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聚焦 | 李巍、邹玥：中美产业政治学的兴起

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采访人为王英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和博士生邹玥近期接受FT中文网“中国学者百人百访”栏目专访，访谈围绕“产业政治学”展开，以下为访谈全文。

作  者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邹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下是访谈实录。

李巍（左） 邹玥（右）

问：今年7月，你们在国内知名学术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了《国家与产业发展：产业政治学的兴起》一文，请问是什么契机促成你们展开这一课题的研究？你们提出的“产业政治学”的核心理论逻辑是什么？

李巍：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产业（科技）政治的研究是一个逐步积累与转向的过程。过去一些年，我大量的学术精力主要专注于金融（货币）政治的研究。但到了2017年前后，随着我对美元霸权、欧元诞生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的宏观逻辑理解逐渐深入，我意识到如果继续这一研究方向，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自我重复或者陷入对技术细节的讨论。所以，我下定决心走出学术“舒适区”，探索新的研究方向。

我对产业（科技）政治的关注，起始于我对国家实力测评方式的不满意。理解大国实力的对比，是分析国际与外交问题的起点。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习惯使用GDP等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国家实力，但它过于粗略和简单，难以充分解释大国在许多具体领域中的博弈结果。因此，我致力于“找回”现代经济条件下国家实力的微观基础，我自创了一个新的学术概念，那就是“超级企业”，我认为它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

在产业政治领域，最初我最想深耕的其实是航空产业，“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却是半导体的研究。2020-2024年，受美国打压华为的刺激，我和我的学生李玙译陆续完成了半导体产业政治研究的“三部曲”，每一篇的引用量都很高。除此之外，我和我的学生们还研究了空客、苹果、巴航工业等超级企业，研究它们如何在特定地缘政治环境的商业战略选择，以及如何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这些超级企业的研究项目虽然引起不少关注，但一直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也成为我心头的一大遗憾。

直到2025年上半年，我受邀在多家研究机构发表了关于产业政治的学术演讲，听众的反响非常积极，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要把理论框架搭建出来。《国家与产业发展：产业政治学的兴起》标志着我们在过去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迈出了理论化的关键一步。

邹玥：我对产业问题的关注源自在杜克大学攻读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的经历。杜克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以环境与能源议题见长，我在入学后深受影响，形成了对新能源产业特别是电动汽车产业的学术兴趣。中美两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产业政策比较分析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由于个人原因，我后来选择回国攻读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入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后，我和李老师合作完成了大国电动汽车产业竞争的第一篇论文，算是正式踏入了产业（科技）研究领域，而我目前正在推进的特斯拉的研究项目也是这篇论文的延续。

由于我有公共政策的学术背景，李老师鼓励我系统梳理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并形成一篇文献综述。在撰写与修改的过程中，我和李老师通过数轮讨论不断碰撞出新的想法，我们都认为既有的产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分析范式已经远不足以理解今天的大国产业竞争现象，我们需要新的概念体系、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产业政治学的论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李巍&邹玥：理论的构建始终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在梳理和追踪过去东亚后发国与当下美国霸权国的产业扶持措施后，我们选择将“国家能力”和“地缘政治”作为“产业政治学”的两大理论支柱。这两个概念在政治学中本身并不新颖，但我们在将其引入产业政治研究时做了一些创新和推进。

一方面，我们特别强调国家能力中的对外维度。对霸权国而言，国家能力不仅体现为对国内资源的汲取、渗透和协调，更突出地表现为对外调动国际市场资源的能力，主要包括对敌强制和对友联盟的能力。当然，这种对外国家能力并非霸权国独有，只是霸权国家在这个方面的能力表现尤为突出。

另一方面，我们重新审视了地缘政治环境作为一种外在因素对产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对后发崛起国而言，有利的地缘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但对霸权国而言却恰恰相反，我们发现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都是霸权地位确立之后走上了经济金融化的道路，最后导致制造业外流，深陷“金融诅咒”；反而是在权力地位遭遇挑战之后，霸权国才更有动力去以国家意志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这体现了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地缘政治逻辑。总的来说，产业政治学试图揭示这样一个道理：产业竞争不仅是市场之争、技术之争，更是国家能力的竞争，而且深嵌在特定的地缘格局之中，它是理解大国兴衰的重要脉络。

