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一级学科，标志着中国域外知识体系将基于时代性需求而全面重构。2024年1月，新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发布，区域国别学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随之公布。区域国别学的建立和发展，已然在我国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仍处于摸索之中，其学科边界仍不明确，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科学哲学观存在较大差异对此，有必要对于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争议进行再思考。
本文首先通过探究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意识，明确研究问题的来源和条件。其次，笔者归纳了四种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路径，通过对它们自身及其优缺点的分析，明确不同研究路径的差异。本文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仍是一个在内部存在较大张力的学科，其中五对矛盾影响着学科的发展前景。
发现重要的研究问题并予以解释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核心任务。问题是社会科学的起点。彭树智言道：“问题是人类的自觉意识，可称之为问题意识。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产生好奇心和兴趣感，产生独立思考的质疑批判精神。问题意识始终引导着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发展方向。问题意识的自觉程度，决定着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科学研究的生命活力始终是直面问题，即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意识与科学研究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有建树的学者总是自觉地把问题意识视为科学研究的生命。如果头脑中没有问题意识，学者的学术生命就结束了。”所谓问题意识，应该提出“真问题”，所谓的“真问题”必须至少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逻辑上能自洽，第二是实践中能举证。
对区域国别学问题意识的探讨，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范式。“范式”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体系，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范式的意义在于确立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等问题。然而，什么是“好的”“重要的”以及“真的”研究问题，仍存巨大讨论空间。卢凌宇指出，真实的研究问题有两种：一是问题的因变量在历史上存在过或者在现实中存在，二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在历史上存在过或者在现实中存在。“假问题”则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应然的或者面向未来的问题：第二种是时空错位所产生的问题；第三种是只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前两种表现为因变量不真实，因而较易识别，第三种类型问题的特点则是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不真实，在经验上难以识别，但它恰恰是西方政治科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研究路径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步骤和流程，研究路径的选择决定了作者进行研究的操作起点。对于研究路径的类型化，并不具备统一的标准，往往因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从属学科的不同而划分路径类型，而研究路径的选择直接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资料的选择、文献的解读、理论的使用和论证的方式。本文将国内对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路径划分为四大路径：历史路径、外语路径、理论路径、定量(检验)路径。需要说明：其一，该类型划分无法保证穷尽所有的研究成果；其二，研究路径与特定学者、特定研究单位、师承关系存在一定相关性但并不绝对；其三，研究路径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但各路径之间并无优劣和高低之分，而是相互补充和借鉴、相互为其他路径提供研究材料和既有成果的关系；其四，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研究路径的偏好存在较强相关性，而本文的梳理和分析侧重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的视角，难免存在偏狭之处。
一是历史路径。这里所指的历史路径，既包含历史研究，也包括当代历史的研究，还包括对目标区域或国家历史哲学的研究。“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路径强调在现象世界中发现问题，因为国际关系问题的经验来源是历史。该路径的学者通过观察和思考历史及现实政治事件来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历史路径的主要实现途径包括现场观测、时事跟踪和历史阅读。不过，历史路径与历史研究有所区别，历史路径包括当代历史、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历史包括当代史和当代以前的历史，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人类社会的生活经历，但对于具体的研究者而言，体现为时事的当代史和书写的历史区别还是很大的。历史研究指的是研究者未曾经历的历史或书本上的历史，它为学者提供了数之不尽的研究问题。此外，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在考察同一历史现象时出发点截然不同。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历史事件作为个案考察来挖掘特殊性；国际关系学家则倾向于把历史的分析简约化，为理论抽象创造空间。历史有助于校准模型、检验理论、揭示联系与路径依赖的重要性，有助于同时理解短期变化和长期动态。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就经历了“去历史化”后又出现了“再历史化”的趋势。
