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学术 | 李雪景、翟东升、韩炎峰：试析区域国别研究演进中的知识与权力

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与流通深度嵌入在全球权力结构的演变过程中。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知识与权力是直接相互连带的，权力制造知识。作为一对共生体，权力利用知识来界定“真理”，从而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是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作为服务于对外战略、地缘博弈和文化交流的知识，域外研究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权力属性。主导知识生产、拥有解释权与话语权的国家，往往能够决定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流动、话语体系乃至国际秩序。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指出，知识结构是国际权力的重要支柱之一，掌握知识结构的行为体可定义“何为有效知识”，从而控制议程与规则设定权。知识与权力的关联性不仅体现在知识霸权层面，还包括知识本身成为建构和维护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世界主要大国历史上都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国家战略，相关知识既是地缘扩张、外交博弈的重要依托，也是软实力竞争与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内容，因此知识本身正是权力的延伸。那么，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如何在国际权力结构中被塑造，又如何反作用于权力实践？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与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2025年，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应“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自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学科以来，有关该学科的讨论方兴未艾。现有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学科本体论与理论框架的构建。钱乘旦指出，区域国别学是具有高度战略性、对策性和集成性的大国之学，其根本使命在于服务国家战略，培养复合型人才。秦亚青系统阐述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三元结构”，强调应着力于推动跨学科融合与创新。部分文献追溯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的基础理论资源，探讨这些理论如何为区域国别学提供学理支撑，认为社会自主性与知识自主性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实践路径与体系建设的探索。人才培养是当前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姜景奎以清华大学博士项目为例，提出区域国别人才应具备全球视野、中国视域和对方视角。部分学者认为区域知识具有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性质，呼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实用、实践、实证的路径设计课程体系。在科研机制建设方面，翟崑等探讨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发展的新动力与升级路径，强调学科升级带来的机遇。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围绕区域国别学的战略意义、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然而，针对具体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域外知识生产机制仍缺乏系统梳理，且尚未对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中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基于知识与权力的共生互构关系，通过追踪国内外区域知识生产的历史脉络，解读其背后的权力逻辑，以助力构建既“集百家之长”，又深具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

一、大航海时期：欧洲殖民扩张驱动的域外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源与欧洲的大航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理大发现打破了高山、大漠、海洋构筑的地理隔阂，推动商品、知识、资本乃至暴力与病毒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催生出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体系与政治浪潮。在这一进程中，域外知识作为不同文明互鉴交流的产物，成为推动全球秩序建构与权力转移的重要力量。权力基于对外扩张等战略需求，通过资金、机构、人员等要素投放将需求转化为可执行的研究议程，知识界获得资源后，将田野调查与数据分析结果等加工为概念、范式与政策话语，服务于权力对合法性叙事的需要，话语经权力采纳并对外输出，从而重塑国际认知秩序，同时产生更高层次的权力需求。 

进入16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率先开启殖民扩张，以航海丈量未知领域。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皮列士（Tome Pires）所著《东方志》中，对东国家的国民肤色、衣食住行乃至国家制度、朝贡体系等诸多方面进行记录。西班牙修道士门多萨（Gonzalez De Mendoza）受罗马教皇之命，所编《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成为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至17世纪，殖民主导权转移至西北欧，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竞相争夺殖民地与贸易垄断权。这一时期域外知识的积累得到进一步加深，传教士在欧洲域外知识拓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机构积极推动海外传教，法国传教士的足迹遍布东南亚等地，其在传播天主教信仰的同时，对所抵达的区域进行调查记录，为法国殖民扩张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知识辅助。相较于早期航海家与探险家，欧洲传教士对域外国家的探索研究更为严谨且深入，开始形成体系化的区域国别知识。

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欧洲域外知识生产体系具备了世界视野。英国将殖民触角深入印度、东南亚和美洲，构建起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并通过殖民官员、外交使者等，获取大量的区域知识与情报信息。如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团访华，撰写《马戛尔尼私人日志》并记录了清王朝的领土疆域、人口分布、赋税制度等各方面情况，断言清王朝“庞大的上层建筑根基空虚，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基于此，英国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半个世纪后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英两国后续的历史走向。马戛尔尼使团的观察报告与英国的对华战略选择正体现域外知识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的战略价值。