问：你们在文章中提到产业政治学的两个源头分别是“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践和“安全型国家”的产业战略实践，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如何看待当下中国和美国的国家角色？

李巍&邹玥：关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文献已经相当丰富，不少学者尝试用这一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发展路径，也有研究认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隐形的发展型国家”。但我们认为，发展型国家理论本身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理局限性，不宜简单套用于今天的中国和美国。

作为一个重点研究美国政治经济的团队，我们用了很多精力梳理美国产业发展史，并发现了两条重要的经济思想脉络。一是汉密尔顿主义，它表明美国在产业发展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具有一定国家干预色彩的“发展型国家”特征，而且长期作为一条“暗线”存在；二是杰斐逊主义，它主导了美国作为自由主义“规制型国家”的形象，是贯穿美国历史的“明线”。当美国遭遇外部安全挑战时，“暗线”则会浮出水面。

2023年，拜登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力》的演讲，在其中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的理念，这标志着汉密尔顿主义正在美国全面回归。它主张美国应动用一切内政外交手段复兴制造业、竞赢中国，本质上反映了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安全和战略诉求。对此，我们从琳达·维斯（Linda Weiss）关于“国家安全型国家”的研究以及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与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L. Newman）关于“经济安全型国家”的研究中获得重要启发，将美国的“明”“暗”两条脉络整合到“安全型国家”的框架下。这一概念更适合描述具有强大对外国家能力的霸权国，而这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所不具备的特征。

对于美国作为“安全型国家”的产业扶持行为，我们更倾向于使用“产业战略”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来定义，我们认为前者的内涵远比后者要丰富。事实上，美国官方也倾向于避免使用“产业政策”一词。我们借鉴了拜登政府提出的“现代产业战略”（modern industrial strategy）和戴维·鲍德温的“经济权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概念，提出了“产业战略”（industrial statecraft）这一术语，以全面涵盖霸权国为护持本国产业、打击对手产业而采取的内政与外交手段。

当前，中美两国实际上正在相互模仿，这再次印证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构性压力之下，国家的行为会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而逐渐走向趋同。最近，美国多家主流媒体和智库也都在呼吁美政策界关注“中国模式”，希望推动建设一个更有能力统筹产业发展的“工程师国家”。近期美国的一系列动作尤为引人注目，特朗普政府不仅成为英特尔第一大股东，还要求芯片企业与联邦政府分享在华收入，更为硅谷科技领袖大设“鸿门宴”公然逼迫他们投资美国本土，那就更不用说对全球大打“关税战”。这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加速推动“经济国家主义”的回归。

传统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美国是一个对外强大（相对于其他国家）而对内弱小（相对于国内社会）的国家。但如今我们发现，美国总统在国内政治中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权力。特朗普以其“帝王式总统”的身份地位，以“任人唯忠”和“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原则来组建行政班底，并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来运作美国联邦政府这架令人生畏的“权力机器”。他不断试探美国宪政制度的边界，可以说，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我们都看到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利维坦”在美国崛起。

问：最近半年，中美经贸关系的恶化再次呈现“螺旋式”的升级态势，中美两国在经贸上的离心力显著增强，中美这一特殊的合竞互动影响了产业要素的跨国流通，这对第三方国家的产业发展会构成哪些机遇和挑战？

李巍&邹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对世界其它国家会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一方面，许多第三国及相关跨国企业正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就是荷兰。在美国的强力施压下，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尔宣布对华禁售最先进的EUV光刻机；今年9月，荷兰政府又强行接管了中资背景的安世半导体。但与此同时，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却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对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这种矛盾表态恰恰反映了第三国在中美博弈中的两难。如何在大国之间开展有效经济外交、实施风险对冲，其复杂性与挑战性已远超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

另一方面，机遇也应运而生。一些在关键产业链环节具有优势的第三方国家，正从中美博弈的缝隙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比如韩国的半导体、造船等产业就受益于中美产业竞争；越南积极承接来自中国的纺织、电子等产业转移，不少中国出口演变成了越南出口；印度则在电子制造领域吸引着更多投资与产业链流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果链”的大量迁入。如果这些国家进一步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对内和对外国家能力，它们都有望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渔翁得利”，因此产业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小国家也是适用的。