二是外语路径。这一路径普遍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重在对文本的解读，重视对修辞学的研究，重视对思想的研究。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这一路径有助于深度破解世界各国的“文化密码”和“历史基因”，外语类高校是这一研究路径的阵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外语学科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人文性。从区域国别学的角度看，外语学科的基本属性是人文性，这从外国语言文学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研究外国语言就是通过学习对象国的语言，总结其特点和规律，从而深刻洞悉外国人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研究对象国的文学，就是通过学习他们的文学作品、文学史和文学流派，从而掌握他们文学作品中所彰显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为我们制定相应的对外交流政策提供借鉴。尤其是从掌握第一手资料，长期浸淫于对象国语言文学、文化之中对他们更加了解和熟悉的角度来看，外语学科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诞生后，外语学科获得了向外拓展、寻求更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外语路径仍需努力建构理论，要注重建构自己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因为唯有自己的学科具有独特的理论基础，方能彰显自身的合法性与独立性。
三是理论路径。所谓理论路径指的是使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本文所指的这类研究是使用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回答和分析具体的区域国别问题。这类型研究与那种旨在提炼普遍机制的理论导向型研究有所不同，反而比较接近于问题驱动型研究。理论路径的优点在于:其一，政治科学界的“科学主义”转向倾向于总结归纳众多国家的情况，以创立一种普遍适用的政治行为法则，而不是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和背景进行深入研究。因而，理论路径是顺应国际学界的发展趋势的；其二，这一路径有利于普遍理论的发展，其益处亦可外溢至其他区域的研究。理论是视角(perspectives)，给我们提供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但它们必须经由经验观察加以检验。因此，区域国别研究同时实现了理论检验的功能。其三，理论路径的成果在政治科学学科界的传播更广。有学者认为，区域研究的实践者需要在许多方面对自身遭受的批评负责，由于他们有一种“守卫边界”的倾向，许多区域研究的成果完全没有理论，仅仅满足于获取大量经验性知识，却没有尝试将这些知识置于通用的理论性框架之中。
理论路径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国际关系理论从学科创立之初，就根植于帝国主义的历史本体论和种族主义遗产；其二，一些研究成果存在“削足适履”之嫌，使分析框架受到质疑；其三，信息不对称或资料缺乏有可能导致写作过程中出现事实错误；其四，对理论的“迷信”可能产生误判，导致对策建议的失误。最后，即便在理论路径内部，仍存在强调因果机制的一方与其反对者，一方认为因果解释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核心的命题之一，然而人们通常更习惯于因素性的思考，即哪些因素/变量导致了结果的出现/不出现，这种思考方式更加符合演化直觉，因此一些学者将因果机制视为方法论的革命性剧变。但另一方则认为，不应执拗于因果律的囚笼，强调对主流社会科学范式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更偏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观。
四是定量（检验）路径。定量方法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中使用较少，具体到本文，该路径指的是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区域国别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越发注重研究的科学化，理性选择的理论演绎和形式理论化(formal theorizing)、形式建模(formal modeling)受到推崇，而量化的、统计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也愈发突出。不过，定量路径与理论路径存在显著不同，那就是定量路径重在检验而非理论创新。定量分析并不能甄别机制，定量方法和OCA的优势在于甄别因素，从而判定不同的“因果路径”哪个更可能正确，但定量方法和OCA都无法验证机制,定量研究的优势是满足大数据时代的研究需要，数据库将出现更多基于新闻报道和个人网络活动形成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将推动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微观研究。随着数据库建设不断完善，量化方法在研究中的地位将日益突出。
定量方法也存在一些争议：首先，定量研究不适合复杂的或模糊的理论，不适合大理论和思辨性质的理论。一些研究者将是否使用定量方法作为研究是否科学的标准，但科学研究本身是由一套程序来定义的，定量方法只用在实证检验这一个环节，且只是方法之一。其次，诸多定量研究遵循了一种“弗里德曼范式”(形式理性建模+回归分析)，其形式上的科学性不能保证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再次，涉及数据的搜集。数据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用以支持或反驳研究结论，因此搜集数据必须具有针对性，但中国研究缺乏所需要的大规模数据(或数据库)由于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水平程度有待提高，一手数据来源较少，不得不依赖英文世界的数据库，其中的错误、偏颇之处因识别困难，容易陷人不断验证西方理论正确性的困境。而且，由于我国定量研究也主要发表在具备“科学方法”偏好的期刊上，其他研究者与定量路径的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有限。最后，目前中国大部分期刊并没有特别倾向于发表定量研究成果，相反，由于可读性较低、排版复杂、难找到合适的评审人等因素，很多期刊并不欢迎定量研究的投稿。
