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李 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技术革命、产业治理与美国的经济不平等
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梦已死”，其内在含义是一个拥有庞大中产阶级和充裕阶层流动机会的美国在过去四十年中已经远去。从1970年到2018年，美国高收入群体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29%上升到48%，中间阶层收入占比从62%下降到43%，而低收入阶层占比从10%下降到9%。与此同时，研究表明股票形式的薪资是美国富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2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00名高管超过80%的收入来自股票期权与授予股票奖励。可见，美国当代的经济不平等与企业支配资源的方式紧密相关。那么，什么样的技术条件和产业治理模式造就了美国当前的资源分配方式？为什么拜登政府的进步主义经济政策未能有效扭转不平等，以致于特朗普得以强势回归？
美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市场经济，但“市场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黑箱。打开“市场”的黑箱，首先需要明确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主导资源分配的是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其次，大企业的资源分配是一个管理过程，它通过高管的战略决策表现，受企业生产组织架构约束，最终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条件。随着技术革命更迭涌现，企业的组织与治理结构不断调整，进而影响到资源的配置与产出的分配，最终表现为宏观经济结果。
要理解这一过程，需要追溯到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在19世纪英国纺织业车间中，资本家依赖高技能工人管理生产现场，高技能工人成为“工头”，资本家与工头之间是承包关系。由于英国资本家缺乏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导致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难以转型，英国工业由此不断衰退。到了20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流水线带来管理革命，大规模自动化生产取代了工人技能，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经理人代替曾经的“工头”控制生产，建立起正式的管理、分销、研发组织，形成庞大中产阶级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产生分离，大规模自动化生产所产生的巨量财富铸就了二战后美国的黄金年代。
科技革命带来产业革命，进而带来企业组织形态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美国进入“新经济”阶段，企业组织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呈现四方面的变化。一是金融化，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引入股票与期权激励，同时代理理论的流行将成熟企业中高管利益与资本市场绑定，而不是与企业本身。二是市场化，初创企业的高流动性就业模式瓦解了成熟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三是自动化和产业碎片化，企业内部科层减少，生产模式从垂直一体化模式转变为标准化、模块化生产。四是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低附加值产业和大量中低层工作被外包到低工资国家，造成去工业化和产业工作流失。
在80年代之前，美国企业大部分的盈利用于再投资。8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大企业将越来越多的利润用于股票回购，以此拉动股价上涨，甚至不惜以裁员、削减业务来维持分红和回购。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股东、职业经理人、金融从业者的财富急剧膨胀，而底层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不断萎缩。大企业金融化后成为资本与高管攫取价值的工具，损害了对中产阶级工作的投资，从而破坏了经济平等与进步主义的基础。
从这一角度审视“拜登经济学”，其失败的根源正是对市场的迷信，无法铲除金融资本与企业高管之间的合谋，从而无法阻止投机狂潮损害中产阶级、破坏社会平等。面对全球化浪潮，拜登只能调整全球化的方向，推行“近岸外包”“友岸外包”，而无力改变全球化进程。拜登时期，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庸俗化，进而可以被管理阶层赎买，最终反而进一步伤害底层人民。当前，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与底层人民对不平等的痛恨密切相关，然而，特朗普虽然问对了正确问题，但他反对全球化和反对DEI（“多元、平等和包容”）的方案并未触及资本与高管的合谋。同时，特朗普的政策会否掀起新的财富瓜分浪潮，仍需拭目以待。
注：本期简报根据复旦大学李寅副教授于2025年2月24日在第30期人大美研学术报告会上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本次报告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眭纪刚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郭馨怡老师担任评论人，另有五十余位校内外学生参加报告会。
供稿：张思薇
网页编辑：朱维肖