然而，欧洲各国通过这一时期的域外知识探索获取的信息混杂着较多的文化偏见与误读。由于缺乏稳定的研究体系与评价标准，对域外国家的观察与评论往往依赖观察者的主观判断。部分书籍对域外国家描述的目的正是诋毁目标地区的政权与种族，创造合法化其殖民扩张的“帝国理由”(Raison d'empire)，从而为殖民帝国严苛残忍的行径辩护。欧洲航海家对东方国家统治者往往进行负面的形象塑造，强调其巨大财富与绝对权力。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在《麦哲伦航行记》中塑造出阴险狡诈的宿务岛统治者胡马邦形象，将其反复被演绎成权谋算计的反面角色，实际上是作者刻意为西班牙的殖民干预赋予道德合法性。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异国形象，基于记录动机，经常出现想象甚至扭曲现实的情况。

意识形态层面，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往往呈现种族主义色彩，其通过“种族优越论”将殖民掠夺合理化。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e）将人类基于肤色、发色等体态特征分为不同人种：智人美洲种、智人欧洲种、智人亚洲种和智人非洲种。他认为欧洲人种温和而敏锐、富有创造性，亚洲人种傲慢且贪婪，非洲人种则暴躁懒惰、粗心大意。在这种“种族优越论”基础上，林奈进一步发展出“文明等级论”，将世界各地划分为文明、半文明及野蛮区域。英国哲学家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指出，不同文明阶段的国家与民族，对其最为适宜的统治形式不同，对印度这类野蛮民族而言，独裁是最合适的统治形式，因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可视为文明的“恩赐”。可见这一时期的域外知识正是权力通过知识生产经装镇天饰上意识形态的产物。权力与知识的互动发展和矛盾斗争，决定了域外知识的形式、领域甚至具体内容。 

在研究对象和方法层面，欧洲区域国别研究展现出人文主义研究导向，主要聚焦于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社会习俗、语言文字等文明因素。在早期殖民时代，欧洲对域外知识的记述形式多为笔记、日记与田野调查报告。此后随着欧洲对海外殖民地的不断开发、对域外国家的了解愈加深入，相关专业著作开始涌现。无论是个人笔记还是专业著作，欧洲的研究主要关注对象国的文化要素。例如，欧洲各国的汉学家熟识中国风土人情，精通汉语，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不仅翻译四书五经，还研究先秦时期的《离骚》和《楚辞》，有关中国的历史与宗教领域著作等身。

区域国别知识在欧洲的殖民争霸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欧洲诸国中，英国依托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制定海外战略，最为擅长于因地制宜，形成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策略。在印度，总督黑斯廷斯创办了加尔各答宗教学院，并鼓励东印度公司的青年员工学习印度古典语言、熟识当地风俗。东印度公司利用英语教育与土语教育的分离、对印度教派主义的支持等方式，加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在中东，英国支持阿拉伯大起义、分割奥斯曼帝国、扶植犹太人作为嵌入阿拉伯世界的楔子，从容实现离岸制衡。这种制衡手段建立在深厚的区域认知基础之上，无论是利用教派矛盾，还是培植代理人，都需要对文明肌理与矛盾节点的精准把握。区域国别研究由此从学术知识转变为帝国权杖，而这也呈现域外知识重塑权力格局的殖民时代逻辑。

二、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动的地区调查

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加速向中国东北延伸。1906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加速对中国大陆的拓殖进程。次年，随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总部迁至大连，在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构想下，满铁调查部正式成立。在存续的近四十年里，满铁调查机构由最初仅有8人的小组，扩编至最多时拥有2354人的庞大机构。但是两次“满铁调查部事件”导致满铁内部陷入混乱，此后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失去政治依托的满铁迅速瓦解，其殖民知识生产体系亦随之崩塌。