以上几种路径各有所长，并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成果。研究路径的选择深深根植于学者们过往学习的学科门类和经历的学术训练。不同学科不仅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不同的研究规范和理论观“内化”于研究者心中。从工具理性来说，学者采取自身擅长的路径降低了研究难度：从价值理性上说，学者们大多认为，自身学科的主流研究路径更好；从习惯和情感上亦是如此。尽管社会科学对普遍性知识的向往成为相关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念，但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者的学科来源并非都来自社会科学领域。比如，罗林更强调“特殊性”。他认为，应避免区域国别实体研究对象的高度抽象化、符号化，应“一国一域、一事一策”。罗林并不认同社会科学“主流”的“科学观”，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集合，受到时间一维性的限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可重复性”。罗林还强调区域国别学科的对策性属性而不是学理属性。罗林并不认为区域国别学是脱胎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认为前者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内在动因的深刻理解；后者研究国际关系体系中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体系的作用机制，前者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于后者，并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军是外语专业教学研究队伍。
总的来说，研究路径之争、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消失。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讲，新学科的诞生，知识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往往意味着产生具有不可通约性的新范式。在交叉学科建设初期，处理好区域国别学与其他传统学科之间的关系仍将是紧迫的问题。实际上，不同路径之间也可以互相促进。例如，对于全球史的研究可以促进不同路径的相互启发。对于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来说，对全球史研究的重视可以被视为对当地思想理论化提炼和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必要保证。尤其是在对于前殖民地国家的研究中，国际关系中的全球知识史是在知识层面摆脱国际等级制度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有益内容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必须同时注重“史”和“论”两部分，绝对的事实性材料和相对的普遍性规律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收获，不应像西方社会科学一样仅将“史作为“论”的原材料和裁剪对象并人为构建对立和学术等级秩序，应追求“史’“论”相融、“史”“论”并进，这要求研究者走出“舒适区”，通过学习其他路径完成自身研究水平的“进阶”。
第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类学科之间的争议突出体现为研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面对这种张力，既需要注意区域研究因过于强调地方性知识而走向“孤立”和“例外论”的危险，也需要提防因(政治科学)学科本位导致的两者间的等级失序及对(政治科学)学科的过度偏向。所谓国际问题研究可分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以及精细化的地区国别研究两个部分。后者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各个地区的详尽个性特征，前者致力于在对比抽象各种地区现象的共性特征基础上，揭示作为国际关系现象的普遍规律。区域研究追求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地方性、精细化的具体知识，更重视在对对象国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为国家制定更为精细、更有针对性和舒适度的对外战略与策略。
第二，期刊偏好差异与归属于统一评价体系的矛盾。我国目前学术期刊对不同类型研究成果的偏好差异，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提升存在一定的影响。以中东研究为例，我国固定刊发中东区域国别研究方面论文的主要期刊是《西亚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研究》，这两个期刊是较为固定刊发中东研究文章的“阵地”。由于这两个期刊都是被归类于政治学类下属刊物，它们被纳入CSSCI(含扩展版)政治学学科的评价体系。因此，学者需要接受的评价体系导致不可避免的排序式对比。其中一些期刊旨在发表能够对国际关系学科的重大、前沿问题产生理论贡献的稿件而非某一国家国内政治研究的投稿。与期刊偏好固定化相伴而来的就是作者群体的路径依赖，这一趋势近几年有所增强。我国的区域国别期刊与理论偏好的期刊同处于一个等级制的评价体系这导致理论研究者与区域国别学者难以相互理解。当前，需要提升学术生态的包容度，促进不同学术期刊在发文偏好和研究观上的沟通和包容。
第三，理论研究与政策需求的矛盾。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理论化的最终目的是产生学理性知识，即在掌握描述性知识之后，人们通过理性思考或逻辑思辨而得出的表现规律性的知识。这类知识超出了描述性的范畴，发现了某种社会发展规律或行为体的行为规律。区域国别研究是完全可能产生学理性知识的，即发现所研究区域和国别的规律性行为，之后再超越具体区域国别来验证理论的普适性范畴。对于政策研究来说，需要学理性知识来提供对于特定国家具体事件的解释及某些发展趋势的预测。需认识到行为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具备线性进化特征的诸理论以及发展理论在解释乃至预测第三世界的现象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理论仍是重要的，只有翔实而细致的研究和情报才有益于决策者的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基于此，需要加强协同。面对不同研究议题，需发挥不同研究主体的优势。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因具有学科背景优势和人才培养优势，应着力挖掘研究人员兴趣和特长，通过稳定的投入和专业的学科建设，关注中周期、长周期议题。驻外使领馆和社会智库，应当为解释中周期、长周期议题提供助力。短周期议题具有紧迫性，对于国家决策往往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发挥诸多单位的合力。