问：在你们提出的产业政治学研究框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探讨政府为实现战略或安全目标如何干预产业发展。请问在当前形势下，美国的政企关系正在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特别是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出现了哪些新特征？

李巍&邹玥：关于美国政企关系的新变化，我们认为当前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科工复合体”的全面崛起，这可以说是特朗普2.0时期一个重要的新现实。这个又被称为“科技右翼”的势力集团，由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企业、风险资本、部分科研机构、国家安全部门等领域精英共同构成，他们正在取代传统的科技巨头和华尔街金融资本，成为支配美国未来国家战略的新兴力量，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我们还观察到美国企业正在经历一场国内环境的巨变。过去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下，我们习惯于默认美国国内“政企分离”的特点，但这些年的事实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美国企业也要“讲政治”。当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企业进行动员时，企业大概率只能屈从。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当今在美国的处境。今年出版的新书Apple in China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苹果在华供应链布局助长了中国的产业崛起，这成为苹果这类跨国公司的“原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库克在特朗普面前表现得如此谦卑。在国家安全这面大旗下，企业原有的独立性不复存在。

问：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推出了一揽子以减税、支持传统能源、放松监管和加强国防工业为核心的国内政策，同时加大了对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的压力，以对抗其作为崛起大国对国内产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你们如何评价美国政府目前的产业战略及其效果？

李巍&邹玥：美国的产业战略取得了一些标志性进展，过去五六年间的“制造业回流”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当属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建厂。与此同时，苹果、英伟达、三星等科技巨头也纷纷宣布加大在美投资力度。这些动向表明，美国政府的产业回流战略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决策。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二战后至今年代里，我们目睹了俄罗斯、巴西、伊朗、南非等国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去工业化”，想“再工业化”很困难，而美国在经历了制造业“失去的十年”后，能否重新找回制造业活力仍是一个未知数。当前特朗普2.0以强有力的关税措施助推制造业复兴，关税对美国人而言必然伴随着痛苦。但纵观世界历史，一切旨在改变重大利益结构的改革，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阵痛”。

“特朗普主义”的经济计划本质上是一种由霸权护持目标所驱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旨在将美国经济从消费主导型增长转向生产主导型增长，将经济战略的重心从华尔街转向“主街”（main street），以重夺全球制造业主导地位，复兴美国中产阶级。然而，这一战略转变将以颠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破坏全球供应链稳定为代价，最终可能削弱美国的制度吸引力、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甚至还会危及美国的金融和货币霸权。

问：你和你的团队接下来还有什么研究计划？

李巍：我的《霸权暮光》一书将会在今年年底出版，算是对过去这些年产业政治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明年，我还会努力完成我多年的一项“烂尾工程”，即《竞逐蓝天：国家战略能力与民用飞机制造》，在这本书中，我将系统回答国家的战略能力（包括对内国家能力和对外国家能力）如何影响了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和日本这七个经济体发展民航工业的成败得失。这两项研究的完成意味着我个人的产业政治研究将会告一段落。不过，我还会继续指导我的学生推进一些未竟的超级企业研究项目，包括对英特尔、阿斯麦尔、特斯拉、波音、英伟达和SpaceX的研究，其中特斯拉的研究就是由邹玥负责推进，在这项研究中她提出了一个分析地缘政治环境中超级企业成败的“金字塔模型”。同时，我还会支持我的学生拓展“产业（科技）政治研究”的版图，介入与海洋相关的造船、港口、航运等研究领域，以及对基建特别是算力中心的研究。通过这些集体性的努力，我们希望进一步丰富对国家与产业间关系的理解。

未来，我个人则将会把精力全面转向关于帝国和霸权的研究。我将通过系统梳理19世纪英帝国和20世纪美霸权的历史，探究这两大强权究竟如何形成对世界体系的支配性力量。我将围绕外交能力、融资能力与创新能力三个维度来探索帝国/霸权统治世界之谜，并期望为之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以将大国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整合起来。

采访人

王英良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

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

目前在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栏目

访谈微信号：porsche910114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文章来源：经济外交学人

网页编辑：朱维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