满铁调查机构的研究活动与日本的军事行动高度相关，其所从事的调查研究具有针对性，全面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与殖民统治。1938年11月，随着满铁大型调查机构的建立，其研究规模与范围达到顶峰。满铁部长田中清次郎规定了大调查部的基本方针，其中包括弄清本质和实行当地中心主义、加强机构的整体性并执行统一的业务计划、贯彻满洲及北方调查重点主义等。1939年满铁启动了“日满华生产力扩充计划及物动计划调查”等多项专题研究。除专项调查外，举整体调查部之力进行的综合调查包括“中国抗战力调查”“日满华集团通货膨胀调查”“战时经济调查”“中国惯例调查”“世界新形势调查”等。相关调查的目的是全方位掌握中国的军事战斗力，包括中国东北、华北与华中地区的经济金融基本情况，满洲与日本经济一体化情况，东北与台湾的传统社会风俗规范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 

满铁形成了高度体系化的知识生产机制。至日本战败时，满铁累计产出了13000余份研究报告、50000余件研究资料。这些成果普遍采用当时先进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框架。在1907~1908年间，满铁编纂了《满蒙全书》，系统整合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及朝鲜半岛的地缘情报，将这些邻国视为需要文明开化的落后地区，将日本的殖民统治合理化。对外宣传资料是满铁成立十余年来研究成绩的对外宣传。同时，满铁还将这些成果转化为组织的内部学习材料。此外，满铁出版了162种《满铁调查资料》，定期发行《满铁调查月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研究成果发布体系。东亚同文书院向满铁输送了大量调查人员，该书院于190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上海创立，起初专门招收日本学生，以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在完成规定课程后，应届毕业生将数人组队，前往中国各地，实地调查当地的地理状况、政治情态、经济发展、商业往来等各类情况，并形成书面报告，以供日本政府对华决策之用。仅1929年，东亚同文书院就有18个班组、共87人前往中国各处考察调研。

意识形态因素是满铁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服务日本帝国侵略扩张的宗旨之下，满铁调查机构一度保有较高的思想自由度。20世纪30年代，大批左翼知识分子进入满铁调查机构，从事各类域外研究工作。1932年，满铁"经济调查会"成立后，作为《满洲经济年报》主要撰稿人，大上末广首次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深入分析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自此在满铁调查机构内部盛行，且一度成为满铁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方法论。尽管这种分析是以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为目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相对务实的研究风格却愈发使日本统治者难以接受。首先，马克思主义毕竟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日本军国主义底色的殖民扩张行径相悖。1930年，东亚同文书院内部便出现左翼反战组织“中斗争同盟”，并积极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其次，中西功等地下革命工作者得进入满铁，并对相关调查项目产生重大影响。满铁内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导致日本国内对其现有国策的质疑以及对侵略战争的不满。类似的情形证明在满铁内部，马克思主义与军国主义并行的双重思想难以长久维持。

1941年，苏联在日谋报团成员、满铁调查部成员尾崎秀实被捕，史称“尾崎·佐尔格事件”。作为首位被逮捕的满铁调查部成员，尾崎秀实在部内影响力较大，尤其在“中国抗战力调查”项目中占有重要地位。1942年9月，关东宪兵司令部对满铁实行“大检肃”，大上末广、渡边雄二等34名满铁高级官员被捕，在同年7月的第二次“大检肃”中又有10人被捕。这两次“大检肃”被合称为“满铁调查部事件”。据《满铁调查部内幕》记载，尽管“多数被捕者都获释了，审判官、检察官在审理案件时感到非常棘手，证据全是荒诞无稽之谈”，但此次风波后，满铁机构风光不再，最终随日本战败而覆亡。

满铁的运行机制呈现日本帝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的特点。其一是研究导向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以满铁大调查部存续期间进行的综合调查为例，1939年的“中国抗战力调查”针对的是武汉战役后日本久久难以实现对华速胜，战争面临僵局的情势；1941年的“战时经济调查”则希望通过深入分析目标地区的通货膨胀与经济结构，以推进日满华经济一体化，服务战时经济掠夺。其二是研究范围具有全域性与穿透性。满铁调查机构对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及苏联远东地区的调查全面展示了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客观形态，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本在中国东北等地建立的直接统治体制，为研究活动提供了特殊的制度便利。其三是知识生产与政治决策存在断裂。尽管满铁调查机构标榜科学研究，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等多元学术背景人才，产出的研究成果与日本侵华战争的未来走向高度重合。中西功主导的“中国抗战力调查”研究早已预见中国通过战争实现社会变革与日本战败的必然性，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无法停止，日本高层选择性地忽视这些预警信号，不仅未采纳满铁调查机构的研究结论，反而对机构成员展开大规模搜捕，加速了调查机构与军国主义的消亡。