第四，感性认识与证据的矛盾。区域国别学重视语言人才的培养，旨在培养能够在研究对象国进行更高层次的社会交往的研究者。这类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国的政府和各界民众直接接触所得的知识，大多为感性知识。感性知识的获得是区域国别学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感性知识可以代替专业知识或直接作为决策的依据。社会科学讲“证据”而政策研究中可靠证据同样至关重要。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从区域国别研究中获得的感性知识面临多大程度能够被视为研究证据的争议；从对策研究的角度来说，过于依赖感性知识一方面并不必然提升决策效率，另一方面甚至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需要指出，不符合作为证据标准的感性知识和信息并不意味着就是“无用的”，相反，一些关键的信息往往是任何学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方法都无法获得的，但鉴于甄别的难度大且成本高昂，往往事后才能验证哪些是“大浪淘沙”后的精品。因此，区域国别学对过往对策研究优化程度的预期仍需谨慎。
第五，人才培养上“专才”与“通才”的矛盾。朴素的观点认为，区域国别学的任务是培养“专才”，即对某国各个方面有着足够了解和研究的“某国通”。实际上，区域国别学科同样需要培养“通才”。“通才”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多学科知识的掌握。鉴于中国目前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重点是加强对亚非拉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研究，在掌握国际关系学概念和理论之外，应加入比较政治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当然，基于培养的时间成本和客观条件来说，不仅需要更多的投入，更考验师资水平、科研条件、单位间交流以及学生自身的能力和意志。“通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于跨区域国家知识掌握的人才。研究不同区域的学者的对话交流十分重要，比较区域研究(Comparative Area Studies)已经成为新兴的区域研究路径。最后，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领域，区域国别学则是一个学科。我国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其实是人才培养导向的，但只要是学科，就必须逐渐探索和确定学科的核心概念，这一工作是作为学科的普遍性要求，不能一直搁置或回避。这一过程或许是漫长而艰辛的，但却是促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实现质的飞跃的必要步骤。
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专门性、实用性和战略性等特征，是把研究上升为学理，以学理来指导研究和教学，为人才培养提供明确的、系统的和深刻的理论与方法。一方面，区域国别学的建立对国际关系学有所促进。一是给予了广大高校和机构培养综合型人才的可贵良机，有助于国际关系研究摆脱“政治学囚笼”是改变对一些小国“无人可问”的契机。中国区域国别学存在为国际关系学界知识权力的平等化做出贡献的潜力，尽管美国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期刊甚至比国际关系学科更占主导地位，但国际关系学界却尤其担心美国的主导地位，因为该学科直接影响国际冲突、谈判和对话，该学科出版物在国际上的地理平衡分布可能比其他社会科学更重要。在“全球南方”兴起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将对较弱行为体的研究纳入其中，研究这些国家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对地位和承认的关注以及它们对国际秩序的观念，这就是为何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区域国别研究者“需要彼此”。
另一方面，重视特殊性和人文性的要求可能会导致学者们分化加剧。因为这种要求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日益强调“科学方法”的趋势实难兼容。区域国别学的创立是基于综合和融合的逻辑，但其后续可能产生“分化”的结果。然而，国内外都有许多研究者并不愿意在知识身份的二元框架(是理论学者还是区域国别学者)之间做出选择。当前，青年学者的方法论意识正在加强，保持其对特定区域和国别问题的兴趣很重要。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方法具备将其用作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学科的综合并不意味着方法论层面的特殊性，方法论的内核是一种数学逻辑(主要包含布尔代数和概率统计)，不会因为学科偏理论偏政策还是偏历史人文而有所差异，脱胎于区域国别学的独特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
总之，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已成为客观事实，学界应“向前看”，努力挖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即便难以完全形成新的学科集体认同，至少也要美美与共、各美其美。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因此，我国的区域国别学也应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和理论创新提供智力支持，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要以“舍小我，为大我”的家国情怀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实现人生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