型”技术,实现技术炒作需要塑造对手的客观认知、塑造对手的主观认知两种路径同时满足。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贾子方老师提出以演化的视角来阐释人工智能这一颠覆性技术对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影响。在社会演化中,技术一方面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适者生存的性状,一方面作为环境的一部分产生了对国家的选择压力。历史上,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战争红利和战争后的帝国红利,战争和技术形成相互促进、自我强化的机制。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无法取得战争红利,而中国具备演化的优势,这意味着以战争推动技术进步的“帝国模式”的终结。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邢亚杰老师聚焦欧盟的人工智能监管,指出人工智能监管是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环节。当前欧盟正努力寻求人工智能监管规则型领导地位,这源于欧盟维护数字主权的战略目标、对中美技术领先的认知焦虑以及对自身优劣势的清晰认知。欧盟的人工智能监管呈现以人为本的伦理基础、软硬结合的管束框架和级别分明的风险体系三大特征,但相关政策也存在明显缺陷,比如增加了在欧企业的合规运维成本,非欧盟的人工智能企业及其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槛被大大提高等。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罗文修(Huw Roberts)博士主要关注英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作为“规范倡导者”的尝试。“规范倡导者”意为通过话语叙事引起对某个问题的关注。英国虽在国内人工智能监管领域取得积极进展,然而作为人工智能的“中等强国”并且脱离了欧盟的“布鲁塞尔效应”,英国缺乏令人信服的国际叙事。《布莱切利AI宣言》(Bletchley Declaration)是英国作为“规范倡导者”的初步成功尝试,但具体实施仍面临艰巨的国内困境和国际挑战。

国际关系学院何芊老师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历史模拟中的应用进行分享。与传统模拟相比,人工智能为历史模拟带来的改进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大模型更复杂,大模型的行为选择更贴合现实,大模型的模拟系统内部信息交流更加接近人类社会的语言模式以及能够基于人类反馈进行价值对齐。同时大模型历史模拟具有不足之处,包括智能体存在导向性,语言对模拟结果的诱导作用以及大模型的近因偏见、价值偏见和幻觉文本等固有弊端。

在评论环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苗争鸣老师对以上发言的内容和创新点进行总结和补充。针对大模型仿真模拟训练,苗老师提出未来可以借鉴生成式对抗网络的相关思路,通过生成器和判别器模拟攻防互搏,进而在仿真研究方法上实现优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刘文龙老师指出,欧盟与英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体现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范式的变迁。有关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的讨论最终回归到权力这一本质问题,技术是权力博弈的工具,服务于国家对权力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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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二项议题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贾子方老师主持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宏洲老师、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硕士生陈柘茏从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系统性融合的经验现象入手,提出“人工智能武器化愈演愈烈是否会导向一个军备竞赛的世界”的问题。历史上,技术变革及其武器化经常是军备竞赛兴起的原因。人工智能对攻防战略的影响呈现多维度、非线性的特征,即在同一技术对不同国家的战略效用是不同的,其对进攻端和防御端的赋能也存在差异。用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模拟两国在战略效用不对称与攻防相互抑制效应不对称条件下的情况,从而预测国家安全战略会如何演进。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刘文龙老师分析了软件供应链“武器化”的内涵、机制及其影响。信息技术软件作为一种全球相互合作的产品,本质上具有相互依赖的特征,但在国家间竞争加剧的环境下逐渐呈现“武器化”的趋势。对软件供应链进行“武器化”的行为主体基于利益长期性和技术可替代性两个维度做出策略选择,会导致另一方数据泄露或被窃取、软件供应中断和数字化活动遭破坏这三种不同结果,进而引发各国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加剧、全球软件供应链市场发展动荡等负面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扬老师的发言聚焦生成式智能体与公共舆论研究。生成式智能体通过大语言模型(LLM)模拟人类思维与行为,具有角色扮演能力,能在游戏、实验、调查样本等多种场景中得到应用。生成式智能体在发展为生成式多主体模型(Generative Agent-Based Models)后,可通过嵌入问卷和访谈用以研究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具体到国家安全研究中,生成式智能体可用于模拟公众对军事行动的反应、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虚假信息传播等。张扬老师还提出以“大五人格理论”为框架进行仿真实验,研究人格特质(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如何影响智能体在社交网络中的表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苗争鸣老师阐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双刃剑”式的影响。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赋能国家安全,包括实时处理海量开源及内部的情报信息,优化国家安全决策与资源配置;识别恶意代码和各类攻击入侵者的行为;提高精确打击能力,减少人员伤亡等。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为国家安全带来诸多隐患。其一,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导致诈骗问题日益突出;其二,虚假信息泛滥导致社会舆论对政治安全的威胁增加;其三,随着人工智能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可能模糊人类和机器决策的界限,出现人类无法理解的技术黑箱;其四,人工智能作为高耗能的产业,大规模的模型训练与部署可能引发能源安全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丽娜老师开创性地提出并系统化构建了“认知攻防双螺旋理论”,通过“双螺旋结构—互动机制—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解析了人工智能在国家认知安全中的攻防双向赋能机制。在人工智能深度重塑全球战略格局的关键历史节点,国家认知安全已从边缘议题迅速跃升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略赛道。人工智能赋能在技术、认知和社会三个层面呈现认知攻防双螺旋结构,认知攻击螺旋与防御螺旋通过复杂的互动机制相互作用、相互塑造,我国亟须从技术创新和社会韧性两个维度构建“技术领先、社会韧性强”的现代化国家认知安全体系。

在评论环节,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严展宇老师指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打破了自热武器发明以来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也打破了国家的治理边界和大众的心理边界,这一颠覆性技术的影响仍需从政治、社会、心理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探究。国际关系学院何芊老师则聚焦认知安全研究,提出关键性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认知安全这一传统概念究竟新在何处?此外,既有文献多从宏观数据层面揭示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巨大能源消耗,但缺乏具体微观案例来实证分析其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形成了可供填补的研究空白。

上述议题研讨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做总结发言。李巍教授指出人工智能时代下“认知战”再度成为热点议题,新技术的出现是否使得认知领域的对抗更具可操作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关于人工智能与世界政治的研究应该在繁杂中追求简约、在专业中寻求通俗,唯有如此,相关研究才能跨越专业与技术壁垒,在更广的范围中得到讨论与传播。



文字:许悦、张思薇

网页编辑:朱维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