三、冷战时期：美苏霸权竞争助推的区域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与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告终。战后国际秩序发生剧变，欧洲传统殖民帝国土崩瓦解，逐步构建起美苏两极对峙的全球权力格局，并逐步构建起两极对峙的全球权力结构。这种冷战争霸的需求促使美苏两国加大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性投入，学科主导权随之向美苏两极转移。值得关注的是，伴随苏联政治体系的崩溃解体，美国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迅速成为全球学术领域的主流话语体系。

美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萌芽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但直至40年代，高校相关教学与研究仍然较为零散化，全美专攻现代非西方国别研究的人员严重不足。这一局面在二战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美苏争霸日甚一日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下，美国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配合“马歇尔计划”、北约战略等，开始蓬勃发展。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提出支持外语与区域研究相关项目，确保人才培养满足美国的国防建设需要。到了20世纪60年代，参议员富布莱特（J.William Fulbright）主导的《富布莱特一海斯法案》得到国会批准，为区域国别学专业的教师与研究生提供海外教学与培训项目。基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及跨国资本全球布局的需求，美国的企业与基金会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1947年卡内基公司拨款资助成立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1950年福特基金会设立外国区域奖学金计划，并在1951年至1966年的15年内向34所大学投入共计2.7亿美元的相关研究资金。此后，哈佛国际与地区研究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球国际和区域研究平台、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先后成立。

除此之外，基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公共外交也成为美国拓展国别知识的重要渠道。1961年3月，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10924号行政令，正式组建美国和平队。和平队志愿者在目标国家的一系列援助工作不仅改善了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国际形象，还构建了其对外输出文化价值观的桥梁。与此同时，美方得以系统收集对象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信息，从而提升冷战时期对中间地带进行精准拉拢与博弈的能力。依托于由此积累的区域国别知识，后冷战时代美国通过人员流动与资本循环，配合美元潮汐周期控制全球金融市场，当外围国家货币体系出现脆弱节点时，美国迅速发起冲击并获取超额风险收益，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全球货币霸权。 

相较于欧洲的人文学科传统，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展现出独特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分析美国东方学发展时指出：东方学的学科知识和话语体系主要服务于帝国主义霸权，西方通过将东方塑造为他者，确立东西方的权力等级关系，而研究方法层面该学科逐渐从一门基本的语言学科转变为社会科学学科。在这种方法论变革下，目标地区的当地语言文本被当作一种“干扰因素”而受到刻意回避，区域知识生产更加抽象化与理论化。在美国的区域国别学科发展过程中，研究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二战前相关领域学者起初并不是区域研究专家，而是居住在殖民地的官员，资金充裕且毫无学术发表压力。这些高度“克里奥尔化”(creolized）的区域研究专家能够熟练掌握当地语言、与当地精英交往密切，研究与生活深度融为一体。然而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研究人员往往供职于高校等研究机构，由于学术发表压力，不得不委身于本土科研的评价体系。相较于长时间扎根历史文献以深入挖掘对象国语言文化、民族性格，时髦的量化模型、新颖的理论框架更显“高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将这种应用复杂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区域研究的成果比作一个自我延续的“鲁比·戈德堡机器”，其运转动力更多源自研究者对终身教职和职称提升的追求，而非实际知识贡献的考量。

冷战的结束迅速改变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轨迹。1989年后，历史终结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成为其区域国别研究衰退的主要原因。军事需求作为维系学科发展的传统纽带，因冷战威胁的消解而失去了战略价值，国会拨款的削减与大型基金的撤离直接导致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萎缩。伴随国家重心的转向与资本青睐的不再，美国学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负面声音逐渐放大。除了指责区域国别研究带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声音之外，还存在全球化意味着国家间强大趋同进程的主张。新自由主义认为追随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资本主义改革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的“唯一选择”，而这显得对不同地区内部情况的研究愈发无关紧要。自此，美国的相关研究虽生产出大量符合学术时尚且政治正确的理论产品，却脱离了现实世界与社会科学本应承载的战略功能。

同一时期于美国，苏联同样发展出独特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追溯至10世纪末对西伯利亚诸国家的地理概况、民族特征等信息的描述与研究。苏联地区学派的创建者、著名地理学家巴兰斯基（H.H.BapaHcK ii）首次应用了“国别研究”(cTpaHOBeneHHe)这一学术词汇。他指出，国别研究并非对所有地理学科的简单综合，而是应形成独立于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第三分支”。苏联学界整合欧洲地理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本土区域研究特色，在重视语言培训的同时，将地理学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相结合，逐渐形成巴兰斯基学派。1934年，巴兰斯基与经济地理学家维特维尔（MBaH AneKCaHApOBHY BuTBep)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成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地理系，二战后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地理系又被细分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地理系和资本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地理系。除此之外，苏联时期国别研究的重要机构还有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列宁格勒大学构建系统化的教学科研体系，强调语言、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多学科知识的融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则专注于世界经济与区域政治相关研究，其西方国家经济地理系和东方国家经济地理系后于1958年合并为世界经济系。 

针对对象国语言研究与培训方面，莫斯科国立大学于1956年建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后于1972年更名为亚非国家研究所，主要负责对从事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研究的地理和经济学家进行语言培训。除高校科研体系之外，苏联科学院还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密集建立了诸如中国研究所（后重建为远东研究所）、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后更名为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积极推动域外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在设立高校院系与研究所等专门机构的基础上，苏联学界相继设立《苏联东方研究》《今日亚洲与非洲》《拉丁美洲》《远东问题》等专注于特定区域国别议题的学术期刊。

整个20世纪苏联的国别研究迅速发展，数百本有关不同国家的专著得以出版。在苏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动员体制下，需要大规模合作的区域国别研究项目得以完成。苏联学术界依托系统性协作机制，累计出版逾500部国别研究专著，形成区别于西方实证主义范式的理论框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尤利安·布罗姆利主编、超过250名区域国别学者参与编著的20卷本《国家与人民》(CTpaHbI   HapoAbI)。该项目内容涵盖全球五大洲197个政治实体的自然地理特征、民族构成演化、社会文化形态及政治制度变迁。在资本主义国家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政治》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同样是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成果，其按照国际地位、生产力及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政党政治斗争等固定顺序，汇集了当时对美国、西欧诸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服务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需求，为理解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由此可见，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与国际权力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关研究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二战期间，苏联区域研究的着重点在于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到了冷战时期，与资本主义国家对抗、巩固自身势力范围和推动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需求推动了其区域国别研究重点转向。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分析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为其意识形态博弈提供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依托特殊体制实现了超大规模的学术协作，苏联科学院通过打破学科壁垒与地域限制，组织跨地区、跨机构、跨学科的学者群体进行联合研究，使苏联在跨国比较研究与宏观理论构建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不过由于美苏意识形态竞争影响区域国别研究，苏联过度依附价值观的学术成果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客观性。

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渊源与本土资源

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域外知识探索主要始于汉唐时期。汉代张骞奉武帝之命凿空西域，汉廷自此得以与西域诸国展开大规模友好交流与商贸往来。这些国家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与政治军事被记录于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大宛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中。唐朝与域外国家的商贸往来、人文交流空前繁荣。玄奘法师的西行不仅取得珍贵的佛教经文，更带回大量中亚、南亚地区的域外知识，其《大唐西域记》载有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近140个国家的人文地理与文化风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此处，杜环所写游记《经行记》载录了8世纪中叶中亚、西亚乃至北非的拔汗那国、摩邻国、波斯国等国的特产民俗、宗教法规等相关情况，是中华文明有关阿拉伯世界最早的一手资料。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繁荣一时，中国的海外贸易达到历史顶峰，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所著《诸蕃志》是宋代海外地理知识的集大成之作，其上卷《志国》记录了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下卷《志物》记载了海外诸国的物产资源。周去非所编写的《岭外代答》同样描述了南方和西方的海洋地理，为宋代海外贸易和域外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宋代国际贸易的发展为蒙元帝国的域外扩张奠定了经济基础。

及至元代，蒙古铁骑深入西亚、中亚和欧洲等地，四大汗国相继建立，基辅罗斯、保加利亚等国家均被纳蒙入古的控制范畴。蒙古对异族的长期且广泛的统治促进了东亚地区对欧洲的认知，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所著《史集》分门别类记载了欧亚诸国的地理图志及统治集团的世袭族谱；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记载了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地的情况，补充了元代海上交通及海外贸易的历史细节。明代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宣德柔远”，令“远夷知尊中国”，但与此同时，七次远洋航行使中国获取了丰富的海外知识。与郑和随行的马欢、费信、巩珍分别撰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其中对南洋与阿拉伯国家的记载成为中国古代域外知识体系的重要源头。万历年间成书的《东西洋考》由张燮所撰，对东西诸路航程、诸国朝贡市易及风土文物等方面进行了记载。不过海禁政策严格限制民间航海与贸易，导致技术发展停滞与域外知识断层。直到清代中国才开始尝试了“睁眼看世界”，魏源的《海国图志》系统介绍世界地理与政治制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洋务运动前夕重要的世界知识汇编成果。作为《海国图志》的姊妹篇，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记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概况和历史风俗，成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启蒙读物。

随着时代形势的变迁，民国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聚焦于比较政治等领域，议题覆盖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依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的记录，国别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着重于发达国家，如樊德芳的《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比较研究》、钱端升的《法国的政府》、兼文哲的《法西斯意大利的政治制度》、黄子度的《现代德国政治》等。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更加深入，金长佑的《日本政府》系统梳理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内阁制度与天皇政治体系等，为国内掌握日本的政治生态提供重要参考。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早在延安时期就依托陕北公学等研究机构展开敌情研究，并在抗日军政大学设立有关外国政治的相关课程。对苏联的代表性研究包括胡庆育的《苏联政府与政治》和林孟工的《现代苏联政治》，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在《每周评论》《新青年》《觉悟》等期刊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使中国社会及时了解苏俄的变。

从汉唐时期的文明互鉴到民国时期的学科萌芽，每个时代的域外探索都镌刻着时代特征与天下关怀。不同于西方将世界理解为国家间战争的结果，中国更加注重协和万邦，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思维看待世界。“天下观”作为一种以世界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对于理解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全球发展等世界性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可以为当下区域国别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然而，中国历代在域外知识生产过程中，缺乏认知体系与知识传承的延续性。在“华夷之辨”与儒家思想主导下，科举制度使教育更加注重背诵古文经典，域外知识长期被边缘化。尽管古代中国多次通过出使、远航获得了大量域外知识和信息，却一直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知识积累。另外，域外知识的获取高度依赖政权开放性，而中原王朝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农业生产更倾向于内循环，这导致中国历史中开放的时期相对短暂，而保守内敛成为主流，因此即便具备对外探索的能力与条件，其制度原动力亦严重不足。事实上，中国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演进同样符合知识与权力的互构逻辑。

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既是对古代域外知识探索的延续，也是对近现代以来向世界学习、借鉴经验的深化。新中国成立以后，迅速发展的外交工作亟须大量域外知识，区域国别研究得以重新启动，多家地区研究机构先后成立。面对20世纪60年代世界性的社会大变革，1963年末周恩来总理主导起草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获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校同时建立国际政治系，分别负责亚非第三世界国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并成立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等区域国别研究单位。为全面了解世界，中央还成立了“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建立相关科研单位，如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吉林大学的日本问题研究所和朝鲜韩国研究所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这时期虽然区域国别研究融入国际问题研究之中得到发展，但由于投入经费不足、人力资源稀缺，研究范围不够全面。自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交叉一级学科以来，其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组建研究队伍与学术共同体、服务国家战略、探索实践路径与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2025年12月，全国高校共设立19个博士点和39个硕士点，为区域国别研究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相关学术期刊、专题数据库乃至专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为研究的系统化、规模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以中国知网检索为例，以“区域国别”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年均发文量由2022年以前的约20篇，增加至2025年的约160篇。区域国别研究由过去以国别概况介绍为主，转向聚焦学科体系建设、国际风险评估、国情动态调研等主题的多元化发展，在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重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形成若干研究高地，为相关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然而，当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仍面临多种挑战：一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长期主导学术话语权，其构建的理论框架多基于西方经验，忽视非西方世界的复杂性，而中国学者常被动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不同的区域与国别问题，导致理论偏离现实，鉴于此部分学者甚至提出“理论之死”。多数国别研究仍照搬依附国际关系的理论和范式，出现“拿旧地图去找新大陆”的现象。二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面临源于本土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利于田野调查、咨政报告等实践性成果的产出以及原创性理论的探索，挤压了田野调查、咨政报告等实践性成果的产出以及原创性理论的探索空间。跨学科整合能力和平台的不足，导致区域研究往往陷于国别个案堆砌或宏大战略叙事，难以形成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解释力的分析模式。三是在国别的分布上，冷热不均严重分化，热门与冷门国家的研究投入比例严重失衡。资源、人才与投入高度集中于地缘政治意义上更加“重要”的强国、大国、富国，而弱国、小国、穷国则沦为“冷门绝学”。特别是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域外知识研究资料主要依赖英文文献和西方媒体，缺少当地语言和在地信源，出现扭曲现实世界的情况。

五、以区域国别学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从历史规律来看，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从未脱离权力场域，它既是权力投射的产物，也是权力博弈的工具。如表1所示，欧日美苏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皆印证权力与知识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与互构关系，始于权力主体将战略利益转化为具体的研究议题与资源投放，知识生产者运用这些资源，通过研究将原始信息符号化为系统的理论与叙事。这些知识产品进而被权力采纳，转化为具有合法性的外交辞令、政策话语与国际规范，塑造乃至主导国际社会的认知框架。这一过程不仅巩固了权力的地位与影响力，同时其塑造的知识体系又会催生新的认知需求，从而开启下一轮循环。总而言之，知识为权力提供合法性叙事与认知框架，而权力的需求则直接塑造区域国别研究的议程、范式乃至结论，从而进一步强化权力。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乱交织，所谓美式和平逐渐发生松动，地区强国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外交主动权，这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给予了历史性转机。中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也发生复杂的变化，要做到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有力保护海外利益，必然需要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因此，区域国别学的设立与发展正是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积极响应，也是深化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

首先，区域国别研究应基于知识与权力互构逻辑的深刻洞察，探索既融汇世界经验又彰显知识自主性的发展路径。域外知识生产始终与大国权力竞争同频共振。殖民掠夺是驱动欧洲探求域外知识的动力，种族主义与“文明等级论”为殖民扩张赋予了伦理合法性；日本的满铁调查机构在地区调查中尝试方法论创新，却终因军国主义的推进而横遭取缔；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美国与苏联的区域研究服务于意识形态阵营对抗，双方分别以各自独有的优势推动了研究范式变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指出，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Eurocentic)。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破局之道在于立足本土实践与本土资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构建兼具世界性与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体系，避免在认识论上自我殖民化、在方法论上学科割裂化，形成中国特色研究范式。作为新兴社会科学分支，区域国别学本身具有利益驱动与战略导向的特征。新形势下，对国家实力增长与国际地位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要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通过中国实践检验和优化区域国别理论体系，积极回应国际形势变化，为国家对外发展战略提供学理支撑。

其次，构建新型区域国别理论框架，同时以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反哺各个相关基础学科。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通过促进发挥政治学等学科的引领作用，推动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的转型，实现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促进各学科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这种融合的目的，正是生产出在深刻理解对象国基础上，输出国际对话中的可流通知识，从而在学术话语权竞争的核心场域赢得主动地位。具体而言，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可与如下学科实现协同发展：一是经济学领域的世界经济与市场分工体系研究。左翼学者将世界市场体系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维度，而区域国别学关注各地经济问题及不同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与定位。二是政治学层面的比较政治学与世界政治思潮研究。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为探讨霸权逻辑与区域政治思潮的博弈提供参照，基欧汉强调权力结构和相互依赖，使研究者将不同区域置于世界思潮的结构中进行考察。三是史学维度的世界史及帝国史研究，以帝国史分析带动世界史研究。明克勒的奥古斯都门槛理论发现帝国从军事扩张转向内政改革的发展规律，为理解帝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扩张与治理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四是文学方面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萨义德在文学上的人文主义批评及艾田伯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理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地域界限，为后殖民论述提供理论依据。

再次，从知识维度看，区域国别研究的自主发展需要方法论创新，而这一过程可通过文理工等交叉学科知识融合实现。日耳曼地区曾经建构起称为“国家学” (Staatswissenschaften）的学科，其由经济史学、法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混合而成，拒绝采用通用的学科区分标准。在这种跨学科研究模式基础上，当下需要结合社会科学研究定量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趋势，深度挖掘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卫星遥感等技术的潜力，使其成为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重要工具。这些技术可提供目标区域或国家的统计数据和文本影像，从而提升研究效率。如基于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资料能够用以研判国际局势；遥感技术提供的影像资料能够助力非洲自然灾害与政治冲突关系研究。欧洲擅长于人文学科研究方法，日本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战局进行了精确研判，美国则在国别研究中引入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使研究向理论化、科学化迈进。纵观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历史，其方法论演变趋势正是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倾斜。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均有各自特点与优势，理想的状态应是研究者既能深谙对象国的语言文化并建立当地人脉网络，又能熟稔量化统计等社会科学方法并开展实证研究，使域外知识兼具人文温度与理论深度，同时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与效率。 

最后，从权力维度看，区域国别研究须回应“一带一路”建设与海外利益保护、大国博弈与国际竞争等国家战略需求，构建良性循环的研究生态及知识生产机制。近年来，许多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碰到的困难主要不是技术方面的，而是对当地的政治生态、经济动态与文化状况不了解，经常碰到了问题而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政府作为权力需求侧，希望作为知识供给侧的学界能够提供学理化支持，从而实现知识向权力的有效转化。然而，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学”的建构问题上，脱离了正在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世界现实。未来，中国区域国别学应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抓住中国产业、企业、金融资本“走出去”的契机，从中获得科研资助的同时为其提供知识反哺，助力中国产业与资本的海外利益保护，从而形成独特的研究和实践共同体生态。在知识来源层面，通过建立域外实践者知识回流机制，将政府部门、媒体、企业的驻外人员或华人华侨积累的本地经验转化为学术资源。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可以破解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闭门造车"的困境，还能进行本土理论检验。因此，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应形成国内外统筹合作机制，使研究为现实世界给予足够关切，从而探索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

六、结 语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区域国别研究通过系统性知识生产，提高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度的认知，为国家的对外交流合作、海外利益保护、全球治理参与等重大议题提供更加全面且精准的背景知识和决策依据，从而为国家战略制定增添确定性与稳定性。回望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历史脉络，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始终深嵌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与战略诉求之中，展现知识与权力的共生与互构关系。宗教传播与殖民扩张的需求驱动下欧洲诸国萌生了探索域外文明的需求，其通过论述主体文明之于他者文明的优越性，为自身扩张与侵略赋予了文化上的合法性。工业革命与科技勃兴推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自欧洲扩散至全球，美洲、东亚等地区开始出现现代化强国。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跻身列强，开始展开域外地区调查，为其军国主义提供知识基础。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分别构建了本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以服务其霸权竞争。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路径，不仅需要积极汲取世界各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教训，更亟待深入挖掘并激活本土资源，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此系统阐释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与中国之理。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需要通过超越对西方理论的依赖移植、交叉学科方法论创新以及高效的知识生产机制，构建兼具本土根基与世界视野的知识体系，将知己知彼与实事求是相结合，为相关学科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增量，使区域国别研究真正成为贯通古今、联结中外的知识枢纽，从而成为驱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